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国经济学术界就有轰动一时的“张维迎与林毅夫之辩”。在企业家才能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之间，遵循市场规律与克服市场失灵之间，产业政策的寻租空间与后发国家赶超经验之间，以及比较优势的发现程序上，两位教授都做了争锋相对的辩论。
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的分歧，其实是两个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差异。张维迎信奉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强调市场的“自发秩序”与演化范式。而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强调“设计范式”，同时林毅夫“后发国家赶超理论”也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
在经济学历史上，学派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张林二人关于产业政策之辩，实际上都能够找到底层的思想、范式、理论以及方法论的对抗。
在20世纪前后，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施莫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经济学方法论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奥地利学派主张逻辑演绎方法论，承认市场规律一般性和经济理论的普适性；德国历史学派则主张采用历史归纳法，否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强调“德国特殊论”，建议政府采用符合德国利益的经济政策。
在这场争论的高峰时段，新古典主义加入其中，与奥地利学派结为临时同盟，合力击败了德国历史学派。表面上奥地利学派胜利了，但是经济学历史上长期以来将这场胜利归功于新古典主义。这主要源于新古典主义范式以及数学实证主义的日渐盛行。
击败德国历史学派之后，奥地利学派又长期对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发起挑战。于是，涌现了一些著名的大师级别的论证，如哈耶克大战凯恩斯，米塞斯大战兰格。后来，哈耶克回忆说，“后悔没有批判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并没有突破经济学历史上这些大师之间的论战，更没有脱离学术门派之争以及学术范式之束缚。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产业政策这一“现实主义问题”的客观认知，更多陷入老套的“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的争论，亦或在政策上陷入“水与面粉”的简单逻辑之中。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产业政策争论时所说的：“我们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
在20世纪之前，新古典主义统治的时代，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产业政策。相反，在1890年，美国还制定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是相对立的，像美国这样支持反垄断的国家一般都反对产业政策，而像日本曾经推行过产业政策的国家则比较弱化反垄断政策。
二战之后，一些独立的新兴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传统产业免受发达国家竞争，而实施扶持性的产业政策。一般认为，日本是实施产业政策相对成功的国家。
中国的产业政策，最初也是受日本的影响而提出。1987年，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了一份报告——《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建议中国采取类似于日本通产省在二战后（1946年-1970年期间）实施的产业政策。国务院领导很快做了批示，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并将这份报告批转给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起草产业政策。
但实际上，在19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经济陷入一定程度的滞胀，产业政策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日本国内学者开始反思产业政策。八十年代初，东京大学小宫隆太郎教授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对日本产业政策取得的成绩和问题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
1984年，他们的研究成果《日本的产业政策》出版发行，四年之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的牵头下，这本书翻译到了中国。但是，当时中国学术界以及官方，对书中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教训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为止，这是经济学领域对产业政策研究最为具体、全面的文献。
今日关于产业政策依然有着巨大的争议。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的产业政策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美国对产业政策中涉及的补贴、退税、过度优惠等问题提出了抗议，并且有意针对“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工业4.0）、“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较量日益激烈。自奥巴马政府自来，美国联邦政府在政策层面促使制造业复兴可谓不予余力。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为美国制造代言，各州政府大搞招商引资，为漂洋过海而来的福耀玻璃、鸿海集团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减免优惠。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角逐智能时代领导权的当下，中美贸易特殊关系的当下，中国进一步开放走向国际市场的当下，拨开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雾，抛开经济学门派及学术范式之争，立足于当下全球化竞争秩序以及信息技术时代，理性冷静地分析产业政策尤为重要。
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之中，以及知识经济时代，以下覆盖宏观、中观、微观的三组矛盾，是产业政策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宏观矛盾
国家主权货币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
在新古典主义范式中，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存在国家干预及冲突，但现实是国家的力量在国际贸易中随处可见，而且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诚然，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入全球化浪潮的国家逐渐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例如减免关税，开放移民，实行浮动汇率，开放资本管制，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国际市场中充分流通、自由配置。
在北美，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按照美-加-墨协定，放弃了大量经济主权，包括补贴性产业政策制定权，关税征收权，市场准入管制权，国有企业部分经营自主权，等等。在欧洲，欧元区国家甚至放弃了货币发行权，让渡了部分财政自主权，资本、劳动可以自由进出。
眼看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庞大自由市场，各国、各地区、各企业、各经济主体都参与到全球化产业分工之中，实现各自以及全球人类的福利最大化。而国家主权日渐让渡出去，国家界限日益模糊。
此时，若再以“国家之名”、“后发国家赶超”、“国家利益”，来实施任何保护性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行为，都是逆全球化大势。
但是，2018年英国公投退欧，土耳其货币危机爆发，欧洲民粹主义运动高潮迭起，特朗普在全球退群，对中发动贸易战，并执意在美墨边境修墙，如此种种都残酷地在提醒我们：国家还活着，坚挺地活着！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的潮水已经冲垮了很多国家的围墙，国家的主权要素已经大幅度被淡化，但是排除种种国家利益纷争以及民意纷扰，有一种国家主权依然很难不可忽视，那就是“货币主权”。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依然采用国家主权货币，全球最大的“世界货币”美元，以及日元、英镑，都是主权货币，欧元则是区域性主权货币。
某种程度来说，欧元区是进步的，19个欧元区国让渡了货币主权，更大程度上消除了“国界”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的统一。但是，欧元20年的发行历史，并没有完全证明其是成功的，或者说成果与问题都很大。
欧元区内各国经济水平、收入差距、技术实力差异巨大，统一的货币政策经常与无法协同的财政政策相冲突。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财政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爆发了债务危机。在整个欧元区内，德国、荷兰是净赚国，而意大利等国则日益惨淡。
近些年，欧洲反全球化、反欧共体、反欧元的呼声日益高涨，随后民粹主义运动高潮迭起，政治局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左翼政党登台，法国马克龙被“黄马甲”围剿，德国默克尔失利，英国特雷莎·梅被夹在“退与不退”之间。
不管是21世纪前十年的全球化鼎盛之时，还是当前全球化大回潮，主权货币机制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
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曾经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基于“一篮子商品”的非主权货币构想，但也只能算是学术研讨。早在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了特别提款权（SDR），但最终也只能沦为“纸黄金”。2009年诞生的比特币，只能算是一种冒险家、投机家的私人试验品。
所以，国家主权货币将会长时间地横亘在经济全球化的中央。本质上，主权性质的“世界货币”也是国际货币市场中竞争出来的结果。但是，由于货币的网络效应，世界货币如美元，即可形成强大的垄断势力。
谁在世界货币市场的激烈角逐中胜出，那就能够坐享其成、号令天下。掌控了世界货币的国家，就相当于掌控了世界经济的大权，弹指一挥间便可向各国收取巨额铸币税；举手投足间便可刮起货币海啸，将其它国家的货币、债务、房地产、股票打翻在地。
当今世界，国家主权货币与全球化经济已经构成了深层次的矛盾，这一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世界性问题。这也是特里芬难题的延伸。
货币当局只会对本国市场、国民负责，而不会对使用其货币的国际市场、他国企业负责。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很少会顾及国际市场安危，甚至有可能损害他国利益来维护本国市场。
以美元为例，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世界货币”，美联储每次持续加息都会引发国际汇率市场的波动，甚至诱发新兴国家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5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美国本土）、2018年阿根廷、土耳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直接诱因都是美元进入升值周期。
当然美联储与美元都无市场过错，新兴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主权货币性质的世界货币或叫世界货币主权化机制，必然影响全球化进程以及经济安全，定然带来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所以，在主权货币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中，忽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来谈论、制定经济政策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在产业政策存废的讨论中，除了考虑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必须考虑国家主权货币制度下的国家利益的隐性竞争。
现实的竞争还更残酷、更被动。由于在1980年代“里根大循环”时期，美国构建了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这是一个表面追求全球化自由平等贸易，而本质上是等级森严、利益结构失衡的全球化规则。华尔街金融系统站在了全球化金字塔的顶端，而金字塔顶端上的权杖则是美元。在美元的掌控之下，美联储为华尔街金融界提供“纸弹”，华尔街金融界则在全球各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中贩卖美元，收取铸币税，而美国整个国家及国民都是受益方。
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中，美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实行零补贴、零关税、零壁垒的全球化贸易规则，希望最大限度地削弱他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推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如此，美国就可以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在庞大的、不受国家干扰的国际市场中最大限度地攫取收益。
从完全竞争市场的角度，从纯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华盛顿共识”符合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福利最大化的原则。但是，在美元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利用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国家力量来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降低“世界货币”的冲击以及“压榨”，也就成为各国博弈的主旋律。
所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不断，产业政策争论不休，本质上都是国家主权货币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
中观矛盾
科技知识垄断与国际自由竞争之间的矛盾
第二不可忽视的矛盾是技术（知识）垄断与国际自由竞争之间的矛盾。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那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也就是国家不可干预，让资源要素在国际市场充分配置。这个论题，我们暂且假定国家不干预市场，那么资源要素如何在国际市场中充分配置呢？
早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他说，国家与国家之间之所以会发生贸易关系，是因为分工不同，比如你生产玉米，我生产棉布，大家可以交换，这样就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是，为什么你生产玉米，我生产棉布呢？而不是反过来呢？亚当·斯密说，这是因为你生产玉米成本比我低，我生产棉布成本比你低，这是由我们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土地、气候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绝对优势决定的。
后来，古典主义集大成者李嘉图认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有问题。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什么商品的价格都比另一国低，那么这两个国家就不会发生贸易了吗？事实上，即使是这样，这两个国家依然会发生贸易，那么这个贸易是怎么来的呢？
李嘉图经过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大豆和玉米都有优势，但是相对生产玉米来说，大豆的利润率更高，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把大部分资源或者所有资源投入大豆的生产，因为谁都想赚更多的钱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大豆和玉米都没有优势，但是相对生产大豆来说，玉米的利润率要更高，这个国家就会选择生产玉米。这样，这两个国家前一个生产大豆，后一个生产玉米，还是会发生国际贸易。
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它遵循的是“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这几百年来，很多经济学家都使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后来，萨缪尔森的老师里昂惕夫，使用了美国1947年200个行业的统计数据，来验证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是否准确。结果，里昂惕夫得出的结论，居然与这个理论截然相反。
按照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美国应该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美国的资本和技术丰富，劳动力稀缺。我们通常理解也是这样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却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难题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里昂惕夫之谜出现后，经济学界一下炸开了锅，各路经济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这个悖论。比如波斯纳和胡夫鲍尔提出的创新和模仿理论、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阿罗提出的干中学理论以及罗默和克鲁格曼提出的“技术外溢”。这些理论都是动态贸易理论。所以，我们可以将里昂惕夫之谜之前的贸易理论，称之为静态理论，之后的理论则是动态贸易理论。遗憾的是，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对贸易理论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李嘉图时代。
里昂惕夫之谜最好的解释是技术进步。美国使用了大规模机械耕种、更好的育种技术、更好的化肥、有技术的农业工人，将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演变成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农业。
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是惊人。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但却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等农产品进口国，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等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大豆、玉米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中国。
全球四大粮商，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拥有明显的定价权，美国就有三家，分别是ADM公司、吉邦公司和嘉吉公司。在生物农业技术方面，美国的杜邦和孟山都是全球最杰出的两家公司，杜邦是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是世界第二大种子公司。其中，杜邦的玉米种子，约占全球杂交玉米种子市场的43%。
实际上，现代农业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核心竞争力是农业生物科学技术，在种子、化肥、农业以及农业机械化方面的竞争优势，直接决定了全球粮食的定价权。换言之，我们餐桌上粮食价格的涨跌，根本上是由农业生物科技公司决定。
事实上，除了农业，在半导体、超高精度机床、化学材料、工业机器人、工程器械、轴承、炭纤维、光学、核能、生物科技、航空航天、通讯技术标准等全球大多数高科技领域，美国、日本、德国都占据着垄断地位和主导优势。
这个时代的国际竞争，已经完全不同于李嘉图所在工业时代，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失效。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领域正在形成了高度的垄断，科技企业在全球的控制力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
比如美国在信息产业领域，最早建立了包括编程语言、互联网协议、芯片在内的众多底层技术的标准，从而彻底统治了信息产业。当今世界，美国在信息产业领域一家独大，强如日本、德国、英国都无法撼动其统治地位。
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渗透的地方，很多产业都最终被美国公司打败。比如，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电子产业竞争优势，记得八九十年代，日本电子手表、电子游戏机、随身听风靡全球。但是，这个产业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很快被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所淘汰，索尼、夏普、松下一度陷入困境，纷纷剥离了电子及相关产业。
汽车产业亦不可避免，如果你走进美国特斯拉工厂，你就会感觉到汽车产业甚至整个工业制造产业，都在被工业机器人所改变。不久的将来，美国包括汽车在内的诸多工业产品，都会因为智能流水线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成本，甚至可能比中国的成本还低，到时中国的比较优势又在哪里呢？
更为可怕的是，技术（知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网络效益，不管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第三产业，只要技术深度渗透的市场，都可能引发强大的垄断。
50年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全球粮食市场居然会被几家公司所垄断，全球粮价居然被几家巨头所控制，甚至经济学家还一度将粮食市场类比为完全竞争市场。
我们可以推测的是，一旦底层技术建立了标准优势，就极容易在短时间内建立全球垄断地位，比如浏览器、操作系统、搜索引擎、通用芯片、发动机、玉米种子等。
市场一旦被技术公司垄断，大部分公司会自动放弃这个市场。如今，中国私人市场基本上放弃了浏览器、操作系统、互联网协议、编程语言等领域的投入与竞争。
所以，如果我们长期抱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思维，中国很可能长期停留在低端制造、廉价商品的层面，在国际竞争中一直处于被动。其实，当年亚当·斯密的绝对竞争优势，似乎更加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
高科技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建立底层技术标准，不管是信息产业，还是工业、农业，只要高科技深度渗透，就可以垄断全球市场，彻底摧毁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这就是绝对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下车，有些国家会反对全球化。
所以，在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亚当·斯密的绝对竞争优势理论，比李嘉图的相对竞争优势，更加适应于全球竞争，更加能够洞悉全球竞争的本质。或许在将来，已经不存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有产业都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此一来，没有建立绝对技术优势的国家，必然会被国际竞争所淘汰。
纽约大学数学家、原IBM负责科技的高级副总裁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尔，在《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他们认为，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以及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已经完全不同于李嘉图时代。现在不存在一个单纯的基于国家自然资源建立的全球竞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高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因此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再适用。他们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从落后的贸易国发展为先进的贸易国时，两个国家都会受益，但是贸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两个国家就必然会发生利益冲突。
面对技术垄断，市场失灵，企业不愿意进入，国家是否应该借助产业政策，扶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呢？在科技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微观矛盾
知识公共属性与市场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
除了技术垄断之外，知识经济时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知识产品（经济要素）具有公共属性。
在信息时代，知识的外部性将其公共化，知识的公共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命。正因为知识的公共化特征，才促使知识产品大范围、低成本传播，促进这一经济要素在全球自由支配。
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知识以及通用性技术都具有公共特性。过去几十年，中国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即可以合法地使用公司、股票、期货、代理人、产权、货币、汇率、工程管理、银行风控、经济统计、临床医疗等一系列制度，这些知识是现代经济体系运行的保障。同时，新兴国家还可以免费使用电力、通讯、航天、汽车、重工、船舶等各领域的通用性技术以及失效专利。
这些知识与通用性技术，为新兴国家带来巨大的知识红利，帮助后发国家在短时间内以极低的成本，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化技术标准以及制度体系。
不过，知识产品公共化给市场带来两大困扰：
一是很多企业并不愿意参与知识产品的开发，而更愿意“搭便车”。
具有公共属性的知识产品，市场机制并不发挥作用，或者市场效率比较低。基础科学、通用技术、公共制度等知识产品，具有投入大、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公司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出来的知识产品，无法完全私有化，而被市场共享，最终获得收益往往是均等的。这就导致企业会退出这一技术和知识的研发转而搭便车。
二是后发企业容易进入享受知识红利的路径依赖之中，而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
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后发劣势”观点，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支持沃森的观点。新兴国家借助免费获得的大量知识红利，从而形成后发优势。但是，这一行为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演变为后发劣势，没有培养出创新精神与机制，没有动力进一步开发新技术和新知识。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2018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时称，“华为已经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的高速度, 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华为是中国技术领先的科技公司，拥有八万多研发人员，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以上用于研发经费。但是，每年研发经费中，约20-30%用于研究和创新，70%用于产品开发，缺乏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 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
任正非说华为进入了无人领航的无人区，实际上就是指基础科学的研发。华为一直在应用技术方面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基础科学则偏弱。主要原因是基础科学具有公共特性，与其花巨资研发基础科学，不如引进西方的应用技术直接使用见效快。但是，当应用技术红利吃尽，剩下的则是啃硬骨头，渗透到公共产品领域。
在工业化时代，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截然分开，政府负责前者，市场负责后者。比如政府负责提供基础教育和大学学术研究，公司负责技术专利开发。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竞争加剧，知识产品的产业链被大幅度地压缩，产业链效率大幅度提高。在爱迪生时代，科学家与工程师边界明确，实验室距离工厂很远，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测试，再到量产的周期非常长。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学研投深度融合，没有像当年一样独立的贝尔实验室，谷歌的工程师是科学家，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在硅谷，斯坦福大学与科技公司、创投公司联系紧密，一些教授身兼数职，大学教授、投资人、企业家、工程师。
知识产品的产业链整合，形成一个新的趋势，即私人知识产品与公共知识产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般认为，基础科学、公共技术偏向于公共产品，而设计、专利、著作权则是私有产品。企业一般更愿意投入专利等私有产品，以及可以直接产生效益的应用性技术，而非基础研究。
但是，像谷歌、高通、华为等这样的大型公司，为了寻求应用技术的突破或获取技术领导权，不得不将触角渗透到公共产品领域。比如当年香农发明了信源编码定律和香农公式，才有了现在的信息世界，然后全世界都受益。如今这些技术公司正在从事当年香农的工作，而在此之前这部分工作由大学、教育机构，也就是政府负责。
反过来，之前政府只负责基础教育和基础科学，但如今产学研投深度融合，政府与市场的距离大幅度缩短，政府的职责边界已经逐渐模糊，甚至很多时候需要配合或参与技术的研发。从基础科学到基础科研，再到通用性技术，从公共产品到公共化产品，政府的权力不断地往市场渗透。
所以，在具有公共性质的知识产品领域，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政府的权力边界则在扩张。事实上，政府在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已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创造能力。
一般而言，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但这是对传统产业的界定。若在知识产品领域，政府对通信、半导体、核电、生物等基础科学及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是否属于产业政策？又是否具有正当性呢？
后记
倘若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自然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福利最大化的机制。企业家的发现程序远胜于政府官员。
如此，政府对私人用品的选择性干预以及歧视性补贴，如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自然是画蛇添足、有失公平。但在这一不现实的假设中，坚持市场执念亦有本本主义之嫌。
若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以美国早年的产业政策以及日本在二战后的产业政策，来说明产业政策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必然选项，亦有刻舟求剑之嫌。
当今这个时代，美元主导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与经济全球化“相爱相杀”，国际自由市场配置资源大势所趋，而美元作为主权货币主宰世界经济格局的威慑力亦不可忽视。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巨头的绝对垄断性已经打破了李嘉图的“人为预设”，知识产品的全球化共享，更是触发市场机制的失灵；而市场与政府边界之模糊，更加剧了知识时代产业政策的纷扰。
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冲浪者都在享受着国际自由市场的卓越配给，但是蓦然回首，一尊主权货币“海神”随时可兴风作浪、翻云覆雨，知识的洋流正在脱离市场的方式全球化共享，而技术垄断形成大数据孤岛无形地支配着每一个冲浪者。
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世界呢？
事实上，每个人自身的福利，既不能完全交给市场的私权，也不能完全交给政府的公权，私权（垄断权）与公权都可能被滥用，并侵害我们的福利。
经济学家中的天才、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开创了产业组织学。他试图采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约束市场私权滥用。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是产业组织理论的追随者。在他看来，用公共政策而不是政府之手来制定和管理产业政策，能够催生创新，可以促进生产率的增加。以公共政策来管理产业政策，可兼顾竞争效率，避免政府和市场双失灵。
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事实上，只有将“凯撒”与市场，束至于以公共决策之下，才能在阳春白雪中自由博弈，亦能在暗流涌动中灰度生存。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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