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地理因素如何制约美国政治左转
近年来，美国社会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左转倾向。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在这次选举中，不仅民主党凭借所谓“蓝色浪潮”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蓝色是民主党的代表色），而且立场左倾的年轻一代和女性成为民主党内的强劲新生力量。
姓名经常被简写为“A.O.C.”的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堪称“蓝色浪潮”的代表，她当选国会众议员时刚刚年满29岁，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众议员。她曾经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中担任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竞选助理，其主要政见包括废除“联邦海关和移民执法局”（ICE），建立联邦层面的就业保障机制，推动覆盖所有年龄段的全民医保等，具有鮮明的左倾民主社会主义色 彩。
这次选举还首次选出了两位穆斯林女性民主党众议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奥马尔（Ilhan Omar）和来自密歇根州的特莱布（Rashida Tlaib），前者是在1992年进入美国，2000年入籍的索马里难民，后者则出生于巴勒斯坦移民家庭，两人都是特朗普的激烈反对者。她们的当选不仅体现了少数族裔在美国政坛的突破，也是对特朗普在美国社会掀起的白人至上主义和仇恨穆斯林情绪的直接硬扛。
当前美国社会的左转倾向是2016年总统大选的延续。在那次大选中，以“让美国再度伟大”为竞选口号的特朗普异军突起，入主白宫。特朗普的政治路线在经济上一方面反对全球化，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又给富人阶层大规模减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结果加剧了贫富分化。在社会领域，特朗普反对崇尚“政治正确”的多元主义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鼓吹“白人至上主义”的身份政治，将弱势的少数群体当成替罪羊，煽动反穆斯林、反犹太、反移民的仇恨浪潮。
在2016年总统竞选过程中，多起民调显示，如果由提倡“民主社会主义”的桑德斯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与特朗普展开最终对决，前者将会胜选。桑德斯在经济上也反对全球化，但他的目标在于通过民主政治限制大资本的影响力，实现广泛的社会平等，在直面“政治正确”的局限性的同时，维护多元主义身份政治的基本原则。如果说，特朗普使得在美国社会长期边缘化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满血复活，桑德斯则是点燃了沉寂已久的左翼民粹主义的燎原之火。在传统政治精英式微的大背景下，两种民粹主义之间的激烈对决，将会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政治生态的主轴。
事实上，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桑德斯一直受到民主党建制派的多方排挤和打压。原因在于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以希拉里为代表的传统民主党自由派之间存在路线分歧。
自从1970年代以来，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纲领主要集中在多元主义身份政治领域，把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等群体的平权运动作为竞选的重点议题，旨在赢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少数族裔和女性等选民群体的拥护，不仅忽略了阶级议题，而且积极支持全球化，结果逐渐失去了作为民主党传统票仓的蓝领工人阶层的支持。在全球化资本主义造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传统社区没落、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工人阶层自然而然地成为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者，这一阶层中的白人群体则更容易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所鼓吹的那种强调白人主体性的身份政治的魅 惑。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颟顸的民主党自由派未能把准时代脉搏。虽然希拉里的普选票比特朗普多出300万张，但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制度下，她终究因为失去了威斯康星等“摇摆州”的蓝领工人阶层选票而败选。而民调显示，许多留给特朗普的蓝领工人选票原本其实是要投给桑德斯的。
从选举策略的角度而言，特朗普的政治路线是对尼克松的效仿。当年尼克松通过动员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使共和党成为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既是富人阶层的政党，也是那些对1960年代民权运动所引发的社会价值变迁持拒斥态度的中下阶层白人的政党。特朗普则一方面通过减税政策维护富人阶层利益，一方面通过极右翼民粹主义获取中下层白人的铁杆票仓。正是因为他在利用民粹来恐吓共和党建制派的同时，又充分满足他们的实际利益，共和党建制派对他几乎唯命是从。在最后一位特立独行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去世之后，共和党已经变成了特朗普的 党。
但是，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对民权运动的精神和成果基本上保持了尊敬的态度，特朗普则公开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和对少数群体的仇恨；尼克松大体维持了既有的福利制度，特朗普则大幅削减福利开支，并把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视为要务；尼克松重视环保，设立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特朗普则否认全球气候变暖，放松乃至废除环境监管；尼克松虽然滥用总统权力，并最终由于“水门事件”黯然辞职，但是他对宪政规则和司法公正的破坏还没有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特朗普则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以威权主义国家为榜样，颠覆美国政治原则。
对于特朗普政权的不满，吹响了美国左派政治的集结号。在身份政治领域，左派推动少数族裔、女性、LGBT社群的平权，如火如荼的“Me Too”运动就是一个主战场。这个以“反性侵和性骚扰”为宗旨的运动，起初并不特别具有政治性，所揭露的“淫魔”也不限于共和党人，但是，由于作为共和党传统票仓的保守派基督徒一贯对性侵和性骚扰采取包庇态度—一个例证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拒绝全面调查便匆匆任命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此人被指控涉及1980年代的多起性侵事件—“Me Too”运动因此具有了动员女性以民主党人身份积极参政的政治功能。
在阶级政治领域，长期在美国属于禁忌的“社会主义”现已不再是一个贬义词。
桑德斯在2016年竞选期间提出的很多政治纲领，例如全民医保、最低工资每小时15美元等都被主流舆论视为美国人永远无法接受的激进理念，现在却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Data For Progress网站2019年7月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左派的很多经济理念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然而，美国政治生态的左转程度，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以总人口比例衡量的美国社会左转程度。2018年中期选举前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即使所有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的总票数领先所有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的总票数5%，民主党仍然有可能输掉众议院。结果民主党以总票数领先8.6%的优势赢得选举。换言之，民主党只有总票数大幅领先才能获得众议院的超过半数席位。
不少论者将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归咎于“杰利蝾螈”（Gerrymander），这个术语意指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来左右选举结果，其词源来自19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盖利（Gerry）划分该州选区，导致某一选区地图歪歪扭扭状如蝾螈（salamander）。美国两党都有“杰利蝾螈”的历史，但共和党对此更为得心应手，2010年以后更是频繁使用，使之成为选战的关键武器。
美国政治学家罗登（Jonathan A. Rodden）在《为何城市失败》（Why Cities Lose）一书中指出，即使不存在“杰利蝾螈”，民主党在选举中也会长期处于选票和席位不对称的不利地位，原因在于“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和人口地理因素的共同作用。
有别于按照得票比例获得席位的比例代表制，“赢家通吃”意味着在一个选区内获得51%得票率的竞选方可以拿到所有席位，而获得49%得票率的另一方没有任何席位。
问题在于，自从197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支持者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在“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下，这意味着民主党的很多选票被浪费在城市选区的胜利中，而共和党只需要在人口数目相同的乡村选区取得微弱的领先优势，就能抵消民主党在城市选区的一次压倒性胜利。前文提到，《经济学人》曾预测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即使总票数领先5%，也有可能输掉众议院选举。其实这个现象在州一级的立法机构也同样存在。在2018年的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获得了55%的总票数，但是只获得了46%的席位；在威斯康星州，民主党获得了53%的总票数，但是只获得了36%的席位。
自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就在城市选民中保持高支持率，但是其票仓严重向城市倾斜是最近30年才出现的状况，背后原因是美国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
在30多年前，美国还有许多比民主党更左的共和党人，以及比共和党更右的民主黨人，他们的党派忠诚和意识形态立场是分开的，和政党的关系主要在于参与当时事务。但是，最近30年来，美国两党都意识形态化了，意识形态光谱的右边属于共和党，左边属于民主党，几乎不存在例外。在此背景之下，民主党的支持者越来越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盖因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民众天然左倾。
城市居民的主体主要是进城移民及其后代。一方面，背井离乡的经历和勇于冒险的精神，使得移民更倾向于对陌生的文化和人群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支持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另一方面，远离传统亲属网络和宗教机构的庇护，使得移民在灾年对于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项目具有更多的诉求，更倾向于支持左派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当然，美国城市居民的成分并非固定不变。在制造业兴盛的年代，白人蓝领工人曾经是城市居民的主体。随着制造业衰落，大量白人蓝领工人迁往“郊区”（suburb），其中很多人逐渐远离民主党，但是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人群又大量涌入城市，成为民主党的新票仓。城市始终保持着对民主党的忠诚。与此相对照的是共和党在乡村地区一直占据优势。
如果根据党派倾向来绘制一张美国地图，那么地图大部分区域就是在红底色中镶嵌着马赛克式的蓝色补丁，红色与蓝色分别代表共和党和民主党。
这种由于人口地理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地位，使得民主党高层对于乡村选区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城市选区，因为前者更容易在下一次选战中失去。
在民主党凭借“蓝色浪潮”赢得 2018年众议院选举之后，身为民主党领袖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对前文提到的科尔特斯、特莱布等新锐都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一些左倾立场鲜明的议案在民主党内部或被搁置或遭驳回。
属于建制派的佩洛西固然与桑德斯、科尔特斯、特莱布等人存在路线分歧，彼此难有共鸣，但是选举策略的现实考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乡村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的左派色彩自然就淡薄了很多，但却在民主党内获得了相对重要的话语权。这就造成了美国政治生态的左转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以总人口比例衡量的美国社会左转。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工业社会的持续变迁中，民主党在人口地理方面的劣势正在呈现缩小趋势。自从特朗普执政以来，许多原本支持共和党的“郊区”转而支持民主党，这被不少舆论认为是导致民主党在2018年重夺众议院的关键。随着知识经济和远程工作的普及，“郊区”或将不可逆转地向城市靠拢，从而推动美国政治生态的左转。
作者： 黄湘
来源：《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