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冷兵器研究所之前那篇《这锅他们必须背！这个阶层的失去制约，让汉人一千年都没战斗力！》文章，从社会阶层角度探讨了，很多人所迷惑的，为什么中原王朝在唐宋以后，在军事上由盛转衰的问题。而本篇文章将从资源动员的角度，继续去分析这一问题。唐宋以后，中原王朝是真的打不过游牧民族，还是没有这个动力或者缺乏相应的动员能力？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动员能力的问题？因为中央政权需要动员地方上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用以投入国防、行政等公共品供给。而能够动员多少资源取决于政权的支配形式（制度）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从秦代建立起大一统帝国以后，中央政权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生产公共品，但是当时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税务征收以单纯的货币形式是难以完成的。但由于实物税、徭役（劳务）等在进行空间转移时需要大量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无法有效地直接进行资源的动员，这也就意味着无法通过直接动员资源来进行国家治理、军队构建。
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陷入了分裂，在1500年时分散的政治实体数量达到500个，而中国虽有分裂，但总体上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统一[1]。在国家幅员、治理规模过大的情况下，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汉中央政府试图将地方的豪族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依靠豪族来组织基层社会的各种资源。比如说通过赀选——即以入籴、捐资等形式获得官职，来将地方豪族纳入国家的行政体系（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比如府兵制构建过程，即是以给予乡望、首望等豪族开府（保留自有武装）的形式来将豪族纳入军事体系之中（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事实上，真正开始将豪族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皇帝，正是以前被认为大规模铲除豪族的汉武帝
通过间接动员资源的方式，中央政权能够以付出极少代价的方式动员这些军队上前线，而对于乡里间自有武装组织的训练监督工作及军队组织工作都落在了与中央政权共谋的豪族身上。但这也埋下了另一个隐患，即随着地方豪族不断进入行政体系，通过中央政权所授予的合法性不断扩大掠夺的面积，其事实权力不断扩大进而威胁皇权，最终形成了两晋时期的士族门阀政治。
▲田余庆老师著《东晋门阀政治》
隋唐时期为了取缔士族门阀，中央政府通过将九品中正制替换为科举取士，来削弱士族门阀大规模进入行政体系，避免国家进入前代的“士族化”趋势。但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掌控力也因行政体系与士族脱钩而下降，唐代地方上的豪强，大规模隐匿户籍数量以此截留财税的问题十分严重，如武则天时以宇文融清查地方户籍，查得所匿户籍约为当年户籍的12%，而这种问题在后来当然也存在。（参考此前文章《古代一次大战人口减半？让数据告诉你，消灭百姓比刀还快的是什么》）
军事制度与政治制度是相互关联的，户籍并非仅仅涉及了征税问题，在府兵制度及秦汉两晋时的征兵制度下，还包含了军事动员问题。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连税都征不到了，怎么可能有效地征用兵员自带干粮前往前线作战？也正是因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关系的变化，在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崩溃了，各藩镇都会保留一支规模不小的“牙兵”作为常备军，而维持常备军又导致了军费开支急剧扩张。唐代中后期以及宋代之时，中央政府都为军费开支过大的问题伤透了脑筋，北宋仁宗朝时军队规模扩大，中央政府不得不造出更多的钱币用以投入军费支出，而这也造成了此后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以及冗兵问题（（《战争事典》046；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李华瑞《宋夏关系史》）。
军制不同，导致各个朝代的战争成本完全不同。唐宋以前，中央政权不免为整合地方资源而造成行政体系的士族化；在唐宋之时，却又造成了军费开支的扩大。在明代之时，情况又出现了更多新的特点。疆域的扩大使得朝廷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难。在政治制度上，明代以“不扰民”为指导，导致了中央政府对于基层社会掌控力的极具退化，地方官员在基层社会之中充当的往往是协调者的角色（案例可见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而中央政府能够动员的资源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在基层社会中提供的公共品极少，而一些地方力量却在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获得了权力的转移。
对于乡绅来说，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十分微妙，因为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来自于其公共权力（可能经由暴力、资产、社会地位等获得），而朝廷还需要委托他们代为管理地方事务（张静《基层政权》；曲彦斌《中国乞丐史》）；由于财政收入限制以及随着组织规模扩大而带来的信息分布不对称（这可能导致地方官员压迫百姓），明廷尽可能地压缩官僚体系的规模，故而官僚体系并未深入到基层社会。
▲朱元璋
从整体上来看，明朝在部分退出基层治理后，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较之宋代似乎还略有不及，不得已以默许官员贪墨等方式激励官员在地方上想尽办法征税。尽管如此，明朝在地方上的财税征收依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部分士绅则与地方官府勾结合力压榨百姓，或者欺瞒官府、欺压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明廷所能动员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要大打折扣的。然而，若是要与游牧民族开战，就意味着明军需要进行大规模移动。其他的不提，征调粮食保障后勤就会造成大笔的军事开支，而在永乐年间的北伐过程中，游牧民族往往凭借其机动力灵活地游走，导致明军一直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而这种情况在宋代征伐党项的作战中也有所体现。
本来若是继续扩大支配区域，总是可以继续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但与此同时，由于寒冷期的延续等众多因素影响，漠北、鄂尔多斯等地区荒漠化加剧，难以种植粮食作物，进行大规模军事屯田的可能性也很低，甚至需要由中原地区源源不断地运输粮食，才能保证居民及军队的生活。对于游牧民族而言，他们的经济生产主要以游牧为主，故而迁徙便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对于农业帝国来说，获取并改造这些土地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其价值。
▲朱棣的影视形象
因此在明朝初年北伐未成以后，明朝对于征伐游牧民族的意愿也大大下降。不仅如此，对于常备军（京营）来说，维持军队的作战能力相当困难。而且与北宋的河北方面军相似，长期缺乏作战压力的军队很容易陷入腐败化的困局，这一点在土木堡之变中就有所体现。（参考《“靖康之耻”全是因为腐败？八十万禁军不能打还真是个体制问题》）
▲《江山纪》海报
总的来说，对于明朝而言，从后勤、开支等诸方面考虑，出征北伐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划算的事情，更何况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及当地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明军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剿灭；而资源动员能力的下降，更导致了明廷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发动这么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军队腐败化以后尤其如此。
[1]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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