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从懵懂之时，我们就会听到很多来自于爷爷奶奶口中的神话故事，在这些神话故事中，最令人记忆犹新的莫过于女娲、伏羲、盘古、三皇五帝等上古时期的众神灵。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堂中我们逐渐的学习了小时候神话故事中人物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篇幅最多的莫过于尧舜禹。长大后，这些孩童时期学习过的故事逐渐在脑海中浮现，当再次回味这些尧舜禹的故事时，我发现，其实在尧舜禹的身上，除了那些美好的神话故事外，还凝聚着古人对理想政治与理想社会的情感寄托。
从小到大，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尧舜禹一直都被视作上古的贤君。他们以以身作则，以德治国，以禅让的形式，完成政权的更替，他们所代表的是“公天下”而非“家天下”。这种“公天下”的思想，一直以来是神州乃至于世界各地人民心中的“乌托邦”。
但是，当你潜心去研读尧舜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有关尧舜禹的考证书籍中，有一部分文章、书籍会抛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尧舜禹未必确有其人”，而且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据考证者推测，尧舜禹时期施行的所谓的“禅让”很可能只是部分学者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那么，关于尧舜禹以及其统治时期所施行的政策方面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围绕尧舜禹，会有这样的争议呢？这一切我们要从关于尧舜禹考证方面的两个观点入手～
首先，我们从那些对尧舜禹时期持怀疑论者的观点入手。通常我们把这些对尧舜禹时期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称之为“疑古派”。“疑古派”兴起于20世纪初，在疑古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顾颉刚和康有为，当然此二人因疑古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同，所以在此领域取得的成绩也就迥然不同。
顾颉刚是一位史学大师，他的疑古是基于考证性的疑古。他在疑古方面的出发点，在他所著的《古史辨》第一册中就曾有明确的记述，原文如下：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越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先生的这段话，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文中，简要地阐述了顾颉刚的“疑古”思想，顾颉刚先生通过纵观历史，得出，那些上古时期的传说人物（以尧舜禹为代表）形象，大多是通过历朝历代的加工，逐渐具体化。
诚然，顾颉刚先生的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这种辩证的关于尧舜禹时期的“疑古”思潮，萌发于清中后期，当时的代表有：刘逢禄怀疑《左传》，魏源怀疑《毛诗》和汉代的《古文尚书》，邵懿辰怀疑《逸礼》等等，这些都是怀疑古文经的先声。当然，这些思潮因为受到当时儒学正统思想的影响和压制，传播受限，其传播范围仅限于部分文人之间，但这种思潮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到后来，随着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变法革新派兴起，变法派出于为变法革新制造舆论，以促成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他们便编撰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开始大举攻击古文经，并且顺带着怀疑了古史传说，他们认为古史传说大多是先秦诸子们为达到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经过变法者政治层面的宣讲，使得原本小众的“疑古”的学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进入民国后，随着西方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不断输入，国内学者尤其是那些留洋归来的学者，纷纷加入到重新检讨中国传说人物及历史的阵营之中，这些人中有主张废除汉字的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有主张白话替代文言文的洪仁轩、胡适、黄遵宪、陈独秀等，而像顾颉刚这样对尧舜禹真实性的考究亦或是发难，则是这群学者中比较典型的一桩历史文化思潮。
在疑古派看来，黄帝、炎帝这样的人物，只能归入传说，至于尧舜禹，则被列入传说附会之列。甚至，他们将历代学人追溯的古代王朝的开端“夏商二朝”也被认定是传说，不被当作信史看待。
但是，这些以顾颉刚、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疑古派”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像尧舜禹这样被正史记载，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典范”的人物，若真的没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话，怎么可会就被古人一夜之间杜撰出来？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在研究历史的学者队伍中，有剑走偏分的“疑古派”，就有“信史与传说”的追寻古人记载与尊重考古资料的正朔探寻者。
关于历史和族群血缘的认同上，几乎每个华夏儿女都会毫不疑虑的打骨子里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有关炎黄二帝的考证几乎是和对尧舜禹的考证处于同一水平。我们现代人对炎黄二帝最早的认知来自于《史记》，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里说“黄帝者，少典之子，……”这些话，历来被学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人会去怀疑。
但是，为什么同样出现在《史记》中的尧舜禹就被“疑古”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单凭史书文字记载去认定历史的真实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其次就是历史记录者立场的不同也会造成历史事件一定的偏差。所以，在没有考古的佐证，很多历史记载，尤其是文字未出现之前时期的神话故事，都很有必要的对其进行合情合理的猜测，这种猜测对历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辅助作用。因此，当20世纪初，胡适、顾颉刚等人在没有考古发掘资料做支撑的情况下，掀起“疑古”思潮的时候，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这一历史研究方面的新兴思潮。
对于这种思潮的发起人和参与者而言，他们的这种否定尧舜禹真实性和夏商这两个朝代真实存在性的思维，很快就会被兴起的学术科目所推翻，这个学术就是——考古学。
中国的考古好古之学虽然发轫久远，但真正学科化的考古学却出现的很晚。古人把好古，好收藏考证者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称之为“金石学”。晚清时期的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就属于晚清时期的金石大家，而他在1898年，因病治药所买来的上刻有奇怪的刻划符号的甲骨，则揭开了中华文化历史上最神秘王朝的面纱，而那些神奇的甲骨上所刻写的符号经过多方查考，王懿荣与当时的一批饱学之士认定，它们属于一种远比小篆、大篆古老的文字，因为其多见于甲骨之上，所以它被称之为“甲骨文”。
后来，考古学家在王懿荣的考证之上，循着线索终于发现这些甲骨的来源地——河南安阳。
于是在1928年，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安阳考古工作在留学归来的李济的主持下正式拉开了大幕。在考古工作开展不久后，这里被确认为商代晚期遗址。
甲骨文的发现，大量甲骨的出土，随之甲骨文逐渐被释读出来，所以一张商王世系表，逐渐清晰起来。当人们拿着地下挖出来的甲骨文商王世系表与《史记》相互对照时，发现两者的记述竟是惊人的吻合！
由此可知，《史记》等古籍对于传说时代的记载，是有很大的确定性的，但是，从现在发掘出来的所有甲骨文来看，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跟尧舜禹有关的记载，所以说尧舜禹存在与否，在甲骨文发现后依旧存在着争议。
但是在甲骨文发现释读不久之后，一件迄今为止，最早记录大禹治水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出土了，这件文物用其身上的铭文证实了，至迟在西周初年，大禹治水的故事便已经有了。但是西周距大禹的时代毕竟比较遥远，所以这样的故事，依旧不能证明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是否真正存在过。
尧舜禹中，所处年代最晚的大禹尚且未能明确其人，尧舜二帝的举证就更加困难了。
总之，疑古也罢，信史也好，这两者只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罢了。它们两种猜想在考古发掘工作未完成之前，就像一枚被抛起的硬币一样，未落地之前谁也没办法做到完胜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