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第一次机遇：
从贸易转口港到工业城市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气势汹汹赶来的索罗斯等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
他们如此猖狂地进攻港元，是因为他们相信，香港一直以来对市场经济奉行自由放任原则，港府不会直接救市，他们甚至豪言“港府必败”。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它让港元和美元挂钩，避免了汇率波动带来的金融不稳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良好金融环境，就系于联系汇率制度了。
而索罗斯大肆抛售港元，就是冲击了联系汇率制度，以图港元快速贬值。
如果港府真的拘泥自由放任原则，不能动用外汇储备救市的话，港元贬值，全世界对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
这个时候，香港需要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果断决策，打赢这场国际金融战。
站在风口浪尖的，是时任港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
他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
内地的读者朋友们对政府大手搅动经济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是像曾荫权这样的香港人，一直相信自由放任原则必须坚持。百余年来，香港一直坚持自由放任原则，香港人也相信在自由放任的小政府下，香港才会繁荣发展。
因为做出救市的决定，是和自由放任原则相违背的，曾荫权甚至感到压力很大，一度落泪。
他的压力可以从给弟弟写的一封信里看出来：
“今次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我希望你明白，若政府再不采取行动，股市就会因为被人操控而跌至不合理的水平、利息会持续高企、联系汇率不断受压，而经济复苏更只会遥遥无期……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既作了决定，便要坚守原则，接受批评。我会加倍努力，好向香港人交代。”
英国人坚持的自由放任原则，不仅在自己本土适用，在殖民地也是依样画了葫芦，这形成了很多前英殖民地的政治传统。英美保守自由主义吹是最喜欢这一套，但仔细想想这对殖民地并不一定都是好事。比如爱尔兰大饥荒期间，英国一开始也是自由放任的，结果饥荒愈演愈烈。
不过由于香港的特殊情况，自由放任确实是香港繁荣的一大原因。
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是远东的贸易转口港，英国又对香港经济自由放任，香港现代工业并不多。
可是新中国一成立，香港的机遇和挑战都来了。
朝鲜战争一爆发，英国就对中国禁运，这对作为贸易转口港的香港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时候想从香港向内地输出商品，就只能靠走私了——身后灵柩覆盖国旗的霍英东，就是那个时候做走私生意的。
机遇则体现在工业方面。
在特殊的时势下，内地大量资本家、技术人员和文化精英逃往香港，在香港重新创业。尤其是来自长三角上海、苏州、无锡等地的内地移民来到香港，促进了香港向工业方向转型。
香港第一家塑料厂成立于1949年，第一家玩具厂成立于1950年。正好这段时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向外转移，香港的轻工业开始腾飞。
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香港，得到了一次发展工业的机会，这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以及内地的形势都有关系。而香港确实抓住了这次机会。
香港的第二次机遇：
从工业城市到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可以繁荣一时，却不能繁荣一世。毕竟随着工资、地价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香港的轻工业生产成本也在不断上涨，而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缺比你还便宜的地皮和劳动力。
60、70年代，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是当时香港人的骄傲，连带着从事这些行业的员工，也成为了社会羡慕的职业人士。香港服装厂里的工厂妹，如果勤快些每个月的工资能到1000港元，管理她们的文职人员也不一定能赚到这么多。
可是就在深圳河对岸，还没改革开放的时候，可是绝大多数人连每月100元的活都没得做。香港工人相对的高工资，吸引大量内地人不惜闯边境都要奋力逃往香港。
哪怕有人暂时还没肉身翻墙，听了“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这样的风言风语，实在是打击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某位老领导也很清楚这个问题，说：
“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这位老领导无疑是开明的，所以当他给广东省要来开放特殊政策后，香港的轻工业自然也涌入了劳动力极其便宜的广东。
台湾、韩国等后发经济体也遇到了低端产业转移的问题，但是它们的当局会积极干预产业发展，先是向钢铁、造船、石化等重化工业方向转型，后来又向高科技产业转型，现在韩国和台湾都能制造芯片了。
港府却仍然抱着“自由放任”的原则，推动制造业转型的计划也都无疾而终了。
不过香港的机遇和挑战又来了。
改革开放对香港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生了冲击——毕竟刚开放的内地劳动力和土地都很便宜，工厂的最好选择是迁到内地去。这加速了香港工业外迁的步伐。
数据来源：港资北移与粤港经济一体化研究
轻工业早晚都要外流，与其流到其他地方，不如迁往文化相近的内地，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内地开放程度最高的就是香港旁边的珠三角，跨过深圳河就能到达，香港的资本家算是很占地利的。
香港人信任内地的开放决心，也为他们带来了很好的回报。后来外国资本想要进入内地，最好的办法也是现在香港设立办事机构，然后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内地企业想要寻求外资，最好也是来到香港募资。
香港就成为了内地和全世界资金交流的一大渠道，隐隐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力。而很多人不会提起的是，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内地开放的一个副产品。
回归谈妥了，政局稳定；如《香港的钱袋子》提到的那样，八十年代银行危机后香港建立起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了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港英政府是小政府，经济政策原则一直是自由放任，税制简单且税率低；香港法制健全，社会稳定；位于东亚，正好在时区上和纽约、伦敦三分全球，互相衔接，保证全球金融业24小时不间断运作。
香港的金融业人士也雄心勃勃，正如我们在《动荡香港里的百亿美元生意》里提到的，港交所内部提出要让香港成为“中国的纽约”。
港交所也积极地付诸行动，与内地沟通，邀请内地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并牵头会计事务所、估值公司、投资银行和律师行等帮助内地企业按香港上市公司的规定进行改造，以符合国际标准。
香港与工业城市的路线渐行渐远，转型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软肋和铠甲
然而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也是有一定劣势的。
和内地“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类似，上世纪香港银行业经常是暴露出重大问题之后才事后规范，导致香港在过去经常爆发银行危机。比如除了我们在《香港的钱袋子》提到的那次八十年代香港银行危机之外，香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爆发过银行危机，主因是中小银行过多，抗风险能力差。
在六十年代银行危机之后，港府认为本地银行数量太多，暂时冻结了银行牌照的颁发，导致大量跨国银行无法进入香港，还不愿意取消存款利息税，让很多外资银行对香港望而却步。这时候转型进度差不多的新加坡则借机通过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国银行，顺势崛起成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新加坡的冲击下，香港也不得不在1978年重新向外资银行颁发银行牌照，并在八十年代撤销了外币和港币存款利息税，这才扩大了其开放程度。
由此看来，香港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抗冲击能力不强的问题确实存在，这也注定了香港金融界不会太激进，而会选择相对保守和审慎的路径，这对香港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
同样的保守和审慎，也体现在港交所身上。我们在《动荡香港里的百亿美元生意》里提到过，在和阿里巴巴因为双重股权结构谈不拢，分道扬镳后，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曾撰文写过他心中的纠结。
他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你凭什么声称创办人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别忘记创办人也有老去的那天──当他头脑不清自私自利时，你还愿意给他机会独揽大权，无止境地榨取公司的利益吗？为了赢得一两家大型公司，你就要出卖香港精神？那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声誉何存？香港为什么要学习美国？看看华尔街那帮人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闹出多大的全球金融危机。香港的体制就是这样，不喜欢的人大可以卷好铺盖走人。”
相比之下，内地的金融创新是快多了也激进多了，收割韭菜的效率也挺高的。
除了创新，香港还有一大问题是经济体狭窄。
但这个问题并非是无解的，完全可以加深与内地的合作。
比如证券交易方面，内地企业来港上市，能够从香港这个窗口得到外资，对于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促进企业发展有很大好处。港交所也可以享受到内地发展的红利，服务对象多样化了，投资者的选择也变多了。
1993-2013年的20年间，从第一家正式在港交所上市的内地公司青岛啤酒算起，内地在港交所正式上市176家公司，通过IPO融资和上市后再融资，共在香港市场筹集了1.53万亿港元。
截至去年底，以市值计算，香港股票市场在亚洲排名第三，全球排名第五，其中，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1146家，总市值约为20.3万亿港元，占香港市场总值的68%。
而且内地发展仍很迅速，不少优质企业还是会选择香港上市，去年港股IPO活动仍然稳步发展，共有IPO上市207起，集资2778.5亿港元，集资额全球第一。在过去10年中，港股IPO已经有6年集资额全球第一。
而且在港交所拥抱变化，同意接受双重股权结构企业之后，阿里巴巴也选择了重新回到港交所上市。
香港仍然是内地重要的融资渠道。
大环境下的小地方：香港未来仍未确定
对于内地来说，金融业的开放仍在持续推进，但短期内地某个城市取代香港的地位，则是不可能的。
原因很简单，根据汇率不可能三角，一种经济体的货币不可能同时实现以下三个目标：固定汇率、外汇自由交易和完全自主的货币政策。既然内地想要保证相对固定的汇率和完全自主的货币政策，那么外汇自由交易就肯定是受限制的。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也不能做到我要我要我还要。目前内地是完全自主的货币政策保住了，固定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之间偏向固定汇率，如果形势不好就加大力度限制外汇自由交易，如果形势好一点则松动一点固定汇率，这个方针应该不会变，也变不了。
那么，坚持联系汇率制度，保证固定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放弃完全自主的货币政策的香港，就是资金出入内地的绝好渠道。
除非内地某个城市从根本上解决了外汇交易受限的问题，不然还是难以取代香港。
而且尽管内地金融开放改革还在持续，但外汇自由交易这个口子一直没有放松。目前形势很严峻，外资的流出仍然在持续，它就不可能放松。
外资仍然对内地有顾虑，香港还是外资进入内地的最佳途径。
但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果下滑，可能不会是因为有多少对手，而是因为内部的不稳定和外部大环境的压力。
香港乱局过去数月，社会不稳和法治遭受践踏，让投资者对香港信心不足，有小道消息报道，曾有以亿计美元资金从香港流向新加坡。其后亦有报道指出，新加坡金管局要求当地银行勿与香港银行争生意，那个李家还是识大体。
而外部压力则是中美贸易摩擦大环境之下，香港的国际化环境是否还保得住都是个问题。
1992年，面对香港最终会回归的局面，美国制定《美国-香港政策法》赋予香港有别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享有美元自由兑换，直接双边贸易，鼓励美企驻港，输入敏感科技等一系列待遇。
最近美国参众两院高票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审核香港的“自主性”，如果“自主性”受损，上述给香港的特殊待遇就会收回。
这项法案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但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很快时间内高票通过，则是表明了美国的态度。
目前的全球化环境仍是美国主导的，如果美国真的收回上述特殊待遇，那么香港的国际化地位将会受到巨大影响——这是美国釜底抽薪的一招，一般来说不会动用，但是如今美国国会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这是我们完全不愿意看到的。
而在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次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修订协议签署了，内地针锋相对地进一步向香港开放多项领域。
对于香港来说，内地能做到的也就这些了。内地还会进一步向香港和全世界扩大开放，但香港的命运，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收缩的时代，还是难免变得更加不确定。
和很多人不一样，如果香港真的急速衰落，我还是会为之惋惜，并认为这对内地并不是件好事——在融资渠道方面，香港目前还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无论是上海、深圳还是其他任何看似开放的金融城市，毕竟都是内地的一部分，注定不可能完全取代香港的作用。
参考文献：
评级被降低，掀起金融保卫战 https://www.yicai.com/news/100361262.html
薛凤旋.香港与内地——回顾香港的经济发展[J].当代港澳研究,2017(01):17-51.
理应对香港资本市场抱有希望_证券时报网 https://news.stcn.com/2019/0820/15332958.shtml
罗小龙, 沈建法, LUOXiao-long, et al. 从"前店后厂"到港深都会:三十年港深关系之演变[J]. 经济地理, 2010, 30(5):711-715.
Hong Kong human rights bill clears US Congress, is sent to Donald Trump to sign into law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38684/us-house-approves-hong-kong-rights-bill-sends-measure-donald
黄朝永. 港资北移与粤港经济一体化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2, 21(2):18-21.
香港与内地修订CEPA服务贸易协议 多领域提升内地服务贸易对港开放水平-新华网 https://www.xinhuanet.com//2019-11/21/c_1125259962.htm
香港金融史：1841-2017[M].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7
港交所李小加：要作出最适合香港的决定 https://tech.sina.com.cn/i/2013-09-25/20388769809.shtml
杨澜独家专访特首曾荫权：永不言败_国内财经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s://finance.sina.com.cn/g/20070630/00453739810.shtml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