编者按：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曾经讨论过欧洲地区缺乏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基层社会中为民众提供保护的是地方上的贵族、庄园主，中央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极差，无力组织起庞大的军队。有读者便就此提出疑问，为何游牧民族没有在欧洲建立如金、元、清一般的中央集权的政权？
事实上，没有建立集权政府，与游牧民族未能成功侵略欧洲是两回事，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曾经讨论过，在罗马帝国衰败以后，欧洲的中央政府十分孱弱，居民之中很大的一部分都分散地居住在具有堡垒性质的城镇之中，以避免遭受盗贼、海盗的袭击。
道格拉斯·诺思曾经就此讨论过，认为在中世纪时期，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契约关系并不仅仅是卖身契上的归属关系，奴隶主还向奴隶们提供安全与保护（《西方世界的兴起》）。事实上，汉代与两晋时期的豪族也都有着类似的职能，但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得地方治安更好，这些农民也不必受到奴隶契约的约束而相对自由，能够开垦更多的农田、发挥更多的智慧。
至少一部分源于这一原因，中国地区的种植更加发达，且呈现相对的集中与精细化种植，人口也更加密集，游牧民族在进行掠夺时更加倾向于这一片富饶的土地。而农业文明的前提决定了中原政权难以在西北、北部这些地带建立有效的治理，而漫长的运输线便可能导致一个帝国的财政危机。如北魏时期的六镇动乱，其直接动因是六镇地区的粮食短缺；北宋时期，宋太宗一度试图放弃对西北重镇——灵州的统治，其原因在于粮运过于困难导致运费太高，朝臣故而上奏反对坚守灵州，而党项人便就此趁虚而入（《战争事典》026）。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游牧民族进行掠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粮食财货。这样一来，对分散的聚落进行掠夺就更加麻烦，无法养活一个较大的部族；反倒是集中的农业聚居区掠夺起来更为方便。但限于地理的限制，并非所有游牧部族都会往东亚地区移动，欧洲地区的海盗、强盗其中一部分也来源于此，而有一部分部族则会定居下来。
▲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又何尝不是侵略者？
正是因为身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危险的环境之中，人们也更容易有着神灵崇拜，希望获得神灵的救赎。欧洲的宗教在这种环境之中迅速发展，他们不仅仅为人民提供精神上的救赎，还提供教育、医疗、音乐以及保护，以此获得了其合法性基础，获得了人们的崇拜，构建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换句话来说，在罗马帝国逐渐衰弱以后，宗教与地方贵族、庄园主部分地代替中央政府提供公共品，以此获得了其合法性基础，也愈发挤占其在地方的公共权力。而中国却出现了与其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制度学派曾经十分强调“制度路径依赖”的概念，这一概念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历史上的制度会对当前的制度及制度的变化产生影响。尽管制度学派主要强调的是“制度”，但在历史上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种现实：在中国古代朝代更替时，政府会继承前一代政府的各种政治遗产，除了各项制度以外，最为重要的其实是官僚体系。
▲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诺奖得主 道格拉斯·诺思
这涉及了人才的问题，因为合格的官僚吸收、培养起来费时费力，更何况是（至少表面上）忠于王朝的人才，毕竟古代没有现当代这种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人才选拔机制的基础——儒家学说，对于国家治理的指导意义，更多体现在儒家学说构建了一个观念上的一体化国家，对于社会有着一种非正式的约束；组织上虽具有一体性，但整体结构相对松散，依赖着儒家思想所形成的非正式约束（周雪光《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除了技术官僚以外(如计吏)，其余的官僚往往需要在官场中打磨、在基层社会任职历练，才能有足够的手段、经验与智慧去考量利弊。正是因此，中国古代官僚的迁转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论资排辈“与经验主义。
▲张居正的影视形象
若是国家规模有限，这种问题反倒不大，官僚可以根据治理状况随时进行调整。但中国自古疆域广大，中央政府历行改革时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古代代表地方势力的党派因为利益问题，与其他派系乃至于皇权发生矛盾的事情比比皆是。如唐代中央政府派遣京官前往地方时，常因地方势力不加配合而难以进行治理，宋代时期的政治改革也曾因牵涉蜀、洛、朔等派系斗争而难以推进。这时候，官员不仅需要依照经验进行治理，往往还需要妥协或者动用人脉关系进行协调。
▲苏轼是蜀党的代表人物之一，最终因乌台诗案触怒宋神宗而被贬至岭南
具有治理经验的官僚培养起来费时费力，而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又必须依赖于这些“熟练官僚“，这种矛盾使得新王朝必须吸收旧王朝的官僚体系，才有可能进行有效治理。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新的统治者往往遵循着儒家思想、奉行科举制度，以达成这种观念与组织上的一体化（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正是因为中国有着相对成熟的、不断扩张的官僚体制、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复合形成的国家治理结构，才可能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长期维持着相对意义上的一统体制，而这些边疆部族也才可能接手中原的统治。
反观之欧洲地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中缺乏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也没有这样一套完整的、成熟的治理结构，于是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建立其有效的、广泛的集权统治，也就很难在短期之内建立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要知道，中国的集权体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初步产生，在秦朝才正式确立，直到唐宋才算基本成熟。由于治理的幅员较小，也没有必要如中国历朝中央政府一样去追求效率化改革，构建韦伯所说的“科层制“的官僚体系。
于是在现实意义上，规模较大的游牧部族侵略欧洲的动机不足，但当地主体民族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事情却并非没有发生过；只是这些侵略者在占领地方后，也因为缺乏相应的治理结构而难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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