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人”与美国社会
《良知危机：欺诈时代吹哨何为》，本书通过长期采访和调研，勾勒出了多位美国吹哨人的群像，分析了这一群体的共性，及其在美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汤姆·穆勒是美国作家。
今年10月31日，美国众议院在民主党议员的集体推动下通过决议，正式启动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程序。在此之前，众议院已经就是否弹劾特朗普展开了持续6周的闭门听证调查，而在决议通过之后，闭门调查将转变为公开的听证程序，众议院会发出传票传唤证人出席听证、提交调查结论，白宫也可以推出己方证人与证据，反驳对方证词或质询证人。整个调查程序估计将持续数月，最终国会很可能会正式投票决定是否弹劾总统。倘若国会通过弹劾案，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将被罢黜，由副总统接任直至本届任期终止。
根据美国有关法律，国会对总统的弹劾不仅要在众议院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还需要得到参议院2/3的多数票。目前，民主党掌控众议院，而共和党在参议院占优势，因此除非共和党出现严重分裂，否则特朗普很难被弹劾。
然而，即便各方都明知特朗普最终遭到弹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次启动弹劾调查程序依然是美国政坛的重大事件。这是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第四次启动弹劾调查程序，此前只有19世纪的安德鲁·约翰逊、20世纪的尼克松和克林顿曾经面临国会的弹劾调查。而且，此次弹劾调查直至最终投票的时间段，刚好处在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选白热化阶段。调查过程中对于特朗普负面行径的披露，无疑将成为民主党在选战中的利器;而共和党将此次弹劾调查定性为政治迫害的“猎巫行动”，亦吹响了动员选民的集结号。中间选民的摇摆空间将会随着弹劾调查的升级而急剧消失。
导致此次启动弹劾调查的原因，是民主党人指控特朗普以停止提供军事援助等作为筹码，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他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及其儿子在乌克兰的商业行为，拜登目前在民主党党内初选的支持率领先，被认为是能够在总统大选中对阵并击败特朗普的热门人选。按照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希夫的说法，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而且涉嫌贿赂和勒索，属于刑事罪行。
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电话通话发生在7月25日。8月12日，一名美国情报官员按照规定程序，向情报界督察长投诉，称特朗普利用职权要求外国干预明年的美国大选;督察长研究之后认为投诉内容可信，便寄给美国国家隋报总监，以便寄给美国国会。情报总监在征求了白宫和司法部的意见之后，认为不必将此信件寄给美国国会。于是，情报界督察长出面告知美国国会存在这样一封信件，但他没有披露内容。
9月19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披露了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之间有過一次涉嫌以国家利益为交换条件谋取私利的通话。9月24日，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宣布启动特朗普的弹劾调查的闭门听证。在此后的调查过程中，多名证人均作证披露，白宫曾向乌克兰政府提出，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为条件，要求对方调查拜登父子。
英语中的“吹哨人”（whistleblower）一词源自19世纪警察在发现罪案时以吹哨引起公众注意的习惯动作，意指为了公共利益而揭露一个组织内部的非法或不正当行为。在此次弹劾调查中，最初向督察长投诉举报特朗普的那位匿名情报官员被媒体称为吹哨人。特朗普要求公开吹哨人的身份，理由是此人“近乎间谍”。特朗普的长子11月6日在Twitter上贴出一位中央情报局分析家的姓名，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另类右派”网站breitbart的相关报道，暗示此人就是吹哨人。共和党方面则要求吹哨人公开现身国会作证，而不是书面答复质询。《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指出，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目的在于将公众的关注点转移到吹哨人的身份，而非其所披露的事实。
在最近50年的美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4位举世闻名的揭露美国政府丑闻的吹哨人。艾尔斯伯格曾任兰德公司的军事分析员，1971年，他将7000页的关于越战真相的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曝光给媒体，披露美国介入越战的来龙去脉，以及美国政府如何在越战事务上误导公众。此举引发了全美国的反战浪潮，迫使美国政府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以12项重罪罪名起诉艾尔斯伯格，但他最终被法官宣判无罪。
费尔特（Mark Felt）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1973年，在“水门事件”调查期间，他向《华盛顿邮报》记者提供了很多关键的内部信息。当时《华盛顿邮报》给他取了个代号叫“深喉”，直到2005年，费尔特才主动公开身份。“水门事件”最终导致尼克松在国会弹劾前夕辞职。
解读/延伸阅读
《永久记录》
作者：[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
出版社：Metropoliitan Books
斯诺登首部自传，讲述了他的人生，他的信念，他对政府权力、人类自由和互联网本质的反思。
《吹哨人：从华盛顿到特朗普的美国诚信》
作者：[美]艾丽森斯坦格（Allison Stanger）
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
综述美国吹哨人的历史，揭示了吹哨人对于捍卫美国民主自由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曼宁（Chelsea Manning）2010年在驻伊拉克美军服役担任情报分析员期间，将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大量机密资料泄露给“维基解密”，公布了驻伊美军的许多不光彩内幕。2013年，他被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35年徒刑。他在狱中变性为女性。2017年1月，奥巴马在卸任前夕对曼宁特赦减刑，她在当年刑满获释。对曼宁的审判在美国激发了关于如何界定知情权和国家安全的广泛争论。
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曾任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2013年5月，他前往中国香港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泄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棱镜”项目的秘密文件。“棱镜”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07年启动的绝密监控计划，在与全球多家通讯和互联网技术巨头签订协议的基础上，参与该计划的部门可以在未获得法院批准的情况下秘密监控在美国境外使用这些巨头服务的任何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斯诺登宣称自己泄密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通过“棱镜”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全球各地民众基本自由的行为让他良心不安。与大多数吹哨人不同，斯诺登主动请求媒体在泄露文件之后不久便公布自己的身份。当年6月，斯诺登离开中国香港前往俄罗斯，迄今为止一直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在俄罗斯生活。
斯诺登的“吹哨”行为不只是对美国政府监控丑闻的揭露，同时也是在人类社会跨入信息时代的关键节点上，对于在技术和权力面前捍卫自由和权利所发出的强烈警示与呼告。他引发了全球社会对于隐私和监控界线的广泛关注，美国国会在2015年通过《美国自由法案》，禁止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民众的电话通讯记录、电子邮件和网络地址，此前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控民众开绿灯的《爱国者法案》宣告失效。多家通讯和互联网技术巨头也被倒逼关注保护用户隐私。
除了上述4位举世闻名的吹哨人，在美国还有很多为了公共利益而“吹哨”的故事。穆勒（Tom Mueller）的《良知危机：欺诈时代吹哨何为》（Crisis of Conscience：Whistleblowing in an Age of Fraud）一书，通过持续7年的长期采访和调研，勾勒出了多位美国吹哨人的群像，分析了这一群体的共性，及其在美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穆勒笔下的吹哨人涉及多个不同的行业和组织。例如，琼斯（Allen Jones）揭露强生公司贿赂宾夕法尼亚州卫生系统的官员，将该州众多病人的精神健康处方药从原先廉价实用的常见药改为不常用的新药，诸如价格为原药品10倍的利培酮，而这种药对部分病人具有很大副作用。菲茨杰拉德揭露美国空军对C-5型飞机的研发成本严重超支高达23亿美元。盖尔揭露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僚主义延滞了驻伊美军配备新型的“防雷反伏击装甲车”，导致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巴克利德-昆兹（Elin Bakhlid-Kunz）揭露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违反法律，将“联邦医疗照顾医保”（Medicare）患者的“指定医疗服务”转诊到和自己有利益关系的医疗机构，这家医院还做了几千个不必要的手术，从联邦医保支付的手术费中赚钱。
塔莫塞提斯（Walt Tamosaitis）揭露美国能源部在华盛顿州汉福德区（Hanford site）建立的核废料处理厂不安全。
宾尼（Bill Binney）是斯诺登的先驱，作为曾经的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他在2002年向国防部督察长举报国家安全局花费数百万美元建造可以在通讯网络中搜集公眾数据的监控机器。这种合乎程序的内部举报却使他历尽坎坷。
在金融领域，阿吉雷、布莱克、鲍恩和温斯顿创建了“银行吹哨者联合”（Bank Whistleblowers United），旨在揭露银行系统的欺诈行为。
穆勒指出，吹哨人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具有以下共性：大多数吹哨人都是先在组织或体制内部，根据规则向上级或要员投诉反映情况，却遭到冷遇和打压，不得已才向媒体透露信息。比如艾尔斯伯格一开始是把五角大楼文件交给国会议员，遭到无视之后才转向媒体。而曼宁和斯诺登之所以选择直接泄密给媒体，是因为他们知道组织和体制内的投诉举报毫无指望。
大多数吹哨人都具有善恶分明的道德观念，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事件本身的对错，而不是功利主义地计较行动的后果。很多接受穆勒采访的吹哨人表示，促使他们举报的直接原因，是他们每天早晨在注视镜子中的自己之时，感受到不容回避和推卸的责任感。很多人不喜欢被称为“吹哨人”，认为只是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美国对吹哨人的法律保障是免除吹哨人顾虑的关键因素。这主要体现为两部重要法律，其一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制定的《虚假申报法案》（False Claims Act），它规定对于政府的军需开支如果出现欺诈舞弊而受到举报，则举报人可以获得政府保护，且作为报酬可以获得1/3的没收赃款。该法案后来逐步推广到医疗、金融等领域，它承诺的报酬使得美国联邦采购中的欺诈舞弊案件有7成都是因吹哨人举报得以立案。其二是1989年制定的《吹哨人保护法》（The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强化了对具有联邦雇员身份的举报人的保护措施。
然而，即使是成功的吹哨人也难免付出人生挫败的代价。吹哨人常常会被以前的同事视为别有用心、不忠诚、不可信。举报政府舞弊案的吹哨人可以通过《虚假申报法案》获得报酬，但是他们往往会因为举报而受到压制，导致升迁无望甚至被迫辞职，因此导致的收入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报酬。那些揭露非政府机构不端行为的吹哨人，就更容易受到相关机构在事后的“合法报复”，诸如通过“合理借口”予以降职、闲置和解雇等等，而且他们也难以获得物质上的犒劳。因此，“吹哨人”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事业，即使他们被很多美国公众视为英雄。
最近30年来，美国社会的吹哨人数量大大增加了。穆勒指出，这是因为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欺诈时代”。1980年代，提倡新自由主义的里根政府大力放松金融监管，金融业超过制造业，成为美国最主要的产业，占据了美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美国社会进入了“新镀金时代”，金融业的各种欺诈也应运而起，甚嚣尘上。在“大而不能倒”的符咒加持之下，诸多金融巨头身为2008年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却可以获得政府救助全身而退。这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整体堕落，“新镀金时代”同时也是“欺诈时代”。
特朗普和里根在个人素质上有天渊之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通过大幅减税政策来维护富豪阶层的利益，并且由于减税导致美国国债飙升，繁荣背后深藏危机。就此而言，挥舞民粹主义大旗的特朗普其实是“新镀金时代”的维系者，同时也是“欺诈时代”最合适的象征。他对吹哨人的攻击和污名化，恰恰从反面证明，吹哨人乃是社会公义在美国的“新镀金时代”和“欺诈时代”的最后防线。此次弹劾调查，或将再次成为吹哨人触发美国政治海啸和社会剧变的例证。
作者： 黄湘
来源：《第一财经》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