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隋炀帝杨广就像一个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不管什么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又是那么的奇怪，每一味药材不是用错就是严重过量,以至于任何一剂药吃下去都会产生致命的副作用。他新皇上任后进行了四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中，这些改革还要从北魏时代的官戎体系和府兵制说起。“开府”这一职务向地方军府的推广，应该也是隋初的事情，西魏设置这一职级的时候，是作为二十四军长官的称谓，即使到杨坚立国，于十二卫府和东宫卫率设置诸开府，那也是仅次于诸卫将军和大将军的显职。显然在此后不久，外府的建制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所以才会有开皇六年《龙藏寺碑》中普遍出现的外府开府。同时根据《龙藏寺碑》的题名显示，外府开府的主官通常还是由上仪同、仪同一级的武官担任，除了表明散实官的散号与实职脱离的现象，并且也显示散号要低于实职，这是在隋初重定散实官品秩之后，因此外府主官由“郎将”向“开府”演变的过程应该是在周武帝建德四年拆分戎秩，尤其是隋文帝开皇初重定散实官品级之后。
▲龙藏寺碑，图/网络。
开皇十年五月乙未，隋文帝杨坚发布了一道诏书：“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这通常被视为府兵制度变革过程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此之前无论是西魏还是北周的府兵一直是按照兵农分离的原则进行建设的，即府兵单独建立军籍，不归地方州郡管辖。兵是兵、农是农。府兵专业只管打仗，不担负生产任务。所以杨坚才会说“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我们都知道，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建设必然需要大量地消耗物质资源，既然当时基于这样的原则建军，则维持府兵的物质来源无非是两条：其一是国家的财政供养，其二是对外战争的掠夺。在西魏——北周——隋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先后吞灭南梁、北齐、南陈多个政权，基于以战养战的原则用获取自敌方的资源解决一部分自身的供养这并不奇怪。但是大规模掠夺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这个问题谁也没法解决，因此供养府兵的物质来源大头还是要依靠魏周朝廷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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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西魏后期二十四军府兵的规模大致在五万人左右。对于西魏这种规模的政权来说，供养五万左右的脱产常备兵还在其财力的可承受范围内；而到北周武帝之时，由于国家供养的兵员急速膨胀，压得北周朝廷几乎破产，所以周武帝才狠下心拿佛教开刀，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首次灭佛运动。灭佛运动不单使几百万的和尚尼姑成为北周的编户之民，扩大了北周的兵源基础，更重要的是朝廷乘此机会劫收的大量寺庙资产可以纳入中央的财政，暂时解决了东征灭齐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在北周灭齐以及此后隋灭南陈的过程中，依靠对敌方政权的掠夺，中原和江南政权几百年建设积累的物质财富可以缓解周、隋朝廷供养府兵的财政难题。不过这并不能持久——特别是平陈之后，可供掠夺的“大象”已经不存在了，而府兵的自身消耗还在继续膨大——仅平陈之役隋军出动就超过了五十万人，加上驻守河东、山东、河北诸道弹压旧齐故地的府兵、长城沿线防备突厥的边防、以及关中和禁卫各府，当时的兵力极可能已经高达近百万的规模。以隋廷的财政承担长期供养百万规模的全脱产部队如论如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平陈之役的第二年，隋文帝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裁军行动。
文帝的裁军诏书说得冠冕堂皇：“过去你们跟着朝廷打仗部队打到哪里你们就在哪里安家，房子都没有完整的院墙，地里也没有养蚕织丝的桑树，一辈子做流浪人口，条件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很同情你们。”当然不会说在和平时代朝廷没心思花大钱养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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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解决方法有两条，其一：“从今以后你们的户籍全部纳入地方州县，按照本朝的均田制分给你们每人土地解决你们的生计问题。原有的军队编制结构继续有效，平时尽管去种田，打仗的时候按编制出动就行了。”就是将原先的兵农分离改为兵农合一。其二，即所谓“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这把裁军的剪刀所对准的首先大概就是收编的旧北齐势力的军府。隋初于北齐旧地遍置军府那是出于弹压北齐残余力量叛乱的需要，经过十几年的大规模建设，到此时旧朝的记忆已经逐渐磨去，“反周复齐”、“反隋复齐”这样的口号响应者也只会越来越少，当然没有必要不合时宜地继续保持高压姿态。（笑^_^,毕竟“姑苏慕容”这样搞几百年地下复国运动的怪胎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只存在于金庸先生小说中的呀。）但是为什么连“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也要裁掉呢？隋初的时候，和突厥的关系曾经一度相当的紧张，但是经过“谍王之王”长孙晟等人的数年努力，突厥内部各大可汗争位早已搞得全突上下鸡飞狗跳，都争着获取隋的支持呢，对隋的威胁那是大大的下降了。既然边境的威胁下降了，那么何必再为维持大军的前沿部署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呢？不如就裁掉一些吧。当然，更重要的是隋军的将领们逐渐发现，以往府兵的建军形式，虽然在对付北齐、南梁、南陈的时候挺好用，但是拿来对付突厥这种马背民族却比较尴尬。为了应付突厥强大迅捷、飘忽不定的骑兵机动兵团，隋军方面也一直在探索新的建军方式。后来就出来这么一套方案：首先是在沿边诸镇加强兵力配置，形成牢固的据点，保证吸引迟滞突厥南下的兵力，为反击赢得时间。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在二线配置强大的战略机动兵团，寻敌主力俟机决战。如前所述，由于黄河河套的存在，隋突之间的战场，天然地被分割为至少两个战略方向，因此隋方通常在两个方向上各组织一个战略机动打击兵团。
前面提到的开皇后期到仁寿年间的几场战役——包括李药王参加的那几次，都是在这个大战略下进行的。
▲图/网络。“镇”这种军事单位在北魏时代曾经一度相当的流行，北魏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定都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为了防备北方崛起的柔然等势力，北魏在平城以北从东往西依次设置了御夷、怀荒、柔玄、抚冥、武川、怀朔、沃野等七镇，以拱卫首都平城。——沃野镇往西还有高平、敦煌等镇，不过那些不是为了直接拱卫首都而设立的。在当时，北魏的“镇”是高级别的军政合一的单位，行政地位相当于南方的“州”——即大致相当于省部级的军事管理区。
后来孝文帝改革，将北魏的都城迁往黄河以南的洛阳，直接导致了沿边诸镇的衰落，而几十年后六镇戍卒积聚的怨愤的总爆发终于引致北魏的灭亡。北魏也曾经试图解决六镇的出路问题，比如在孝明帝时代，曾经下令改镇为州，意图以和平的方式使沿边诸镇得以实现军政分离——虽然最后并没有获得成功。此后沿边各镇的地位继续下降。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继续在沿边设立诸镇——隋朝沿边的各镇分为上中下三等，与北魏时不同，隋的沿边诸镇只是相当于地厅级的边防军分区或者要塞区，其行政职能则基本上已经剥离。隋的边镇级别不高，平时也就不大可能驻扎有太多兵力，不过它们相当于一连串预置装备的兵站基地，可以为机动部队提供驻扎的空间与一定的后勤保障。比如前述的韩洪李药王的那次败仗，恒安镇就集中了代州、朔州、蔚州等至少三个州调来的武装力量。而驻扎在宁乐镇的赵仲卿部兵力比韩洪还要雄厚。作为隋的朝廷来看，当威胁等级升高的时候，可以在边境重点区域快速部署武装力量，而和平时代又可以减小不必要的消耗，这当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的：是否开皇十年之前魏周隋历代的府兵都是脱产常备兵呢？我们又要回到大统十六年，关于那次整编之后的二十四军近五万人的脱产常备性质历来似乎都没有疑问。但是我也曾经指出，西魏在那个时代的府兵实际上并不只这五万人，其下属还有为数近百的郎将府。南宋陈傅良在《历代兵制》一书中曾说：“六军百府，始仿周典而稍还兵农不分之旧（文帝大统八年初置六军）。泰始藉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战阵，马畜粮备，六家供之，合为百府”即是认为自宇文泰设置百府时期开始已经实行类似兵农合一的政策了，按照他的描述百府府兵就是在农闲时候进行民兵训练，以兵役替代徭役的民兵组织。这与隋文帝的诏书显然又并不相符。那么那时候的府兵到底如何维持运作呢？全脱产还是农闲教战？我们认为既不可能全员脱产常备，也不会是以农为主农闲教战。
全员脱产常备做职业兵固然对军队的战斗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朝廷的财政则绝对无法维持，尤其是北周后期到隋初那十几年，其武装力量的规模高达五十到一百万人，而人口总数也不过一千到两千万，武装力量占人口的比例差不多是百分之五，如果北周的府兵是全员脱产的话，即相当于每一百个百姓差不多至少要供养五个战斗军人。这是不可想象的——以今日的北朝鲜为例，其军队人数大致也是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个国家即使有大量的外国援助，也没有处于直接的战争状态下，军队还大量从事农工商经济活动，尽管如此其国民经济还是被压到几近崩溃的边缘。更不要说如果没有外援，长期处于四面作战的状态下会出现何种情况了。
即使在近代，比如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武装要求一般也是脱产军人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二。像希特勒德国那样暴兵暴到几乎占总人口百分之十的变态即使在大量榨取仆从国资源的基础上也没法长久维持。以二战时的美国和苏联为例，这两个几乎拥有无尽的资源空间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现代国家，拼尽全力也就勉强在两三年的时间内维持了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军队规模，战后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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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铁器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下，长期维持占总人口百分之五的军人的全员脱产只能是空想。这等规模的军队，其大部分必须还是要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才能养活的。类似民兵性质的农闲教战，那是唐代府兵的做法。隋代中后期和唐代的府兵之所以能够将府兵编入民籍实行兵民合一的政策，有一个前提就是隋唐的统一，正因为隋唐统一之后，中原已基本无大战，因此府兵的作战职能主要变为对外尤其是突厥方向的威慑，突厥对中原的入侵，由于自然的原因，每年通常集中于秋季马匹肥壮之时，其战争的密度，相较于周齐时代大大下降了。正常情况也不大会冲击到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因此一般情况下唐府兵也就不需要北周时候的那种整备程度。但是北周时候不一样，北周和北齐、南陈那是随时处于作战状态下的。
因此北周以及隋初的府兵，即使从事经济活动，那也必须以服从于军事目的优先的前提。那么北周和隋初期的府兵，其经济活动到底处于何种境况呢？隋文帝诏书中的一句“家无完堵，地罕包桑”应该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家无完堵是说家里条件不好，甚至没有完整的墙壁，这与居无定处的现状是符合的。“包桑”即“苞桑”，据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包桑多根，植桑至于根多，民安其居之验。"即桑树的一种。桑是古代重要的经济植物，养蚕制丝获取经济收益的重要手段。既然是“地罕包桑”，那就说明两个问题：一、府兵有地，即像平民一样获得授田。二、“罕”表明不是没有而是少有，这是由当时不稳定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周隋时代的府兵也像平民一样需要从事基于土地的经营活动。但是如前所述周隋府兵的经济活动必须以服从军事活动为前提，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而不是颠倒过来。因此我想我们用以形容周隋府兵的生存状况应该是“战隙耕作”比“农隙教战”更加合适。
既然耕作以服从于军事活动为前提，那么其效率也就不值得过分高看了。但是至少能分担一下朝廷的经济负担，不管怎么说有总比没有好吧。
作者 : 姜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