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笨蛋，根本问题是经济。——克林顿
关于香港问题，我憋了很久，一直很想说，特别看到那些妖言惑众的、收割智商税的蹭热文。
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民主），实际上是经济问题（跨境金融），归根结底是文明冲突问题（东西方）。
我将分成两篇长文来讲述。本篇从香港自身剖析香港，从历史进程和基本常识入手；下篇从全球角度看待香港，以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宏观视角审视香港和中国的未来。
一、一个上天眷顾的“中介”
在工作中，每个业务员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怎么跟大企业建立关系？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有人引荐，这个推荐人就叫中介。在撮合交易的过程中，中介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双方越过他，这样他就拿不到好处费了。
因此，中介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把控好大企业，因为大企业的业务不缺人做，而业务员除了依靠中介没有更好的选择。
好了，现在我直接放结论：西方是大企业，中国大陆是业务员公司，香港就是那个中介。
1、转口贸易，发家
1840以前，香港就是一个贫瘠的荒岛，只有3000多渔民。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合法”占据香港，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在远东贸易的桥头堡。以后英国运往中国的所有商品（包括鸦片），都是先送到香港，再销往大陆境内。
而且，它是一个完全的自由港，也就是说不收关税。一下子，西方各国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开始在香港汇聚，与转口贸易相关的船运、码头、金融、邮电等现代事物也应运而生。
以转口贸易赚取货物差价，香港的繁荣逐步出现。19世纪末期香港占据中国大陆进口额的50%左右，峰值为56%，占据大陆出口额的40%左右，一个弹丸之地，手握如此庞大的贸易量，想不富都难！
香港的这种繁荣，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尼德兰的迅速崛起如出一辙。
为什么香港能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而英国其他殖民地不行？答案显而易见，香港的背后是人口占全球1/3的巨无霸中国。为什么被占据时间更久的澳门不行呢？答案也很简单，葡萄牙风光一个世纪不到就歇菜了。
1936年汇丰银行
2、加工贸易，四小龙之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将中国看成完全的敌对国家，对大陆实施封锁。新中国便寻求与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贸易关系，从1950至1954年，双方贸易额平均每年高达11.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的60%。香港则受到严重打击，转口贸易急转直下：三年间，外贸总额下降37%，内地从香港的进口更是暴跌76%，此后几年不到1亿美元。
想不到的是，大陆与西方国家的禁运一直持续到70年代，内地从香港的进口一路下滑至0.1亿美元以下，只有1951年的0.023%！
香港的转口贸易跌入谷底，贸易企业纷纷倒闭。
由于大陆的大量工业资本家来到香港，资本与技术在香港汇聚，于是香港开始经济转型，主攻加工贸易。杜月笙也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香港。
香港的第一家玩具厂、第一家塑料厂就在这个时候建立，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开始起飞。那个时候的大陆人喜欢偷渡到香港，就是因为香港工厂的工资远超大陆收入。
60年代的香港
1959年，香港的加工产品出口产值占到贸易总额的69.6%，而转口贸易只占30.4%，可见香港很快就完成了从转口贸易向加工贸易的转变，经济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变。1970年，它的制造业一度占到GDP的30.9%！
香港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次自我奋斗的经济转型，便是狮子山精神的来源。在一些港人心里，香港最根本的“原材料-加工-出口”产业链靠的是西方的开放市场，所以香港崛起与大陆无关，但他们忽略了基本的两点：
1、大陆资本家将民国时期积累了几十年的资金和技术带到了香港，香港崛起的源头是大陆民族工业向香港的大规模转移，这就是纺织业成为香港经济基础的原因；2、香港始终有大量从内地偷渡进入的廉价劳动力，这是香港相比其他地区的独特优势。所以，没有大陆，你用什么崛起？
在这次经济转型过程中，涌现出了霍英东这样的爱国实业家。他们为大陆的不利情况而着急，便以身犯险，偷偷走私向大陆输入产品、技术和资金，为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霍英东的灵柩能盖上国旗、享受国葬之殊荣的原因，老人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这种境界上的差距，不知李姓家奴作何感想
3、转口金融
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邓小平访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与西方的和解，直接打乱了香港的发展路径。
当时的亚洲四小龙都遇到了产业升级的问题，他们先后向重工业和高科技发起冲击，比如韩国汽车、台湾芯片、新加坡精密制造。按照正常逻辑，香港也会朝这个方向进化。但是，刚开放的大陆释放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极大冲击了香港的实业，他们纷纷迁往内地。
仅仅10年，大陆的港资企业达到14万家、投资额800亿美元，珠三角就超过10万家。到1996年，港资占到内地外商投资的60%，其中80%都给到了邻居珠三角，珠三角的港资企业有40多万家，直接雇佣员工400多万，1996年一年就投资了600亿港元。
与此同时，香港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3%，下滑至1990年的17%，到1997年不足8%，2013年占比仅1%。
所以，香港没有制造业，是有客观原因的，改革开放决定了它没有发展制造业的空间。珠三角的繁华，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没有香港的产业转移，哪能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们也能看到，改开之前，大陆向香港转移；改开之后，香港向大陆转移。这种候鸟般的大规模迁徙，背后是经济上的互相成就和两岸的血浓于水。
这就向香港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香港的经济走向何方？港人很智慧，顺势就找到了金融这条路，走向了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
先给大家普及一个基本知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1、独立的货币政策；2、稳定的汇率；3、资本的自由流动。任何国家只能三选二，不可能三者兼得。大陆选择了1和2，香港选择了2和3，西方国家大都选择的1和3。
大陆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放弃了人民币自由兑换。这就对了资金的跨境造成极大影响。比方说，美国人打算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他得先换成7亿人民币；一年后变成8亿，美国人自然要把这笔钱拿回美国，但他得先提交申请，银行和外管局同意后方可换成1.14亿美元。
对资本而言，产生了两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1、万一你说我违法了，不同意我的申请，把我的钱冻结了；2、换汇换来换去耽误时间，影响资本流动效率，在资本世界，金钱是用分秒来计算的。
大陆如此庞大的市场，西方人有多么眼红可想而知，这跟近代惦记清朝市场是一样的。于是，又想到了香港。
香港是自由贸易港，港币与美元等货币自由兑换；香港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使得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十分便利。三方一拍即合，香港又走上了中介的大舞台，只不过这次从转口贸易走向了转口金融，从赚取价差转向赚取汇率差，不变的还是收取过路费。
海量的资金从国外绕道香港进入内地，随着内地发展，海量的大陆资金又绕道香港出境。弹丸之地，却能两头挣钱，承受着中西方这两个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惠泽，香港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香港回归后，外资的70%都是通过香港进入大陆，即使2018年受到中美关系影响，占比仍然高达40%。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企业，截止2018年占到香港总市值的68%，去年一年就集资2778.5亿港元，在过去10年中，港交所筹资额已经有6年全球第一，包括去年。
内地资金出境，专业名词叫人民币离岸市场，就是能够存放人民币的境外金融机构。目前的离岸人民币总规模超过1万亿，2015年最巅峰时刻达到1.5万亿，其中一半以上都在香港。
上述的这些跨境资金，仅仅是正规统计，还不包括走私、地下钱庄等等。
4、真正的中介是谁？
古往今来，无论制度如何变迁，人类从来没改变过阶级社会这个本质，上层、中层、底层的阶级划分始终存在。香港也不例外。
750万香港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像你我这样的普罗大众，每天朝九晚五、辛勤劳作，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安稳的太平日子。转口金融这块肥肉，他们自然是没什么机会的，就如同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的土地，拿地只是极少数人能做到的。对于香港而言，上层阶级自然切走了转口金融这块肥肉中的最大一块。
2018年，香港人均收入38万港元，远超大陆，台湾也难以望其项背，比英国、加拿大还要高。在最新公布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中，弹丸之地的香港是亿万富豪第二多的地区。可谓富得流油！
与此相应，36.4%的香港人年收入低于18万港币，不到全港人均的一半；香港贫穷率达到20.1%，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539，远高于0.4的警戒线；香港前十位富豪合计总资产1400亿美元，占香港2018年GDP的比例超过35%！这一数字前无古人，很可能后无来者。
关于香港的经济现象，我们的媒体文章汗牛充栋，分析得比大陆经济还要多还要透彻。我就不赘述了，直接放结论：富人的天堂，平民看不到希望，香港在奔向商业寡头经济。
我把香港这些商业寡头包括在内的富豪，统称为大资本家。毫无疑问，大资本家控制了香港经济，他们自然就是现有秩序的最坚定维护者。大资本家的财富从哪来呢？很多人认为是房地产，但这只是表象，房地产是不动产，它又不能凭空产生钱，只是负责财富重新分配而已。
这些财富只有一个来源：转口金融，然后大资本家通过房地产把香港的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只要转口金融能为香港继续创造财富，房价就不会跌。所以，真正的中介，就是这些大资本家。
5、大资本家怕什么？不怕什么？
作为香港经济基础的转口金融，就是这些大资本家的命脉。香港的大资本家最担心两点：1、大陆的资本开放；2、西方对它的不认可。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以及香港对统一的示范效应，使得香港在中国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所以香港大资本家最害怕的就是西方的抛弃，那样他们就没办法躺着挣钱了。
我开头的比喻，在香港大资本家这个中介的眼里，那个大企业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而不是中国大陆。这一点，大家务必要看清楚。所以，香港大资本家第一怕美国人不要它，第二怕中美关系闹僵，香港人的所有大动作，都是围绕这个，包括我后面要说的民主诉求和街头暴力，反映的都是这些大资本家的利益。
他们不仅要维护香港的现有稳定，而且要竭力保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美关系），前者保证了他们能疯狂攫取香港财富，后者保证了香港的转口金融地位，从而能创造财富。后者是根基，只要这个根基有所动摇，大资本家将不惜任何代价去维持，包括牺牲香港一时的稳定。
大陆媒体非常喜欢报道中央对香港的爱护，主要是那些物资供应、税收优惠等惠港措施。但很可惜，这些措施方便了香港民众的生活，这些大资本家却一点不在乎，即使没有这些，他们也是气定神闲。
无论是这些优惠措施，还是6500万人次的大陆游客，对于大资本家而言，仅仅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没有这些，他们在过路费上多收一点，完全可以抵消掉。转口金融带来的中介收入才是香港的基础和核心，其他都是次要的。
香港回归以前没有多少大陆游客，这些大资本家就过得比现在差了吗？今年的香港暴动，持续半年，对香港旅游造成毁灭性打击，使几十万以游客消费为生的香港民众很受伤，但这些大资本家慌了吗？有出来呼吁吗？
包括大陆建港口、扩机场、修大桥等大型基建项目，有些人认为中央为了顾及香港感受，处处照顾他们。但事实是，大陆哪怕所有国际贸易都绕过香港，香港大资本家也不会担心，为什么呢？货物可以不走香港，但资金结算一定会在香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上海洋山港就是这么操作的。
上海建洋山港，香港有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吗？那些大资本家平静着呢。
2018年香港贸易总额1.2万亿美元，上海只有5000亿美元，这中间的差距与惠港措施没有关系，一方面是香港的免税便利和结算自由，另一方面就是满足大陆6500万人次的购物需求。这是香港的自身特性决定的。
所有的那些惠港措施都是建立在转口金融这个基础之上的，香港的立身之本是中西方资本流动的“特殊通道”，香港的发展与繁荣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只要没有触动这个最底层的东西，香港大资本家都是不喜不悲。
二、民主是大资本家给西方的投名状
民主是手段，民主是幌子，背后都是大资本家的经济诉求。民众的情绪是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的，大资本家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和媒体资源，操纵民意并不难。
1、回归以前，香港没有民主
在1842-1997年的156年间，香港作为殖民地，一直由拥有绝对权力的总督实施全面治理。
英王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总督则是英王的全权代表，掌管香港的行政和立法，兼任香港三军司令，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议员都是由港督任命，总督在所有议案上都拥有最后否决权。总督是清一色的外国人。
英国人控制政治上的一切，港人从来就没有什么选举权，跟民主八竿子打不着。香港人也没有民主诉求，致力于经济方面的成功，英国也授予这块殖民地一定的生活自由。从表面看，香港人的生活与西方民主社会没什么区别，但政治民主从来没有在这生根发芽。
简单概括，这就是一种殖民统治者的仁政，本质还是殖民统治。
香港的民主进程，是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开始提上日程的。1985年，英国议会通过《香港法案》，首次赋予香港立法机构对英国法案的否决权力。1989年，英国与中国开始商量香港的立法选举问题。
1990年，中国同意香港的60个立法议员，有20个可以直接选举产生，这是香港人首次享受到普选权力。
1992年，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与大资本家一道，开始加快民主进程，提议立法会的大多数议员由普选产生，这个议案仅仅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1995年选举正式开始，当选议员可以在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议员身份，以确保已成定局的民主制度。但这种“修栈道暗渡成仓”的做法对中国大陆是不公平的，北京也一直拒绝与彭定康进行对话。
然而，彭定康深受大资本家爱戴，将他视作为港人谋福祉的民主斗士。
2014年，彭定康与学生合照，支持占中
如今香港资本家的态度，其实早在20年前就决定了的。他们的这种诉求，本质还要得到西方认可，以保住中介的特殊通道作用。如果回归后的香港放弃民主选择，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中介身份，因为对于西方而言，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实行大陆政体的国际港，大资本家就失去躺赚的机会了。
依然是前面说过的，靠拢西方、换取西方信任，才是香港大资本家的重中之重。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正常选择，其实很不厚道，胳膊肘往外拐。
2、东西方博弈的香港民主
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举国沸腾。即便是宝岛台湾，也为这一历史时刻而欢呼，台湾还排了代表团亲自参加政权移交仪式。欢声笑语之下，一场博弈已经展开。
回归后，北京立即解散彭定康时期的立法会，进行改革与重组。一共60名议员，20名由普选产生，10名由选举委员会产生，30名由功能界别产生。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北京挑选，功能界别由商业机构、专业团体等产生，大部分也是亲中的。
后来进一步改革，立法会议员的产生一半来自于普选，一半来自于功能界别。选举委员会只负责选择行政长官。
香港原本就是司法独立，现在行政与立法分离后，奠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雏形。接下来，我依次介绍这三个方面。
在行政上，由行政长官主导，行政长官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必须是香港的中国公民，获得一半以上选票方能当选。选举委员会是怎么构成的呢？
他们分别为第一界别的工商、金融界（300人）；第二界别的专业界（300人）；第三界别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300人）；第四届别包括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代表（300人）。
那么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谁来选呢？不是普通民众，它对选举资格是有限制的，其选民总共也才25万左右，集中了香港的精英人士。
由于这些精英人士，很大一部分都与大陆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因此比较亲中，每一任行政长官的当选，大陆基本都满意。董建华、梁振英现在还在担任政协副主席，偶尔还会在新闻联播露面。
在立法上，议员总数增加到70人，比例还是与前述一致。在直接选举上，将香港分成5大选区，实行普选。在功能界别上，香港现有29个功能界别，分别代表指定的香港商会及行业，比如金融界、饮食界、会计界。
这个功能界别的选民资格就与普选不一样了，是有资格限制的，其选民人数20万左右，也是集中了全港精英，与选举委员会类似。
在司法上，香港基本延续了回归前的结构，由国际人士主导。它几乎完全独立，最高解释权也在香港。司法的独立和国际化，是香港中介地位的标志，这就意味着香港的经济纠纷，适用英美系的香港法律，还安插大量的外籍法官，也是为了让国际资本放心。
在三权的配合上，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既相制约又相配合。行政长官可以否决立法会的法案，也可以解散议会，但行政长官在任期内只能解散一次；立法会掌握财政大权，可以弹劾行政长官，当然最后也要由中央决定。
说这么多，我们可以发现，香港的有限民主是一套平衡系统，是中央在保持香港特殊地位和维护国家统一两大目标的精致安排。至于部分香港人要求的绝对民主、全面普选，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因为背离了国家统一的最高目标。
但是，一旦大资本家的利益受损，香港转口金融的中介地位受到干扰，大资本家就会跳出来要求民主，打破这套行之有效的平衡系统，逼迫中央做出维护大资本家利益的选择，2014年占中、今年的动乱都是如此。
3、最近的区议员选举怎么回事？
11月25日，香港的区议员选举结果出来，媒体一片轩然大波。民主派的压倒性优势，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毕竟跟国内媒体报道的香港情况完全不一样，这脸打得太疼了。
首先，民主派与建制派的区别。简单讲，建制派维护现有制度，民主派则寻求真正的普选。
然后，什么是区议员选举？香港有18个区，每个区都有一个管理机构，叫区议会，但这个区议会没有公共权力，没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更没有财政权，实际上就负责一些民生日常，跟我们的居委会差不多。
但是，它对立法会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有影响。前面提到过，这两者都有一个功能界别，70人立法会的功能界别中有6席由区议员担任，1200人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中，有117席由区议员互选产生。
所以，区议会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咨询机构，但区议员资格的政治意味十分浓。民主派的大获全胜，是回归以后的首次，极不正常。反常的原因后面我会说。
三、香港动乱的原因和结果
前面说了很多次，国际资本中介是香港的命根子，如何强化这个中介作用，是香港大资本家的根本目的。为了顾全统一大局，中央一般不会主动取消香港的中介地位，这就使得大资本家认识到，如何与西方靠拢、赢得西方的最大认可，才是根本中的根本，这也是一部分港人努力争取民主的深层次原因。
1、香港占中
2014年香港爆发了占中运动，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运动主力跟现在一样，是少数年轻的大学生，背后自然是大资本家的煽动与支持了。那一年，他们要求特首普选。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中国与美国的亚太之争，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局。美国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中国提出“亚太自贸区”“亚投行”，然后爆发了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中美南海危机等重大事件。随后的8月就爆发了占中事件。
从经济上说，当时美国正要结束QE，让资本流回美国，这又与当下相似。当时有上万亿的资本从欧洲撤出来，但是，这部分资本并没有回到美国，而是很大一部分到了香港。2014年的中国，经济比较健康，政府也在收缩债务规模。而且，当时的中国正在酝酿沪港通，也的确在当年11月就正式推出。
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资本是比较看好中国的。
若美元撤出香港、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香港的中介地位就不保，这事关香港大资本家的生死线。
于是，一场准备充分、轰轰烈烈的占中运动适时爆发，这是香港大资本家向美国示好的直接信号。当时我们正在应付前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香港不法分子出来捣乱，对我们而言是后院起火，这是在中国的伤口上撒盐。
2014年底中美关系低开高走，实现和解。巧合的是，2014年底，占中运动的3名发起人主动向警方自首，持续79天的运动得以终止。香港的舆论也陡然转向，谴责这批年轻人违法，是港独，可见舆论也是受大资本家控制的。
2015年11月23日，“占中”之后政治风向标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公布结果：上届占据8成席位的建制派，保住了在全部18个区议会的多数地位。大家再想想前面提到过的2019年区议会选举，答案不言自明。
一切都是那么巧合！
不痛不痒的废话
2、历史的重复
今年的香港事件，缘起于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比较克制，今年3月直接将华为这种民族企业纳入黑名单，5月美国对中国所有商品加征关税。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中国没有退让，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中美关系看不到缓和的迹象。
5月香港以反修例为借口突然爆发骚乱，时间又是那么巧和。骚乱越演越烈，手段越来越激烈，持续了近半年还没有平息的迹象。在这半年里，中国对美国一直十分硬气，强势回应，不再选择忍让。
中美关系就越差，香港事件就越激烈。
这些年轻人呼吁改变，要港府回应他们的普选要求，但是可笑的是，连沟通渠道都没有，特首林郑月娥多次要跟学生代表坐下来谈，但根本得不到回应。这明显就不是正常的学生运动。
而那些香港大资本家全部失声，当看到中美关系愈来愈差时，他们开始给暴徒送钱送水送食品，而且公然喊出“黄台之瓜”“宽恕这些年轻人”明里暗里支持运动的话语。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香港向中央施压，以图中央在中美关系上主动退让，和谐的中美关系才能强化香港的中介作用。
动乱持续整整半年，形势与香港大资本家的期望越来越远，他们就派出一帮精英狗腿子赶紧去找美国爸爸，美国在香港有1000亿美元的投资，香港对美国贸易逆差334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单一顺差伙伴。11月1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涉港法案，11月19日参议院通过，11月27日特朗普签署，整个过程十分顺畅，连修改都没有，十分罕见。
这个时候你就能明白今年区议会选择反常的原因了吧，再对比想想“占中”之后的2015年区议会选举，更加明显了吧。这些都是背后有人操纵的。
与敌人沆瀣一气，公然对抗自己的祖国，香港大资本家剑走偏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
中国的姿态已经很明显，这次对美国不会退让，实际上宣告了香港动乱没有任何成功机会。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中国已经改变，早已不是以前的中国，唯独被大资本家控制的香港没有改变。唯有撞得头破血流，这个城市才会想起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主动转型。
小结
历史早已证明，香港177年的繁荣发展，始终是因为具备背靠大陆这个独特的天时地利，没有祖国的惠泽，他们引以为傲的狮子山精神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香港是东西方经济互动的一座桥梁，而不是独立于东方的西方附属，香港不法分子的激进只会埋葬香港的未来。从经济上，两岸互相成就；从政治上，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祖国已经强大，望香港抛弃旧思维，迷途知返。
追根朔源，香港的经济中介，根植于东西方文明冲突产生的彼此不信任。香港既是化解双方冲突的润滑剂，也是文明冲突的焦点。香港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而在于两种文明的交融。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