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现代化：伊朗革命四十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在撕毁伊核协议、扩大制裁、不让伊朗一滴油流向市场之后，近期又派遣航母战斗群前往中东。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也有人直言这是对伊朗的全面“绞杀”。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通过对另一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日渐成为国际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也从曾经海湾地区的美国“宪兵”，成为美国在中东最大的敌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对伊朗问题的探讨，至少应从40年前那场举世皆惊的革命说起。
伊玛目复临？
1979年2月1日，一架喷气式飞机降落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在众人的簇拥下，一位身穿黑袍、头戴缠头的老人走下了飞机。来自伊朗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的人群绵延机场到市区道路沿线两侧18公里，欢迎这位老人的车队。此前被伊朗国王巴列维流放15年的阿亚图拉霍梅尼（1902～1989），就这样返回了伊朗。改变伊朗政治发展轨迹、对整个中东地区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伊斯兰”革命，在此刻预示了即将取得的胜利。在当时伊朗一些普通民众心目中，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归来俨然就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中那位“隐遁”了的伊玛目（Imam）的复临。就连他搭乘法航喷气式专机回国的方式，也被认为与隐遁伊玛目从天而降不谋而合。在革命至今的40年里，阿亚图拉霍梅尼一直被尊称为“伊玛目”霍梅尼。
在一个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为国教已经近500年的国家里，“伊玛目”是一个神圣的称呼。不同于逊尼派当中“引领礼拜的人”这一纯粹的宗教含义，对什叶派来说“伊玛目”更具有独特的意涵。在什叶派的话语系统里，伊玛目作为合法领拜人的身份无可质疑，但除此之外，这一宗教称谓还负有更为明确的政治含义。那就是，只有具有先知穆罕默德血统的人才能担任伊玛目，他们因高贵的血统和由之而来的神圣知识，成为穆斯林团体真正的引领者。因此，对什叶派来说，伊玛目不仅仅是引领信众礼拜的人，更是真正合法的政治领袖。“信伊玛目”如同“信真主、信先知”一样，是什叶派的核心信仰，并且成为区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关键性特征。
因为种种原因，除第一位伊玛目阿里（他是穆罕默德的堂弟，也是他的女婿）曾任第四任哈里发（即真主使者的继承人）之外，什叶派的众伊玛目们再无人担任过历史上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政治领袖。历史上支持伊玛目作为穆斯林团体政治和宗教领袖这一诉求的，一直也只是穆斯林中的少数派。但先知后裔的神圣光环让伊玛目们总是成为令人忌惮的潜在敌人。来自统治者的压力让伊玛目的传承越来越艰难，到了第十二位伊玛目的时候，这一传系终于中断了。
第十一伊玛目去世之后，是否确有第十二伊玛目其人？第十二伊玛目是幼年继位，还是根本查无此人？什叶派内部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据传因意见分歧而分化为十四支。面对伊玛目缺位给什叶派权威体系带来的巨大打击，什叶派社团的精英人士从神学角度做出了回应。第十二位伊玛目处于“隐遁”之中的说法传播开来，并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伊玛目“隐遁”和伊玛目“复临”学说。
根据这一学说，第十一伊玛目之子穆罕默德·伊本·哈桑为躲避当时的统治者阿巴斯哈里发的迫害，奉真主之命藏匿了起来。他就如同乌云背后的太阳，虽然人们看不到他，但是他的光芒依然存在，他的教导将通过代理人传达给追随者。在末日审判前，第十二伊玛目将经安拉核准，作为马赫迪（即救世主）率正义之师复临人间。期盼伊玛目复临，成为什叶派穆斯林内心潜在的热望。每逢乱世，打着伊玛目代理人旗号的社会政治运动层出不穷。蒙古人征服后的中亚到波斯一带，一些地方统治者为了让自身的统治获得宗教合法性，甚至派人每天牵着辔鞍华丽的白马，在城门口等待随时可能归来的伊玛目。即便作为现代伊朗国家之源的萨法维王朝（1501～1736）的诸位君主，也是以“伊玛目在大地上的影子”这一身份进行统治的。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常常给人们带来一个误解，那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现代国家在建立之初就天然倾向于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发展道路。但事实上，推动这一地区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社会变革往往是部落贵族或军事寡头的政治需要，与穆斯林大众的群众性运动、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义主张相结合，加上大国默认或干预的产物。它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形式改变了自伊斯兰教产生以来，与其相伴生的帝国政治形态。在大多数新国家中，由宗教领袖组织和领导的宗教力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建国的过程，但并没有发挥主宰的作用。现代伊朗国家建立的过程亦是如此。1921年，伊朗哥萨克师将领礼萨汗（Reza Khan）在英国人支持下发动政变。1925年底伊朗立宪会议宣布礼萨汗为国王，此前统治波斯地区数百年的恺加王朝（1796～1925）终结。礼萨汗以古代波斯的强盛王朝巴列维作为自己家族的姓氏，巴列维王朝就此开始。
在礼萨汗和他的儿子巴列维国王统治伊朗的50多年里，均致力于建立一个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世俗化国家。礼萨汗在1928年颁布《统一着装法》，要求伊朗男子着西装、戴圆顶帽;后颁布政令，宣布一切公共场所对妇女开放，并禁止妇女戴面纱和头巾。圆顶带沿的礼帽不方便礼拜时以额头触地，因此在马什哈德等宗教圣地引发强烈抗议和动乱，但礼萨汗也未改变主意。影响伊朗地区上千年的伊斯兰教，其社会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弱。就连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尊重的宗教學者阶层，也成为一些年轻人讥讽的对象，被喻为伊朗“诗圣”的萨迪诗中所说的“驮着经卷的驴子”。
到了礼萨汗的儿子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他明确表示伊朗不会走毛拉所代表的黑色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的红色道路，而是要开展一场“白色革命”，以西方为榜样，走向他心目中真正的现代文明。巴列维国王还继续其父亲时期的策略，试图以重塑古波斯民族精神来遏制伊斯兰文化的影响。1971年为了庆祝波斯帝国2500周年诞辰，巴列维国王在伊朗南部的波斯波里斯古王宫遗址举行盛大庆典，以证明王权的历史连续性和合法性。现代化的录影设备记录下了出席这一庆典的各国政要，还有志在必得的巴列维国王。即便1979年后被迫流亡，身患重病流离于埃及、巴拿马、墨西哥等地，并最终客死他乡，巴列维依然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对历史的回答》，认为波斯帝国的复兴是自己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白色革命所引发和暴露的新旧问题，让不满情绪在伊朗社会各界持续弥散。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往往会陷入一种“根本性困境”：一方面必须集权于君主以推进社会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集权却使得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1]尽管国王靠手中的军队和高压政策勉强维持了10多年表面上的稳定，但王权的基础已经削弱。1976年美国改变了对伊政策，迫使巴列维国王实行一场“谨慎”的自由化运动。与此同时，伊朗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而实施的经济紧缩政策，使得失业率急速上升，此前依靠石油收益大幅增加推动的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巴列维国王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大法宝——经济增长和政治高压同时倒塌。
激进的游击队、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党派和宗教人士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结成了统一战线，最终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很多人认为因反抗国王的暴政而流亡海外的宗教人士阿亚图拉霍梅尼是能够从泥沼中拯救伊朗的人。在小资产阶级看来，霍梅尼是独裁的夙敌，是私有财产、传统价值观念和身陷困境的巴扎商人的保护者。在知识界看来，他虽是宗教学者，但更是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能使伊朗从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得到解放。在城市工人看来，霍梅尼将实现社会公正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乡村民众看来，他会把白色革命允诺但却未予实現的各项物质内容落实。阿亚图拉霍梅尼正符合当时伊朗不同阶层对于一个领袖人物的期许，他的归来被视为伊玛目的复临。
另一种现代化？
在很多人看来，世俗化是现代性无可避免的结果，20世纪前半期无疑应该被贴上明确的世俗化的标签。世俗主义潮流已经或终将主宰世界，宗教的影响淡出历史舞台，这似乎已是人类社会默认的发展趋势。但是，拥有当时中东地区最好的武器、庞大的军队、巨额的石油收入，被美国视为海湾宪兵的巴列维政府，却被一场以宗教为旗帜的革命推翻了。这场从世俗到宗教的革命，不同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政变，它的后续影响震撼了世界，因与20世纪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断完全相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当年，福柯在《世界报》上发表名为《反抗有用吗》的短文，认为“除了宗教，还有什么能够为沮丧的人们，为经受了‘发展’、‘改革’、‘城市化’和这个政权所有其它失败造成精神伤害的人民的反抗提供支持？”[2]什叶派伊斯兰教之所以在革命中具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因为它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没有精神的世界的精神”。[3]或者用一句更易于理解的表达，它是“无情世界的感情”。革命撕裂了似乎早已注定的历史脉络和惯常认知的因果链条。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伯纳德·刘易斯甚至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同样重要。[4]
阿亚图拉霍梅尼说，“伟大的伊斯兰革命，首先是一场精神革命，其次才是政治和社会革命”。[5]但是在一个现实的国度中，革命后的政治和社会建设却刻不容缓。经过一系列激烈甚至惨烈的斗争，人民敢死队等世俗激进派主张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温和派倡导的“民主伊斯兰共和国”，让位于一个“纯粹伊斯兰”的政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名于1979年4月1日正式确立。之后《伊朗伊斯兰宪法》的制定，以宪法名义确保了伊斯兰原则对国家的指导。霍梅尼自流亡伊拉克期间就不断予以阐发的伊斯兰政府和伊斯兰教法学家治国的理念落到了实处，什叶派政治理想转化成了现代国家框架中的宪政体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宣布伊斯兰教是共和国的基础，规定绝对主权属于真主。在伊玛目隐遁时，国家应由公正、虔诚、智慧、勇敢、机智、有组织能力，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效仿源泉的宗教领袖来管理和领导;如果不具备有多数人拥护的宗教领袖，则由人民选举产生专家委员会，由委员会选择具备上述条件的一个教法学家或是三到五个教法学家组成领导集体承担这些责任（第5条）。《宪法》又确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第57条）。其中总统由普选产生，每四年选举一次，最多连任两届。伊斯兰议会有权通过法律，照会和弹劾政府内阁部长以及总统。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任何超过15岁的公民都有权投票。各选区按照大小获得相应的议席数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种宗教学者领导、宪法监护委员会监督之下的三权分立制度被写入了宪法。在倡导者看来，这是与巴列维国王时期的专制独裁完全不同的“伊斯兰民主”治理模式。在反对者眼中，以宗教名义治国的种种举措明显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主宰这一政治进程的毛拉们，更是被很多西方研究者视为现代社会的罪魁祸首，在政治漫画中被描绘为典型的负面形象。但是实际上，这种政体的确立正是20世纪中期伊斯兰主义者国家主张的典型表现。也就是说，一方面从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和圣训出发证明自己的宗教纯正性，将之表述为符合传统伊斯兰价值和标准的政治理论;一方面又根据现代社会政治理论与现实条件对其进行合理化的改造和论证。伊朗革命之后倡导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其源头在伊斯兰教特别是什叶派的宗教政治传统之中，但是明显吸纳了现代政治思想的要素，是对现代政治制度的妥协和学习，更是对1905年伊朗立宪革命以来政治遗产的继承。
伊朗认为自己确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不是西方的议会民主体制，而是伊斯兰的民主体制。这是在当代社会中维持伊斯兰传统的同时，追求良好政治制度的有效方案，是值得向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的。伊斯兰民主，已经取代伊朗革命早期“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理想，成为伊朗社会政治值得骄傲的重要成就。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七任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时期，伊斯兰民主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的阐发。作为反对巴列维统治的抗议运动及伊斯兰革命的亲历者，哈塔米显然对现实社会中的伊斯兰政治体制有更深入的见解。他写作了《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6]一书，讨论自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制，到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想历程。与很多伊斯兰现代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哈塔米坚信伊斯兰教与民主是相容的，且这一点在《古兰经》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他看来，宗教性的民主显然高于世俗民主制度一筹，因为“宗教民主既反对僵化和独裁，也反对政教分离的思想”，[7]它让人民根据宗教思想参与国家的建设，决定国家的未来命运，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主宰国家的命运，与此同时也维护宗教的价值观。哈塔米在他的两个任期内，强调实行伊斯兰民主和依法治国，“主张在伊斯兰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变革和在宪法框架内的政治多元化，允许不同政治观点争鸣;提倡在发展伊斯兰文化的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强调社会公正，建立‘公民社会’，放宽对言论自由、行为自由的限制，尊重公民隐私，给不同政见者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8]这一政策推进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政治领域的变革，给伊朗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据伊朗官方的表达，“自由与独立”是伊斯兰革命文化中最为主要的因素。要取得自由和独立，必须对内摆脱独裁主义、对外摆脱霸权主义势力的枷锁。显然，对外摆脱枷锁的过程让伊朗在持续付出沉重代价。西方学术界的“伊斯兰例外论”此时再次获得广泛的认同。在这种观点看来，伊斯兰世界诸多国家缺席民主化浪潮，原因就在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拒绝在宗教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之间做出任何区分。……在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都源于宗教教义与宗教知识技能的意义上，伊斯兰教的政治理念不仅不同于民主政治的前提，而且还与之相互矛盾”。 [9]
因此，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互相矛盾、以不同标准予以解读的价值观念影响着超级大国对于中东诸多穆斯林人口多数国家的政策和评价。一方面，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致力于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2011年以来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系列政治动荡，则直接被解读为“民主反对独裁”，这种“民主的觉醒”可能在中东各穆斯林人口多数国家带来历史性的转变。但事实上，虽然得到大量外来支持和援助，经历政治动荡的多个国家至今依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即使一些国家借助民主选举的途径在国家治理中形成了某种共识和凝聚力，但是新产生的政府却很难持久。“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局势至今动荡不安，已经显示出所谓民主转型方式在该地区的不适应性。另外一方面，奉行伊斯兰式民主的伊朗政权一直在“伊斯蘭”民主制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完成了革命后的过渡，实现了政治稳定，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但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眼中，它被视为邪恶轴心，不断受到围堵和制裁。
随着中东时局的变化，对于伊朗革命及其实践的评价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西方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是否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些研究者指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是1905～1911年伊朗立宪运动以及1953年和1963年民主运动的历史延续，更是白色革命的逻辑结果和伊朗现代化发展的客观产物。更有中国学者直言，伊斯兰革命并非宗教传统势力的复辟，也非封建神权与现代俗权的冲突，“而是宗教形式的民主运动和多元社会结构的政治革命，标志着伊朗的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10]
革命四十年：成就与挑战
在伊朗革命胜利40周年前夕，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方主页上摘取领袖历年讲话内容，对伊斯兰革命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列举，提出了包括独立自主，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提升伊朗在世界上的地位，激励追求真理的人;提高民众自由度;提高公共福利;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建立社会公正;抵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势力等各个方面的成就。而在官方所罗列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就目录中，包括了从成功扫盲、打击毒品，到油气转换、3D打印，再到生产雷达鱼雷、黄饼自给自足等90项内容。
确实，作为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伊朗历史悠久，文明积淀深厚，相比于其他中东国家具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在近年来的中东政治动荡中，伊朗的宗教政治二元格局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什叶派金字塔式的宗教学者体制也成为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有力屏障，没有因为解释主体的多元化而孕育出泛滥伊斯兰世界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输出伊斯兰革命到推崇伊斯兰民主制度，伊朗以泛伊斯兰主义形式提升其国际地位的理想并未能实现。相反，在今天日益严峻的国际体系对抗中，伊朗面临着内外各种挑战。
从内部来讲，政治代际接续成为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霍梅尼确立的教法学家统治下的伊斯兰政府体制是对什叶派政治思想的理论创新，它改变了宗教体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什叶派宗教学者阶层长期保持的独立传统。不过，这一理论及最初在伊朗的顺利实践，是以宗教学者和民众对最高领袖——具体来说是对霍梅尼——的普遍认可和赞同为基础的。与其他一些倡导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学说相比，这一实践过于强调最高领袖个人的权威，而淡化了教法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对伊斯兰国家的监护权和指导权。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国内外环境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领袖人物的离去也使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其中就包括教法学家的统治和共和制政体并存、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归属不清的问题。此后，教法学家的统治接连遭受多次挑战。接替霍梅尼担任最高领袖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迄今已担任最高领袖30年，年岁已高。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的今天，即便当时参与过革命的青年学生也已经年逾花甲，很难再产生出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与此同时，革命之后宗教学者内部独立的倾向一直在加强，即使原本属于统治精英的宗教学者当中也出现了异议。同时，民众对伊斯兰名义下的专制、腐败和不景气的经济局势不满，频频起而抗议。这使得伊朗这个以什叶派为主导性宗教的国家，很难再像伊斯兰革命初期那样维持某种表面的一致性。如何产生一个既能坚持伊玛目霍梅尼路线，又能引领伊朗在今天的复杂世界格局中平稳向前的领袖，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经济发展一直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伊斯兰教特别是什叶派尤其强调的正义原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直把社会公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原则。但事实上，革命后的新政权主要旨趣不在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而在于如何构筑国家大厦的政治-文化框架。[11]和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的伊斯兰主义倡导者一样，伊朗革命的领导层无不强调伊斯兰作为整全性的解决方案，主张以伊斯兰原则来建立和治理国家。但是一旦要把宏大的政治理想落实成具体治理的细则，去处理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则立刻显示出应对现代国家复杂性的准备普遍不足。因此，真正的符合伊斯兰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怎样开展，这在伊朗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的讨论和规划。无论是早期靠配给和经济管制推动社会公正，还是拉夫桑贾尼、哈塔米的经济自由化和有限改革，都未能解决经济发展困境。而超级大国以经济制裁和封锁为手段达成自身政治目标的做法，更让经济情况雪上加霜。
除了内政方面的挑战，伊朗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超级大国的压力。反对霸权主义，是伊斯兰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阿亚图拉霍梅尼认为“世界和平与安宁取决于霸权主义的灭亡”，并提出“假若我们有能力，定将霸权主义者全部消灭”。[12]扛着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伊朗从40多年前的美国盟友彻底转变为反美先锋。近年来，美国以“极限施压”的方式围堵伊朗，从退出伊核协议，到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主义组织，再到取消伊朗原油对中、印、日、韩等八国的出口豁免，都是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孤立伊朗，以图推动其政权更迭。如何定位自己的地区身份和国际地位，如何应对超级大国的压力，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对于伊朗这样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
结语
在伊朗革命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首，我们无疑会清晰地意识到1979年是中东历史甚或世界历史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当年的11月20日，正值伊斯兰教历14世纪最后一年的除夕，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以净化宗教的名义攻占了全球穆斯林心中最为神圣的麦加清真大寺，其首领号称自己是救世主降临，扣押了在其中参加宗教活动的6000名穆斯林为人质。没有证据表明这一事件与伊朗相关，但是这一事件和年初的革命一样，预示了宗教开始以积极的形态回归中东政治。二战后确立的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由此不断经历大规模动荡。宗教似乎没有按照人们的预想，从当代人的政治视野中消退。相反，却成为伊斯兰世界现实政治问题中的重要变量。宗教极端主义和教派主义，亦成为中东地区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旋律。
40年前，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中，伊朗革命领袖喊出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为新生的政权进行了意识形态定位，并站稳了脚跟。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里，霸权的力量更加无所顾忌。被视为铁板一块，甚至是“文明威胁”的伊斯兰世界，实则已经日益碎片化。伊朗是否能在今天的全球格局中得一分天下，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重点研究基地）
注释：
[1] 塞缪尔· 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1页。
[2] Michel Foucault，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Power， ed. by James B. Faurion， New Press， 2001， p. 451.
[3] Michel Foucault， “The Spirit of a world without Spirit”， in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ed. by Lawrence D. Kritzman， Routledge， 1990， p. 218.
[4]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p.18，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4.
[5] 《伊瑪目霍梅尼箴言集》，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与出版机构1997年版，第102页。
[6] 穆哈默德·哈塔米：《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马生贵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7] Ray Takeyh， “God’s Will： Iranian Democracy and the Islamic Context”，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Vol. 4（2009）， p. 4.
[8] Mehdi Moslem， Factional Politics in Post-Khomeini Ir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8.
[9] 塞缪尔· P.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10] 哈全安：《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1] 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12] 《伊玛目霍梅尼箴言集》，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与出版机构1997年版，第168页。
作者： 王宇洁
来源：《文化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