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曾经被鼠疫支配的恐惧，但实际上它还有彻底离开我们。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感染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其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大流行，带来的危害和历史影响堪称人类历史上遭遇地所有传染病之最。
史学界一般认为，世界历史上一共发生过三次鼠疫大流行。
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查士丁尼瘟疫
根据欧洲中古史学者的研究，这次鼠疫大流行最早是在541年爆发于埃及（有争议），到了第二年即542年春天的就传播到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很快覆盖整个帝国。更可怕的是，伴随着地中海的贸易和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行动，鼠疫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蔓延到整个欧洲。
由于此次鼠疫流行开始于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年至565年在位）执政时期，因此史学界一般将这次鼠疫大流行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这次鼠疫流行造成的具体死亡人数已经很难确定了，但保守估计在两千万人以上。
查士丁尼瘟疫的影响相当深远：
其一，断送了罗马帝国复兴的最后希望。
罗马帝国在395年一分为二——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仅仅存在了80多年便在476年就灭亡于日耳曼人的手里，而东罗马帝国则保留了下来。出身贫寒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一直致力于西征，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经过十多年的征战他相继灭亡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远征西哥特，收复了原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虽然有穷兵黩武的倾向，但他确实给罗马帝国的复兴带来了曙光。然而，正当查士丁尼志得意满之时，这场瘟疫给了他当头一棒。
查士丁尼瘟疫导致东罗马帝国丧失了至少1/3以上的人口！帝国劳动力骤减，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有资料显示查士丁尼前期的军队数量在68万，到瘟疫之后下降为15万）。查士丁尼本人也染上鼠疫，虽然最终痊愈，但却引发了执政后期政局的动荡。东罗马帝国因为这场瘟疫元气大伤，查士丁尼的雄心壮志就此粉碎，他去世以后西部的领土很快丢失。
其二，强化了基督教派在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举措，将基督教会的权力牢牢的攥自己手里，例如他有权主持召开基督教大会、任免高级神职人员、参与教会事务、仲裁教会争端等。人们也愿意相信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但是，瘟疫爆发后，人们需要找到原因啊。
结果帝国内部的上层知识分子就只能说这次瘟疫是“上帝的惩罚”。这就把皇帝给坑了，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在面对鼠疫时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百姓普遍觉得上帝确实法力无边，惩罚的厉害。
还有，百姓一旦相信瘟疫来自于“上帝的惩罚”就一定会觉得皇帝造孽了，否则惩罚不会降临到皇帝和他的子民身上。经此瘟疫之后，基督教派的主流地位进一步加强，皇权开始依附于神权，直至滑向了中世纪的偏激方向。
其三，间接推动了阿拉伯帝国征服欧洲的军事行动。
瘟疫除了直接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出生率，因为鼠疫对孕妇的伤害也是极大的。这些都导致欧洲在好几个世纪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而与此同时东方崛起了一个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帝国，有学者表明阿拉伯人在7世纪能顺利击败拜占庭帝国就与此有关。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爆发于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是最为著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由于患病者的症状之一是皮肤上会出血和瘀斑，死亡后尸体呈紫黑色，因此鼠疫又得名“黑死病”。
一般意义上认为此次鼠疫起源于中亚地区，更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蒙古大军西征时带来的（有争议）。此次鼠疫流行的危害更甚于第一次的查士丁尼瘟疫，仅仅在1347年至1353年的全欧洲集中爆发就至少导致了2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以上！问题是，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等等人口流动又推动了鼠疫的传播，波及到了亚洲等世界其他地方。
之后的三四百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欧洲就会出一次鼠疫爆发，虽然因为免疫力的产生、医疗水平的提高等原因，死亡率大大降低，但还是造成了极其惨烈的后果。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国和印度也没能幸免。明末崇祯年间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就爆发过大规模的鼠疫，《明史纪事本末》中就曾记载：“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这些记载中会导致全家死绝的瘟疫指的就是鼠疫，而明末崇祯年间鼠疫大流行就是欧洲“黑死病”的延续。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才算是结束，如果将这几百年的因鼠疫而死亡人数全部算上，至少在一亿以上，危害之大简直无以复加！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带来的影响则更加广泛：
其一，间接促进了欧洲社会转型。
虽然欧洲人为黑死病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但也因祸得福，加速了走出黑暗扭曲的中世纪、步入理性自由的资本主义的步伐。黑死病对欧洲社会转型的积极作用论述起来比较复杂。简单的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1、天主教会的权威遭到严重冲击。教会的腐朽无能在这次的黑死病大流行中暴露的淋漓尽致，面对疾病教会除了吹嘘上帝的惩罚之外束手无策。问题是黑死病面前人人平等，大量的神职人员也染病身亡就是赤裸裸地打了教会的脸——神职人员都被上帝惩罚了，证明你们已经被上帝抛弃了！
2、促进了医疗等科技的进步。教会面对疫情只找到更加虔诚地向上帝忏悔这一个不着调的方法。但无论怎么忏悔还是天天死人，绝望的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求别的解决方法，而欧洲此时已经出现了近代科学的萌芽。
3、引发了经济结构和阶层的流动。黑死病的流行造成欧洲出现大量的无主土地，旧有土地所有制出现巨大真空，广大底层农民不再被世代禁锢在骑士贵族的土地上，劳动力价格上涨使他们去积极寻求价格更高的雇主，这无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城市黑死病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农村，也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迅速补充劳动力的空缺，给了底层民众突破阶层的机会。劳动力短缺也导致机械迅速壮大，工厂等新型生产方式也开始遍地开花。
综合以上来看，黑死病在欧洲集中爆发之后的，文艺复兴就开始发生，这并不是单存的巧合，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很多欧洲学者甚至称黑死病的流行是“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等等。
其二，导致犹太人遭受的迫害更加严重。
欧洲原本就对犹太人极度歧视，黑死病爆发时，欧洲天天死人却找不到任何原因，不知道是从哪开始散布是犹太人四处投毒导致的黑死病，于是欧洲多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迫害犹太人浪潮。
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朱迪斯·M·本内特的《欧洲中世纪史》中就曾考证：黑死病爆发时美因茨有超过1.2万犹太人被作为瘟疫的传播者而活活烧死、斯特拉斯堡城内被杀掉1.6万以上的犹太人。
其三，加速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
欧洲在资本主义逐渐发展的同时，极度缺乏原材料产地、市场和劳动力，这些都可以通过殖民主义获得，说白了，去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的抢劫来的最快。
黑死病的流行一方面让欧洲殖民者对劳动力的需求加重，进而推动了黑奴贩卖的火爆。
另一方面，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屠杀印第安人等美洲原住民的战争中，黑死病还充当了帮凶。因为广大的美洲原住民没有接触过这种传染病，缺乏抵抗力，欧洲人将黑死病、天花等传染病传播到美洲之后，他们毫无招架之力，最终在枪炮和疾病的共同作用下遭受了灭顶之灾。
其四，间接影响了中国、印度等地区改朝换代的步伐。
明朝崇祯年间的鼠疫大流行加重了大明王朝的危机，最终导致这个延续了二百多年的王朝在内部腐朽不堪，天灾，瘟疫，农民起义，外部势力入侵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以高压、愚昧、闭锁、专制著称的清王朝。
突厥化的蒙古人也在鼠疫的帮助下迅速南下攻灭了印度诸侯，建立了统一印度的伊斯兰国家——莫卧儿帝国，从此印度就出现了信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两大派别，为日后的宗教冲突埋下了隐患。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这次的流行的爆发起源地有不统一的说法，但主流认为是1855年于中国云南。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相较于前两次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传播速度之快和波及地区之广远超前两次，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相继波及到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六十多个国家；
其次就是死亡人数虽然到达了惊人的1200万以上，但比起前两次和范围的广大来算，死亡率明显降低。
此次鼠疫大流行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算结束，而相较于两次世界大战，其历史影响明显下降了。此次鼠疫大流行最大的影响就是找到了鼠疫的真正病因——鼠疫杆菌：1894年，法国著名生物学家耶尔森成功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并于第二年研制出抗鼠疫的血清，从此人类有了科学防治鼠疫的方法。
细数三次鼠疫大流行，可以看出，鼠疫绝对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最深远（当然有好也有坏）、同时也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传染病。所幸，鼠疫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
文：博陵清河
参考资料：《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欧洲中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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