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坚定推进转基因产业化吗?

由于转基因的产业化已经实质上被搁置近20年,且在各届人士持续加大科普七八年后仍无明显起色,最近两年——尤其是“十三五计划”中的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尚未兑现,业内同仁们已经不再热衷谈论转基因问题。

大家不多谈转基因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十多年的舆论演化中,“转基因”变得越来越超出农业育种的概念,趋近于一个社会学的符号。虽然转基因的安全性仍是核心问题,但却不再是必要和唯一问题,而超出安全性谈转基因,并非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长处,甚至连很多搞科普的人也力有不逮,摸不着头脑。

事实上,复杂的问题也有简单的解法。如今的转基因议题涉及食品安全、经济、政治、贸易等诸多问题,这是从专业划分而论,但从舆论的角度来说,它们统统可以归为“民意”,即民众声称支持或反对转基因——不管其理由是什么,多么五花八门,总体上都是口头上的“意愿”。

在过去,中国有些学者做了一些关于转基因的调查,比如不同人群是否支持转基因,原因是什么,其中一部分结果可称为公众对转基因的“民意”,这些结果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同时要看到,这些调查结果几乎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人们从直觉上也感觉这样的调查可有可无,价值不高,为什么呢?因为与民意相应对的,还有一个词叫“民心”的表述。

民意不等于民心,甚至有时都不能反映民心。共产党在其执政纲领中有较多对于“民心”的表述,偶尔有提到“民意”,也是为“民心”做铺垫,大部分表述只有“民心”,不提“民意”,比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甚至有“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民意和民心有着显著的不同。民意是表面的,不稳定的,波动的,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所以民意可看,但不能尽信。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社区大妈去超市购买食用油,上午售货员告诉她这是转基因大豆油,她不买,但下午这种大豆油做促销,她就赶紧买——这民意是什么?不仅大豆油如此,其它消费也是如此,甚至转变得更快,一个人下馆子,这一秒想着去高档餐馆好好享受,也可能下一秒就想着去沙县小吃随便对付一餐。

其它领域也差不多,因为人的决策受影响的因素太多,即使有足够多的样本量上来排除干扰,“民意”的可靠性仍然很差。

把时间拉长到十多年,放到转基因领域,也不存在什么稳定的民意。虽然一直有“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但这些人是反对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技术或研发转基因的科学家,或者说只反对中国的转基因,不反对外国的转基因(许吃不许种),又或者是只反对外国的转基因,不反对中国的转基因(要发展中国的转基因,不吃国外的转基因),这些问题反对者自己都搞不清楚,其反对的理由也变来变去,经常自相矛盾,请问这种“民意”有何可信度?抛开民意操纵不说,谁能保证反对者明天不是另一个“民意”?

相反,“民心”虽然看起来不能定量,但并不难观测。在中国,无人不希望食品更安全,无人不希望农民更富有,农业更有竞争力,科技更强大,科技产品更便宜实惠,环境更友好,科学家更被尊重,这样的“民心”,十年不变,二十年不变,一百年也不太可能会变。民心就是在不同人群中的最大公约数,是总体上符合大家的共同价值观的东西。

当前,有一些人还以“民众反对转基因”为幌子阻碍转基因的研发和产业化(且不说这种“民意”事实上也未有严谨调查支撑),这不是尊重民意,而是以表面的民意做民心向背的事。

中国不实施转基因产业化,从理论上值得一说的是转基因安全性和农业上是否有足够好处。转基因的安全性全球权威科学机构均有共识,各国政府也从未反对过这些声明,可见没有争议;转基因对农业的影响各国确实国情不同,但就中国来说,中国是农业大国,且农业早就面临“天花板”压力,如应用则是巨大的积极影响。

其具体的好处早有研究:转基因棉花的产业化已造福中国的棉农,为农民增收,大大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如转基因作物种植同样会促进农民增收,降低环境污染,减少碳排放,同时也会让消费者享用更低价优质的食品,转基因玉米、水稻由于用的农药更少,食品安全还更有保障,同时,转基因的产业化也会大大提振中国在生物科技发展上的信心和能力。

如此多的好处,虽然民众现在尚未意识到,但一旦应用,民众就会看到——而现在意识不到,恰恰是因它没有被应用。

如果执政党要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作为考量,就会得到一个显然的结论:转基因产业化是利于社会发展、利于百姓福祉的,转基因产业化是顺应民心的。因此要坚定,虽然转基因牵扯到很多杂七杂八的问题,但只要是顺应民心的,为什么不去干?如果执政党的判断力和目光和普通百姓一样,那么先进性在哪?

当前,我个人最为担忧的是,转基因这种技术在某些人那里已经被异化。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上来说,“转基因”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出气口”。中国社会像一个板块长短不一的木桶,有些板块很长,但也有人对食品安全抱怨,对社会和政府不信任,或者对未来有不安全感,还有人想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而这些情绪在四处发散,最后发现转基因是块无人加固的“短板”,是个可以供人捏一捏的“软柿子”,压力便从这里泄一泄。

而转基因的短板之所以无人加固,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好像没那么重要,毕竟粮食还在增产,种子还有得用,饭还有得吃。但是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由于搁置转基因产业化,不仅是生物产业被重击,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全社会在“价值理性”上付出了巨大代价,其表现在忽视农民利益、不尊重决策的延续性和一致性、不尊重科学家的智力和成果,以及对科学精神的漠视。而所有这些牺牲,最后都表现为对政府执政合法的削弱。

转基因问题悬而不决的另一重大风险是被强力地操控,成为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的寻租工具(虽然只是工具之一)。转基因话题的广泛性和其易被操纵恰如硬币的两面,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崔永元,我们需要清晰认识到,崔永元对转基因话题的介入,其本质是一种权力寻租行为,即以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介影响力,寻求其个人利益交换(最初只是卖产品,后来变为真正的寻租),好在崔永元只是传播技巧精明,其它方面则比较幼稚——但是,谁能保证不出现下一个“崔永元”,而且是更高明更有组织性的“崔永元”?而且不要忘了,即使是1.0版的崔永元,其蛊惑力也足以煽动一场小型的暴乱。

因此,在转基因的产业化问题上,政府一方面要将其视为“地雷”那样排除,另一方面要将其作为顺应民心的施政支点。至于有一点反对的声音,有个别小团队的利益受损,那不过是历史前进的注脚,是无关大局的一点小插曲,无需顾虑。

文 / 洪广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