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隋炀帝杨广就像一个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不管什么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又是那么的奇怪，每一味药材不是用错就是严重过量，以至于任何一剂药吃下去都会产生致命的副作用。他新皇上任后进行了四项大刀阔斧的改革，随后大修南北运河及长城，为远征高句丽和抵御匈奴做准备。然而这一切看似万全的准备，到了第一次征辽时却仍旧鞭长莫及，三十万远征大军还是因为缺粮问题而折戟铩羽。至于他的第二次及第三次亲征，也随着国内风起云涌的叛乱而匆匆结束。
就在这时，隋与突厥的关系这个时候也变得差起来了。这时突厥的大可汗是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阿史那咄吉是启民可汗的儿子。启民死于大业五年，即西元609年，咄吉于当年即位。继位之初，始毕在悄悄积聚力量，对隋倒也挺恭敬的。但是炀帝三次征辽的失败，突厥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算看透了隋廷的外强中干，突厥人对隋廷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突厥谋臣史蜀胡悉颇有才干，帮着始毕慢慢建立起了威望。隋朝派往突厥的间谍探知这一消息告知隋廷，于是裴矩设计，以邀请史蜀胡悉互市通商为名将其骗至马邑杀死，并反诬一口说史蜀胡悉意图谋反，隋廷为突厥除害云云。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当然震怒异常，于是开始悄悄谋划反隋事宜。
炀帝于大业十一八月年再次巡视北方边境，意在试探突厥人的动向，也想借助所谓的天子威仪震慑一下东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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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次，突厥人选择了先下手为强。阿史那咄吉在定襄集中起突厥军主力，突然发难，攻击了隋的雁门郡。当时炀帝正在雁门——突厥人这一次是集中全力直奔舆驾而去，力求一击成功。短短数天内，雁门郡所属41座城市竟有39座陷落，隋军仅勉强坚守住雁门和崞两城。
炀帝本人连同城内军民总计一十五万人被困在雁门孤城竟无法突围。突厥人日夜攻城，据说箭都射到了御座前。
形势危急到了这份上，一切以保命为第一要务。在一班大臣建议之下，炀帝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亲自抚慰激励将士，许诺击退突厥后凡是守城有功人员一律高官厚禄；其二既然无法突围，就将求救文告写在木板上，投放到滹沱河中，诏令各郡发兵来救援，除去许诺今后不再征辽东以外，也许各地援军以高官厚禄。其三是派遣密使混出城去联络突厥可贺敦义成公主，在突厥内部造谣说北方部族有叛乱迹象。三管齐下果然奏效，突厥人不善攻城，面对雁门久攻不下，加之隋军援兵四集，突厥人也见好就收，撤围而去。
在各路赶来勤王的援兵之中，有一个名为世民的十七岁少年，投效于左屯卫大将军云定兴的麾下，于此役中作疑兵之计，算是第一次在正史中出镜。
云定兴这人在历史上为官的名声虽然不大好，不过据说其实倒是一个颇有创意的服装设计大师。他的一个女儿本来是前太子杨勇的小老婆，所以杨勇被废以后他一度很落魄。不过他和炀帝的宠臣宇文述的私人关系很好，通过不断给宇文述行贿拍马，竟然从小职员起步重新又做上了正三品的左屯卫大将军。
有些史料上说云定兴把李世民收在军中是为了拍李渊的马屁，其实倒可能是冤枉他了。云定兴从少府的一位小职员开始，经过少府丞、少府监、卫尉少卿、左御卫将军才到左屯卫大将军。他做卫尉少卿至少还是在李渊之前的事情，（云在大业十一年已经任正三品的左屯卫大将军，李渊这时候才到四品的卫尉少卿）云定兴的职事官实际上是要高于李渊的——当然李渊这八柱国之家出身的家底比云定兴肯定是厚实多了。云定兴收李世民在军中，大概也就是看在前后任的面子上，同僚子弟给照顾一下罢了。
这以后，隋和东突厥的关系就势如水火了，又恢复到全面战争状态。炀帝由雁门经太原、东都返回长安，随即对河东道诸郡人事进行了调整，加强了防务力量：
以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黜陟讨捕抚慰大使，以镇压叛乱、稳定河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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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用王仁恭为马邑郡太守，担任抗突最前线的指挥官。而三原县令李靖则被调任为马邑郡丞。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改州为郡，郡的长官称为某郡太守，二把手则称为某郡赞治，由于唐高宗名治，所以唐代在高宗以后写的史书为了避讳，就把史籍中涉及的赞治一律改称为赞务。至于改赞治为郡丞，则大约在大业九年——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大业九年杨玄感之乱时各郡犹称赞治，而年底王世充讨伐刘元进的时候已经称江都郡丞了。不久炀帝又在太守之下，郡丞之上设置通守——通守在身份上接近太守，而且实际主持一郡政务，可以由郡守升格而来，等于是为以往被排除在体制外，难以进入高级官员序列的地方官的晋升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此一制度的出台，实际上自有其背景——隋代以前，由朝廷至县的行政架构分层都在四级以上，这是当时社会人文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的自然结果，自有道理。
而隋文帝统一之后，虽然出于统一政令裁汰冗职的目的整理地方行政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强行将州郡合并，施行三级行政架构体制却是并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以南北朝后期的实际情况，州以上地方主官算高级官员，基本上被世族和大豪强所垄断，郡一级的算中层官员，大多由大门阀的旁支或者一些中等的门阀出任。而在县一级算基层官员朝廷多数时候是放手给地方都督刺史们任命的，只需要保证效忠，不耽误征税征兵就行。州和郡、郡和县之间的层级鸿沟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很多时候即使花几代人的时间都不见得能够跨越。但是这样的层次安排，保证了官僚队伍金字塔结构的稳定性。
但是文帝砍掉这中间的一级之后——文帝的时候砍掉了郡级，炀帝又把州改为郡。——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在高级行政主官（州刺史）和初级行政主官（县令）之间的中级行政主官（郡太守）这一阶层直接消失了！——后来隋炀帝的时候虽然重新将州改称为郡，但是行政层级并没有增加，只是郡太守这个时候是以高级行政主官的身份出现了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朝廷的中层官僚队伍就不存在了，就消失了，在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僚佐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中层官僚——只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官当中不会再出现中层官僚的身影罢了。然而这是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的，如果整个国家的干部的任职履历中都出现这么一个缺陷——即官僚队伍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独立负责一基本单位运作的经历。长久下去必然导致官僚队伍这方面能力的下降，同时由于政府职能运作模式的调整要落后于机构调整的进度，必然导致政府控制能力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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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现代的例子——一般情况下，在军队里面世界各国实战型的高级将领多数都要求有担任师、团级部队主官的经历。我国现代的行政官僚体系在用人的时候也特别看重县市一二把手的任职履历。这是因为现在地方是基本是以县市一级作为基本行政单位，在县市、师团级岗位上的一把手任职履历对于锻炼和考验行政官僚在地方行政上全面的综合能力非常有益。
而在隋代的时候，县级行政单位的独立区域功能还不完善，郡一级的任职履历就成为官员养成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缺失了这一环节，其他渠道的官员养成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这个缺陷，必然导致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
这就像我们现在搞所谓的扁平化行政，搞什么省管县，撤销地方地级市对县级单位的管辖权，自以为是的找出一堆诸如能够减少行政成本之类的说辞来，实际上副作用大得很，搞下去多半得不偿失。
造成这一系列的变革的原因是为何呢？其后果又是如何呢？郡丞这一阶级在隋大业末年的社会生活中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多个隋唐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赫赫闻名的大人物都出自其中，如张须陀、王世充，当然还有我们的李靖——未来的百代战神卫国公大人。
按照隋代的政治惯例，郡和县级官员之间的任职是一道巨大的鸿沟，而郡的长官和佐官之间也存在严格的等级区分。郡的太守是一个独立行政区域的长官，其职官的行政等级在四品至三品之间。而郡丞，除去长安和洛阳为从四品以外，一律都是五品以下官。担任太守即意味着进入中央的高干行列，而郡丞依然只能算是相对高级的地方事务官僚。对于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僚来说，担任太守只是其任职履历的一个阶段。而对于那些门庭并不显赫的中等之家或者寒门之士来说，郡丞这一级别也许就是他们职务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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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的张须陀，由于本身大概没有什么太强的家族背景，官一直也做不大；又如王世充，他的老爸是个拖油瓶，做来做去也就是个中层行政官僚，老爸的继父王粲勉强算个准高级军官。还有像李靖这样的，本来算门第显赫的门阀世家，但是由于政治事故被打入政治冷宫的。总之本来这群的人政治前途大概原本看上去都不大妙。倘若没有那场大乱，或许这辈子也就在郡丞这人生的顶点上再也上不去了。然而这群人当中，实是集中了一群当世最杰出的脑袋，乱世给了他们建功立业、改变命运的机会。
张须陀在齐郡丞任上多次击败暴动的民军，因此而获得炀帝的赏识，短短两年之内，由郡丞而郡通守，而河南道黜涉讨捕大使，成为一个大战略区的最高实权人物。王世充也是类似的经历，由江都郡丞而通守，进而为右翊卫将军为吏部尚书，直至篡位登基，其间也不过三五年的事情。
纵观隋末这几年的历史，在不少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点，太守往往没有留下明显的历史踪迹，而出彩的大多是各郡的郡丞、通守这些二三把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
至于李靖本人，大约是于大业十一年开始担任马邑郡丞的。他的任职又是谁的决定呢？是王仁恭还是李渊？抑或者是炀帝本人？王仁恭只是郡太守，李渊也不过是刚调任为河东讨捕大使，虽然据说拥有在河东辖区内的人事任免权，但是也仅只限于河东诸郡内，而李靖所任职的三原县乃是属于关内道的西京长安直辖，所谓的近畿之地，西京留守为卫文升，当时李渊的级别还要低于老卫，故不可能从卫文升手里直接要人。那么最可能的情况是，由王仁恭向李渊或者炀帝直接打报告提出将李靖调职的要求——由于当年两人曾经在汲郡共事的经历，相互之间可谓知根知底，王仁恭出于给自己找一个能干的副手的考虑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调人这就很合理了——然后炀帝给予批准了。对于一个副厅级干部的任职，炀帝一般不可能给予过多的关注。但是李靖既然是杨素和牛弘都曾经大力夸赞过的才俊之士，并且据说过去几年在县处级干部的考核中多次名列前茅，而今又担任的首都附近的县令，那么炀帝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也不奇怪——如同今日主席虽然不可能记住全国两千多个县委书记的名字，但是记住昌平区或者大兴区的书记恐怕还是不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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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邑郡在隋末的处境可谓相当的特殊，虽然如果按户口数量来划分的话，马邑那点人口只够划成下郡，但是由于恰好处于突厥汗庭的正当面，在隋和突厥反目尤其是始毕可汗率人突袭雁门后，这里成为对抗突厥的最前沿。依着炀帝的个性，那是非从“雁门之围”这种奇耻大辱中找回场子来不可的，所以对于这个地方想必也会投入直接的关注。于是李靖就这么被调到了抗突战场的最前线。
那么李靖和卫文升又是从什么时候建立关系的呢？卫文升名卫玄，这人的资历相当的老，据《隋书》记载，他本来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近臣，杨坚建隋后卫文升在朝廷内外几上几下曾经先后担任过多个职务。《隋书.卫玄传》记载卫文升在大业三年至大业八年间的某一阶段曾经以工部尚书兼任魏郡太守，由于在大业八年之前卫文升已经转任右候卫大将军、检校左候卫事，而这一职务挺明显是炀帝为征辽之事所作的人事安排。因此卫文升任魏郡太守的时间下限大致应该在大业六年或者七年左右。而在这两年，李靖大概正是在魏郡安阳县担任县令。因此李靖和卫文升的上下级关系的建立至迟不晚于这两年。
卫文升在征辽之役后，由于得到炀帝的赏识而出任西京留守。而李靖也在此期间由安阳县令转三原县令，又来到卫的手下当差，其中多半应该是出于卫文升的安排。否则李靖凭借一己之力以一介外郡县令的身份要实现跨大区调任首都回到老长官麾下的目标还是不大可能的。
正因为李靖和卫文升之间有这么一层不大为后人知的关系。所以后来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李靖并没有选择跑去江都报告炀帝，而是赶紧跑到长安卫文升那里。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至于当年李靖从汲县令转任到安阳县令是个怎么回事呢？是王仁恭送给卫文升的大礼还是卫文升从王仁恭那里挖的墙角呢？抑或者王仁恭把他从三原县令弄到马邑来当郡丞是对当年卫文升挖墙角行为的报复呢？至少有一点我们比较清楚的是，大约在大业四年前后，王仁恭任职汲郡太守而卫文升则在汲郡隔壁的魏郡任太守。
大业十一年，王仁恭刚上任马邑太守，就碰上了突厥大举入侵，据说始毕可汗亲率数万人马攻击马邑，而当时马邑全郡不过大约四千余户居民，（《隋书.地理志》：马邑郡统县四，户四千六百七十四。这不是该地区的实际户口总数，而只是隋朝官方能够有效控制的编户的数据。）分散在善阳、神武、云内、开阳四县，全郡兵力不过三千人（《隋书.王仁恭传》：时郡兵不满三千）。王仁恭亲率郡兵逆击突厥，神奇般地打退了突厥人的进攻，并斩获数千首级，其中还包括两个突厥王子（特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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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见《隋书.王仁恭传》：其年，始毕可汗率骑数万来寇马邑，复令二特勤将兵南过。时郡兵不满三千，仁恭简精锐逆击，破之。其二特勤众亦溃，仁恭纵兵乘之，获数千级，并斩二特勤。帝大悦，赐缣三千匹。）
而据《通鉴.考异》所引《大业杂记》，其实此事大概应该是和炀帝被围雁门同时发生的。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大业十一年六月，炀帝由太原郡汾阳宫经楼烦郡，遭到突厥的攻击，炀帝派遣右武侯大将军范安贵阻击，安贵兵败死于军中——这个有范安贵的墓志可以证明。七月份炀帝经楼烦郡的天池（位于管涔山附近）退入雁门郡，八月被困雁门城。
当时的情况是马邑位于楼烦和雁门的北面，隋军自定襄而下，既然能够直接袭击位于楼烦郡的岚城，肯定是要先经过马邑的——因为在马邑和楼烦郡的西境就是黄河，突厥大军不可能直接跨黄河自西往东作攻击前进。那么也就是说，其实马邑并没有挡住突厥的南下——在炀帝退守雁门之前，其实已经和突厥人在前线耗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然，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至少马邑当时并没有全面陷落，甚至在炀帝被围雁门，雁门全郡只剩下两座孤城的时候，马邑郡至少还有几个据点掌握在隋军手中——而这些据点，肯定将会影响到突厥人的机动与后勤。在马邑郡境内，比较适合人生活的区域主要就是桑干河流域从善阳（今朔州）到云内（今大同）这一片，除此以外，往北往西都是大片的丘陵山脉，能够供骑兵机动渗透的道路实在是很有限。那么始毕所能做的很可能就是留下一部分兵力，守住南下的通道，监视马邑守军的动向，而大部队越过据点作蛙跳攻击。这就必然面临一个问题——如果留下监视的部队太强，则会削弱前线的攻击力量，而如果留下监视的部队太弱，搞不好就无法维持后勤并保证撤退的通道的安全——不要以为只要是骑马的民族就没有后勤压力了，骑兵的使用如果不合理，比步兵后勤压力还大，何况突厥人也不是玩骨箭的匈奴，突厥人毕竟是要自己锻铁打造兵器和其他用具的。
总之，当九月份始毕从雁门解围的时候，马邑的据点依然没有攻克。然后在突厥撤退的过程中，炀帝派出的援兵配合王仁恭的马邑守军截了突厥人的后卫部队，斩俘各有几千人，并杀了两个突厥特勤。也算挽回一点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