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生一个女孩——东北农村家庭生育选择的变迁
长期以来，中国家庭的生育文化偏好多生孩子、生男孩。在没有现代避孕手段的时代，部分经济贫困的家庭不得不选择遗弃女婴，甚至溺婴，以确保有限的家庭资源由儿子享有。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每户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尤其是1980年实行了一孩政策以来，很多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女孩，而没有男孩。由于农村养老社会福利机制的缺乏，农村老年生活依然需要子女的经济资助和日常生活的照料。在父系亲属制度下，儿子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主要责任，养儿防老对于农村家庭尤为重要。此外，在传统父系社会，儿子还扮演着传宗接代的重要角色。因此，一孩生育政策出台时，很多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村家庭（称为“独女户”）为了生一个男孩，出现超生现象。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多数省份进行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二孩，使这些家庭有了生男孩的机会。
然而，笔者在东北农村从事的田野调查发现，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独女户家庭自愿放弃二孩指标，选择只生育一个女孩。此种生育文化的转变在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也有出现：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部和中部四县推行二孩政策试点时，人口学家就发现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两个孩子的机会，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1] 人口学家在江苏进行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也发现低生育文化在当地已经形成;[2] 人类学家张虹和阎云翔分别在湖北和黑龙江农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发现，部分村民不仅只生育一个孩子，而且只生育一个女孩。[3]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家庭从过去为了生男孩而超生，到现在自愿选择生育一个女孩？本文基于笔者在2002年到2012年期间在李家村共17个月的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从东北农村年轻夫妇的生活观念、育儿实践、长辈赡养、娶妻成本以及传宗接代观念几方面的变迁来阐述独女户家庭生育观念转变背后的原因。
只生一个女孩
要理解李家村生育文化的转变，有必要先了解李家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李家村位于辽宁省，是个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多姓村，2007年村常住人口为800人。除了农业收入外，李家村村民还通过在村外打工来增加收入。与有些地区农民进城打工不同的是，李家村附近有几家工厂——比如砖厂和食品加工厂——为村民提供了便利的就业机会;李家村附近的县城也吸引了很多村民在工厂和服务行业打工。村里几乎每户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员在村外打工，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家庭收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中国很多农村相同，李家村保留着父系亲属制度“从夫居”的婚居传统。婚后女方搬到男方家，同男方父母住在一起。然而，这一传统也正在经历着变革。多数年轻夫妇会在婚后几年选择和父母分开过，单独管理自己小家庭的收入和日常支出。他们有的和父母同住一所房子，有条件的则和父母分开住。
1980年全国开始推行一孩政策。2007年，笔者在李家村调研期间，村里和村附近的围墙上还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标语。计划生育工作由村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妇女主任负责。据当时的妇女主任回忆，一孩政策刚实行时，没有儿子的村民强烈抗议政策的推行，有个别家庭有超生现象。1986年，多数省份农村独女户家庭被允许生育二孩，政策刚出台，受到李家村独女户家庭的积极响应。据当时的村妇女主任回忆，那一年的二孩指标非常抢手。此后几年，陆续有符合政策的独女户家庭申请二孩指标，生育了第二个孩子。然而，自90年代开始，出现独女户家庭自愿放弃二孩指标、选择只生育一个女儿的现象。笔者在李家村调查期间，这一生育选择已经被年轻一代夫妇所接受，他们在经过几年的考虑后，领取了独生子女证。[4] 2010年，165对育龄李家村夫妇至少有一个孩子，包括50户独女户，这其中有34对（68%）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李家村独女户家庭的生育选择并不是特殊的个案，在李家村所在的乡，2009年共有951户独女户，其中541户（56.9%）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对于独女户家庭的这一选择，很多村民用“想开了”和“思想打通了”来表达他们的理解和认同。村妇女主任告诉我，比起以前计划生育工作需要严厉监督育龄妇女，以防止超生、抢生，她现在的工作非常轻松。她用“给钱都不生了”来描述独女户家庭对只生一个女儿这一选择的坚持。
活着为了享受
导致年轻一代夫妇从多子家庭到只要一个孩子的生育观念的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年轻夫妇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越来越看重物质消费和享受生活，用很多年轻人的话说，就是“活着为了享受”。
李家村这些选择只生育一个女儿的夫妇多出生于60年代中到80年代中，他们成长的过程经历了农业从合作化到土地承包制度、市场经济的几番变革。合作化时代，农民收入微薄，日常生活消费品数量有限，用村民的话来说“那时每家都很穷”。80年代初，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推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通过务农和从事非农工作增加了收入。同时，消费品种类日益繁多，迎来了消费时代的到来。受消费主义观念影响，攀比风在李家村年轻人中悄然兴起，跟得上消费时尚成为年轻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比如笔者在李家村调查期间，电动自行车取代了传统非电动自行车，成为村民们崇尚的消费品。选择购买非电动自行车的村民会被认为“太土”，跟不上时尚。为了追赶消费时尚，不被村民嘲笑，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在村外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費品的购买力。笔者在李家村调查期间，所有的年轻男性都从事非农工作，已婚女性生了孩子以后的几年会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当孩子开始上幼儿园，或者如果公婆可以照看孩子，很多女性也选择在村外打工。除了对物质消费的追求，年轻夫妇们也看重享受生活闲暇。不在村外打工的年轻女性，有的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或者等到孩子去上学后，聚集在一起打麻将。在村外打工的年轻人，有的下了班，吃过晚饭后，也加入到打麻将的人群中。
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和享受生活闲暇的生活观念对李家村年轻夫妇们的生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随着日常消费支出的增长，抚养孩子的费用也在提高，生育二孩意味着家庭生活消费水平必然会受到影响。此外，年轻一代村民认为，抚养孩子需要父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会占用他们用来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影响家庭收入和享受生活闲暇。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家庭经济水平和生育选择发现，美国夫妇们在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的时候，会考虑家庭收入的增长潜力和他们理想的生活水平。 [5] 李家村的独女户父母在决定是否生二孩时，面临着同样的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李家村的年轻女性是享受生活这一观念的忠实信奉者。与男性不同，女性婚后须承担家务和照料孩子的主要责任。她们中的很多人倾向于只生一个孩子，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农工作，增加家庭收入，以实现她们新的生活理想。在传统父权和夫权制度下，生儿子是年轻女性在夫家确立地位的重要途径。但今天年轻一代的女性通过参与非农工作对家庭经济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且农村婚姻市场上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年轻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更为稀缺，这两点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因而不再需要通过生男孩来确定自己在夫家的地位。因此当她们在生育选择上有更大的决策权时，很多女性在只生一个女孩这一选择中起了主导作用。
育儿成本的增长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抚养孩子的日常生活成本持续增长。此外，新一代的父母们对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普遍更为重视，但教育费用又不断增长。这两个因素都使得年轻父母们宁愿把有限的家庭资源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
日常消费支出的增长体现在饭食、零食以及衣服和玩具的花销上。以午饭和零食为例，比起父母准备的饭菜，学龄的孩子们更喜欢购买品种多样的盒饭作为午饭。为此，父母们要额外支付孩子的午饭费用。此外，饮料、雪糕等零食成了孩子们生活的必需品。孩子们放学后，会从校外卖零食的小商贩，或者村里的杂货铺购买零食。这些新的花销为年轻一代父母增加了育儿成本。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年轻父母们互相攀比，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消费品，以证明他们扮演好了父母的角色。此外，很多孩子已经养成了自己的消费喜好，常常在购买食品和衣服等日常消费品时起到重要的决策作用。这些日益增长的育儿成本往往让年轻父母们觉得吃不消。
育儿成本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教育支出。李家村父母对子女教育非常看重，他们希望孩子可以在城里找到稳定工作，摆脱在农田辛苦劳作的命运。而对于多数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途径是考上大学。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使更多的学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然而伴随扩招而来的高额学费，也给农村学生的父母们带来了更大的经济负担。
李家村年轻父母们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他们倾向于多花一点钱，把孩子送到县城里的幼儿园，因为他们认为县城的幼儿园比村里的幼儿园师资好、设施完善。小学和初中阶段，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补习班，期望孩子在升学考试中更有竞争力。孩子考上高中后，父母在教育上的支出会大幅增加，因为县里的两所高中距离李家村有一段距离，村里的高中生们需要在学校住宿。有的家长为了支持孩子更好地准备高考，不惜花钱临时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如果孩子顺利考上大学，大学的费用更是一笔很大的花销。为了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夫妻二人除了农业收入外，都必须从事非农工作，以提高家庭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李家村父母对子女日常消费的支出和教育的投入并不存在性别歧视。老一代的重男轻女观念中把有限的家庭资源和受教育的机会留给儿子的行为，经常受到年轻一代父母的批评。有女儿的父母们会在女儿生活、就医和教育方面倾尽全力。尤其是在对女儿教育的投入上，即使是那些既有儿子也有女儿的父母们也很少会仅支持儿子接受高等教育而剥夺女儿上学的机会。独女户的父母更是把有限的家庭资源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期盼着他们的女儿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
养儿不一定防老
独女户家庭生育观念转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男孩偏好的减弱，其中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是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儿子在家庭养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作用，这是因为农村缺乏城市里的养老社会福利机制，农民年迈停止务农后需要依靠子女经济上的帮助来支付用于维持日常生活和医疗的费用，而传统父系亲属制度下，女儿婚后从夫居，要协助丈夫承担照料公婆的责任，而儿子婚后继续住在家里，和儿媳一起赡养父母。但是在李家村，这种依靠儿子养老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老人倾向于不与儿子儿媳同住，并且在经济上争取独立。李家村村民通常60多岁甚至70多岁才停止务农，而且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部分曾经依靠人畜力的农活可以由机械代替，依然依靠人工的农活也可以雇佣村民帮忙。有的老年人把土地承包出去，2006年夫妇二人承包出土地的年租金收入平均为1110元，这笔钱可以支付日常所需的米、面和食用油的费用。[6]这样，李家村的老年人就可以继续保持农业收入。
李家村老年人不仅经济上争取不依靠子女，在日常生活照料上也尽力延迟对子女照料的依赖。当老年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生活上需要照料时，通常由老伴来照料。当夫妇二人都需要照料的时候，他们通常和儿子同住，由儿子儿媳照料，村民把这种养老安排称为“归给儿子”。他们的田地由儿子一家耕种，儿子负责父母经济和生活上的供给，父母去世后，房产由儿子继承。
李家村正在经历着代际互惠传统的转变和孝道的衰落。[7]上面提到的养老安排看似简单，可在现实生活中，父母与子女在养老安排上的沟通常常令老年父母们失望和沮丧。尤其在多子女家庭，子女们很难對父母养老责任的分担达到意见统一。有的子女认为父母没有对所有的孩子一碗水端平，对有的子女偏心，因此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有的与儿子儿媳同住的老人表达了对儿子儿媳照料的不满，他们尤其对儿子儿媳对自己的不尊重感到伤心，有的老人甚至说子女“不打不骂就是孝”。
相比较儿子儿媳赡养老人的不如人意，老年人对女儿在日常生活和情感上的关心尤感贴心。有的老人用“女儿是爹妈的贴心小棉袄”这句俗语来表达与女儿建立的亲密情感联系。很多已出嫁的女儿经常回李家村看望父母，帮父母做家务，和父母聊天，有经济能力的女儿还会资助父母。女儿对父母养老的角色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年轻女性婚后家庭地位的提高，她们婚后从事非农工作，其收入成为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她们在为自己父母尽孝这件事上更有决策权。儿子和女儿在家庭养老中角色的变化对年轻夫妇的生育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独女户夫妇说：“儿子不孝，有儿子也没用”。同时，这些父母把有限的家庭资源投入到女儿身上，支持女儿的教育，和女儿建立亲密的关系，并希望在他们有养老需求的时候，能借女儿一臂之力。
给儿子娶媳妇的经济成本
男孩偏好观念削弱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儿子婚姻成本的急剧增长。对李家村村民来说，结婚生子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李家村村民认为20岁出头是男性结婚的最佳年龄，女性还要提前几岁。过了婚龄的未婚男人会被村民们称为“光棍”，在村里地位低下。
农村在婚嫁仪式上有男方付彩礼、女方付嫁妆的传统。然而这两者的成本却是天壤之别。在李家村，父母给女儿的嫁妆叫做“陪送”，可以是现金或家电，陪送的具体价钱由父母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决定。2004年到2006年期间，有女儿结婚的父母告诉我，他们给女儿的陪送价钱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
比起陪送，男方家庭需要付给女方的彩礼则贵重得多。李家村的男方家庭在婚礼中的经济负担主要是现金（当地称“干折”）和婚房，其中现金从70、80年代的300多元，到90年代涨到4000多元，到了21世纪初则变为2.2万多元。婚房可以是新建的或者重新翻修的，它也成为男方父母们的另一个经济负担。除了现金和婚房，男方父母还要為女方购买三件黄金饰品，称作“三金”，为新婚夫妇购买一辆摩托车和几件家用电器，还要支付婚礼和订婚宴席的费用。笔者在李家村调研的2006年、2007年这两年，男方父母为婚礼支出的全部费用需要10万元左右。对于多数李家村家庭来说，这笔巨额数目需要大概十年辛劳工作才支付得起。但由于在农村婚姻市场上适龄男性多于女性，年轻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主动权。如果女方对男方准备的彩礼不满意就会拒绝订婚，男方父母只能满足女方的要求——因为如果订婚失败，儿子的下一个女朋友很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因此，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李家村的父母们都要背上债务。
为了缓解彩礼的经济压力，为儿子婚礼的准备在孩子十几岁时就要开始。首先是准备好婚房，房子过于破旧的家庭会盖好新房，预留出儿子将来结婚后居住的房间。房间只做简单的装修，婚礼之前再按照当时的风格完成装修。房子准备好后，父母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把为盖房子而背的债务还清，并尽力积攒一些积蓄，为儿子的婚礼做准备。这些巨额花销使儿子的角色从原来养老的保障变成父母的经济负担，从而推动了独女户家庭只生一个女孩的选择。这些年轻人正是婚礼费用急剧增长的亲历者，他们认为婚礼的花销还会持续增长。有的年轻村民告诉我说，因为为儿子娶媳妇的经济负担，以前村民们都“盼儿子”，而现在大家都“怕儿子”。
走出祖先的阴影
在传统的父系亲属制度下，儿子扮演着传宗接代的角色，只有男性继承人可以参与祖先祭祀，确保逝去的家人在阴间有足够的供奉。有儿子是一个家庭身份的象征，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被称为“绝后”或者“断子绝孙”。人类学家许烺光把传统家庭的这种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的信仰称做生活在“祖先的阴影”下。 [8]
老一代村民回忆，李家村曾经流传一句俗语“炕上得有拉屎的，坟上得有烧纸的”，生动地表达了有儿子作为继承人，上坟烧纸来祭祀祖先的重要性。此外，供奉祖先牌位是传统社会祖先崇拜活动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在李家村，祖先牌位被写在一张纸上，挂在屋内醒目的位置，并在下面摆上简单的祭祀用品。老一代村民说，60年代以前，每家都会供奉祖先牌位。因此，没有儿子的家庭想方设法通过过继亲戚家的一个男孩，来确保祖先牌位得以延续，祭祖活动有人完成。
这种根植于父系亲属制度的祖先崇拜信仰在今天的村民中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很多人对祖先崇拜的信仰产生怀疑，不相信人死后有来生。祖先崇拜信仰的动摇并没有影响李家村上坟烧纸习俗的延续，但村民上坟烧纸背后的动因却有了很大的转变。很多村民说，上坟烧纸是为了做给其他村民们看，因为不上坟会被别人斥为不孝，所以他们索性“随大流”。而至于供奉祖先牌位这一传统，年轻一代的村民除了一位40出头的村民外，已经没人延续了。
除了祖先崇拜信仰的减弱，有儿子也已不再是身份的象征。在当下的李家村，家庭的经济实力成为最重要的身份象征。首先，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强，跟得上消费时尚。其次，这样的人家更有能力支持孩子教育，帮助孩子通过上大学摆脱农民的身份，也更有能力支付儿子婚礼的费用。而且，有钱的人家更容易扩大社交圈，因为大家都愿意结交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以备有需要时可以向他们借钱。笔者在李家村调研期间，“绝后”和“断子绝孙”这些曾经用来嘲讽没有儿子的人家的字眼已经很少有人说了。相反，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家选择生育二孩，村民反而会嘲笑他们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认为他们是不明智、不负责任的父母。
结语
本文所呈现的新一代农村家庭生育选择的变迁，意味着长期以来对农村家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和“重男轻女”的刻板印象需要被重新认识。很多年轻农村夫妇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甚至只生一个女儿，并全力支持女儿的成长。
2015年末，执行了35年的一孩政策宣告结束，取而代之以全面二孩政策。然而，李家村独女户家庭的生育选择告诉我们，当今天的年轻一代夫妇更愿意享受生活、不愿为育儿所累，当育儿成本增加，当赡养父母的观念发生转变，当女性在婚姻中地位提高、在生育选择上更有决策权时，只要一个孩子还会是很多中国家庭的生育选择。
（作者单位：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
注释：
*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中的李家村为化名。本文基于的田野调查得到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的资助。调查结果的详细解读，请参见Lihong Shi， Choosing Daughters： Family Change in Rur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 顾宝昌、王丰编：《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吕世辰等：《农村二孩生育试点三十年：以全国持续放开农村二孩生育试点的翼城县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 郑真真、张春延等：《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江苏的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 Zhang Hong， “From Resisting to ‘Embracing？’ The One-Child Rule： Understanding New Fertility Trends in a Central China Village”， China Quarterly， Vol. 192 （2017）; Yan Yunxiang，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 2006年，領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每月可得到10元的奖励金。如果有的夫妇领取独生子女证后，改变了主意，选择再生育，可以把领取到的奖励金退回，申请二孩指标。然而，多数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独女户家庭是经过几年的慎重考虑后申请独生子女证的，很少有人选择再生育。
[5] Richard Easterlin，“Relative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American Fertility Swings”，in Family Economic Behavior， edited by Eleanor B. Sheldon， Lippincott，1973.
[6] 对李家村的老年人来说，医药费用是最大的经济负担。尽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缓解医疗费用的负担，但是村民收入本来就不高，多数家庭难以支付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因此，当老年人患有诸如癌症等重大疾病，本人难以支付治疗费用时，多数家庭选择放弃治疗。
[7] 关于代际互惠传统的转变和孝道的衰落，参见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Yan Yunxiang，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99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8] Francis L. K. Hsu，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
作者： 施丽虹
来源：《文化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