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代战场两军对敌，千军万马聚集在一起。对于普通小兵来说，除了身边熟悉的队友，友军和敌军其实一样陌生。那么，古代的士兵军官乃至将领，在战争之中又如何分辨敌我，避免在两军短兵相接时误伤自己人呢？
古代战争分辨敌我的关键就在于“分”与“辨”。
这个“分”指的是将我方与敌方进行分隔，这里涉及的是阵型。在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就讨论过阵型在中国以及欧洲古代战场上的广泛应用，但没有比较详细地去分析战阵的大体结构。实际上，古代战争有一点非常容易被忽略，即在燧发枪大规模推广以前，军队中各兵种基本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纵深。纵深与阵型的保持能够有效地将敌人阻挡开来。为了更明晰地讨论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欧洲的情况。欧洲的阵型较之中国古代更为单一，常采用在组织上更为简单的方阵作为基础，调整作战所用的装备及纵深等，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希腊方阵与马其顿方阵。
在中国，方阵也是一种基础阵型。如在面对边疆部族侵袭时，“每作四面阵”，而李靖阵法以“每八百人为一小方阵”，在外围以持盾或持近战武器的士兵，内部则布置骑兵、弓弩手等作为伏兵（《武经总要》）。这种阵型以加大纵深的方式抵御骑兵冲击，随后以骑兵及弓弩手迅速对敌人进行打击。而以单兵种构成方阵的情况也同样存在。欧洲也有类似“李靖法”中方阵的阵型排列，如在1791年法国的军队手册甚至规定在面临骑兵冲击时，应摆出这种空心方阵进行防御，可见这种阵型具有着不小的战术意义。
▲空心方阵
不过当时欧洲的空心方阵，与唐宋时期中国的反骑兵方阵还有所不同。由于火器在18世纪末页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法国的反骑兵方阵其纵深也随之变小，以更大程度提高火力的覆盖。传统方阵的横排、纵列数量相当，但在16世纪初期的瑞士大方阵中，纵深数已经削减为正面的三分之一；而在后来“燧发枪+刺刀”的组合兴起以后，纵深甚至削减到了三行。这一点同样反映在空心方阵中：在保证反骑兵能力的同时，纵深较之唐宋反骑兵方阵大大削减，协调的难度更低，而机动性更强。
方阵在协调上无疑更加简单。但事实上，不仅仅是方阵，只要能够保持阵型的完整与相对的整齐，队列就能够与敌人分离开来。古代的各式阵型颇多，如宋代的牝阵之中，将步兵、骑兵以及奇兵队分开陈列，整体上保持阵列。阵型展开时以两翼张开冲击敌军，而中部战队则与敌人前锋交接阻止其后撤，同时实行三面袭击。阵型右部的马军队机动性更强，同时具备着追击能力。由于作战之时士兵并非是一拥而上，同时敌我之间在纵深及横向展开存在不同，前部的部队只要听从指挥员的指令，并保持着阵列的相对齐整，区分敌我本身就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牝阵图一角
当然，阵型的维持之上却并非如此简单，它需要一整套指挥系统参与协调。如宋代军队常以50人为一小队，以3个小队结为中队（150人）、5个中队构成大队（750人）；而一部分轻装精锐以1指挥（400-500人）为一队。一般在队列前有一名押官，一名队头执旗（部分有一名副队头执旗）；左右傔旗两人。这种层层递进的组织方式，可以在很大上避免组织上的不协调，指令依次自大队向下传递，准确性也更强。不同职能的队伍，在装备及人员配置上还有不同。这种较小的组织单位可以更好地排除进而排除敌军的干扰，有利于分辨敌我。
而在军纪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令行禁止”，而这些指令则通过旗帜及乐器的组合来完成。基层队列之中有旗手，而在中高层指挥系统之中除了以各色旗帜传达指令外，还会通过乐器的配合来指挥队伍。如宋代之时，各类大阵临阵时的基本变换如下：鼓鸣一声，举黑旗，为曲阵；鼓鸣两声，举白旗，为锐阵；鼓鸣三声，举青旗，为直阵；鼓鸣四声，举白旗，为方阵；鼓鸣五声，举黄旗，为圆阵。除此以外，军中还会以各式旗帜对士兵队列归属进行标识，并加以指挥。
通过军事指挥系统，各种阵型能够灵活地进行变换，调整前锋与纵深，将敌人进行阻隔；通过缩小军队的基本指挥单位，可以增强士兵的熟悉程度，避免误伤友军。但即便如此，军队也依然可能面临与不熟悉的友军之间，进行协同作战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辨识友军除了固有的指挥体系以外，还需要依赖于更为明显的外部标志。
通过队伍的装备来分辨敌我的方式，最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尽管有人认为古代战场上，战士们会通过武器的不同来分辨敌我，但若是双方之间武器形制差异极小，那么这种方法岂不是不管用了？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会在盾牌表面漆上不同的花纹，相较于武器而言，护盾表面积更大，而且更加明显。
而在甲胄方面差异也相对明显。比如对于札甲来说，由于甲片形态及编缀方式、漆甲工艺、锻造工艺及甲胄的形制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使得不同的甲胄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让人直观地分辨敌我。在此基础之上，很多军队会为甲胄加上各种配饰，除了用以表示军阶、身份以外，还能更直观地将敌我分辨开来。并非独是中国如此，欧洲地区的军队也有类似的情况。除了盾牌以外，甲胄的形制也大不相同。
▲罗马军队采用的高卢式头盔
由于可以通过阵型与指令的“分”以及装备的“辨”，两军交战之时误伤友军的情况并不经常出现。但若遇到与其他军队协同作业时，由于指挥系统及外部标识不同，误伤的情况同样可能出现。针对这种情况，各部军队之间往往只能通过一个更高级的军事指挥系统来对各部军队的任务进行协调分配，如宋代初期的都部署制度，便是通过任命本军的最高军事长官都部署来协调各藩镇兵力，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总之，军队毕竟是人类社会中最具有组织度的一种存在，只要军队的编制与指挥不乱，在冷兵器时代，误击并不容易发生。古代历史上那些“人自相杀”，往往发生在战败或夜间等失去组织与指挥的混乱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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