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穿行在慕尼黑郊区，开往机场。轨道两旁的田园风光与意大利和希腊迥异，与中国北部的平原地带却很相似。旅游过程中三座主要城市雅典、罗马、慕尼黑，分别兴盛于欧洲历史的不同阶段。地理坐标的位置变化是，雅典到罗马是在地中海内部从东向西，罗马到慕尼黑是跨越阿尔卑斯山从南到北。慕尼黑在12世纪才建起小镇，繁荣始于16世纪以后。不仅是慕尼黑，巴黎、伦敦、莫斯科、柏林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城市都是在中世纪才陆续建立，并在文艺复兴后，渐渐夺走了罗马的光辉。这种南北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呢？和中国宋朝时期出现的南北转换是否如出一辙呢？
慕尼黑城市风光，远处是阿尔卑斯山。
欧洲大陆南北因地中海气候与温带海洋性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差别以及其他地理差异，不仅造成早期的社会发展不同步，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中世纪的前500年欧洲整体破败不堪。南方除了内乱，还受到拜占庭和伊斯兰势力的挤压，日子非常难过，经常要仰仗北方的军事支持。而北方尚处于蛮荒之中，除了开荒种地、封土建侯，还不能有更大的作为。11世纪后情况有变，拜占庭和伊斯兰对南方的威胁减弱，地中海的商业活力受到激发，南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加上罗马教廷取得崇高地位，南方又重新主导欧洲的政治走向，因此才会出现政教合一及十字军东征。但东征失败之后，欧洲北方的政治势力再次抬头，南北双方进入胶着状态。
将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把欧洲搞得疲于奔命，之后的一段时期更是多灾多难。14世纪上半叶发生大饥荒（1315～1322）和大瘟疫（1347～1349），尸骨遍地，哀嚎遍野，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不过北方受害比南方还要严重。人们不清楚为何得罪了上帝，遭受如此惩罚。除了不断祈祷，就是迁怒弱者，犹太人、病人、残疾人、老妇人都可以被视为魔鬼处死。没有原因的惩罚之后是没有原因的奖赏，此后一个多世纪基本气候和暖、风调雨顺，粮食增产、人口增长，但主要受惠地区是北方。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人们发现教会提供的各种消灾方法越来越不灵验，还是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克服困难。而教会在服务质量下降的同时并未减少收费，招致多方怨恨。
欧洲虽然没有出现信仰危机，但是教会的威望却在下降，至少王权已经蠢蠢欲动，加快向教会夺权的脚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194～1250）先后与两任教皇公开冲突，在被开除、夺回教籍，胁迫、驱赶教皇的过程中，反复争斗。此后教廷希望借助法国国王的力量来对抗皇帝，没想到自食其果。1309年教廷被迫迁至现在法国的阿维尼翁，沦为傀儡，直到1377年才重回罗马。后来称这一时期的教皇为“阿维尼翁之囚”。在此期间，自1356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由选帝侯选出，教皇的传统作用被排除在外。1378年以后教会内部受多方左右，出现分裂，有时甚至同期存在三个教皇。乱象到1418年结束，教廷已经无力同新兴的王权抗争，世俗政权在经济领域逐渐蚕食教会的财富。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常回归，因为此时宗教势力占有大量财富已经无助于社会发展。
在南方着重发展商业的同时，北方有一件事也在缓慢进行，就是农奴制度的衰落。封建制和农奴制经常被指为同一种制度，也可以合称为封建农奴制，只是关注重点不同。底层民众在农业社会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奴隶、隶农、农奴、农民等等。用是否拥有土地或自由支配产品等作为划分标准，略显复杂。考虑到底层民众在早期农业社会作为生产工具依附于他人，而后期作为自由人存在，那么用一个标准，即“是否拥有人身自由”来划分，可能简单一些。不妨将农业社会简单分成两个阶段：农奴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农民社会。概念上一刀切之后，对农奴和自由民的界定也并不容易，因为“拥有人身自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外延会受到其内涵的递进限制，主要取决于对农地的依赖度和迁徙的自由度。从人身不自由到自由，如果数量出现剧烈变动，以及自耕农、佃农、失地贫农三者间数量出现剧烈变动，一般都会引发社会变革。如果其中自由民向城镇转移数量巨大，引发的社会变革会更大。
当时欧洲的农奴主要在北方，严格说来是西欧北部。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人口流动和职业转换。人口数量的增长、农业技术的提高、高产作物的种植、新型的土地兼并、受纺织业带动的畜牧业繁荣，以及城镇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多新职业的出现，这一系列的变化，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农奴数量减少、自由民数量增加，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城镇人口比例上升。农民进城，无论是主动或被动，最后都摆脱了对农地的依赖。农民变身市民，极大丰富了城市社会的多样性，其中的优秀分子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正因为农业技术和工商业技术的同时进步，人口转移得以顺利完成。尽管转移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是很大，但对于欧洲北方来说却是重要的一步。
农奴变身为自由民之后，与商人、国王结成不稳定的利益联盟，经过长期孕育，通过各种流血或不流血的斗争，最终在中世纪末期，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变动。不过农奴制在西方社会彻底消亡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依不同的综合情况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蔓延，非常缓慢并且彼此关联。阿尔卑斯山脉以南农奴制削弱，以北兴起；西欧削弱、东欧兴起；欧洲削弱、美洲兴起。因为在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之前，在政治不统一的自由大市场里，农奴制下依靠人力生产的农产品，在价格上更具有竞争力，长期不可或缺。这与中国很早就实现政治大一统、周边地区农耕落后，逐渐形成的农民社会有很大不同。
国王、新兴商人和自由民结成的联盟，除了从教会夺取权利，同时也向封建主发起进攻。这种进攻不是整体消灭，而是大吃小、小被吃的土地兼并。过程中由于火炮和火绳枪的攻击效率大大提高，一座座小城堡被轰得灰飞烟灭，一个个小封建主没落消亡。骑士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弱，以自由民为主组建的职业雇佣军开始成为战场上的主力。以往因割据形成的农业低效、商业重税局面得到重大改观。自由民的人数大大增加，他们越来越热爱国王。虽然耕地在名义上可能还不属于他们，但是由于赋税相应减少，他们对收成拥有了更大的支配权。商人也越来越热爱国王，喜欢为国王服务，经常一起商量如何做大生意。国王不再是众多贵族中排名第一的那位盟主，而是逐渐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绝对权威和领导。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名著《君主论》适时推出，为由国王主导的中央集权大唱赞歌。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更大的社会变革在欧洲已经不可阻挡。
马基雅维利像
《君主论》1550年版本的封面。
英国和法国由于历史恩怨，爆发了百年战争（1337～1453），加快了欧洲变革的进程。1328年法国卡佩王朝绝嗣，旁支瓦卢瓦王朝的腓力六世继位，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爱德华三世认为自己也有继位资格，双方互不相让，为此大打出手。英格兰国王在欧洲大陆享有领地，为了这部分领土，两国断断续续打了一百多年，其中圣女贞德的矫健身影是最亮丽的风景。战争后期，英国越来越被动，认识到固守欧洲大陆的领地没有更多益处。战争结果以英国改变国策、法国获胜而告终，英国仅保留加来一地（于1558年被法国收复）。其实百年战争英法两国都是赢家——国家意识形成，王权扩大，贵族势力削弱——为两国后来争霸世界、称霸世界打下坚实基础。英国更是摆脱了大陆领土的束缚，从此身轻如燕，专注于在大不列颠岛发展，将目光投向海洋，终成正果。
《圣女贞德》，1505年。
不过欧洲北方发生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德意志的北部地区就非常适时地扮演了另一种角色。凭借多条内河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联系，当地贵族与商人联手在商贸领域大展宏图，与地中海经济圈相呼应，在欧洲北方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波罗的海和北海经济圈。随着一座座新城市的建立和繁荣，为了垄断商业利益，该地区形成了类似古希腊城邦之间结盟的汉萨（德语意思为“会馆”）商业城市同盟。汉萨同盟在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间达到鼎盛，为欧洲北方的经济发展立下大功，为很多国家增强王权助一臂之力。不过汉萨同盟与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一样，随着大西洋沿岸经济的腾飞，都难逃衰落的命运。
1500年前后欧洲出现的大航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因对后世影响巨大，令人啧啧称奇。几件大事几乎同时出现，又相互关联。大航海出现在欧洲西南角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起因是寻求商业利益。宗教改革出现在欧洲北方，起因是反对教廷、君主夺权。文艺复兴如果从先驱但丁（1265～1321）算起，在14世纪初已经发生，起因是意大利众多城市共和国商业繁荣，催生文化人口增加，人文意识觉醒。大航海扩展了生存空间，宗教改革推进了政治制度，文艺复兴收获了思想成果。
大航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开花之地各不相同，最后获益最大的却全在欧洲北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是最终成果。再往上溯，两千多年来，南欧三大半岛从东到西顺次为欧洲带来能量和荣耀，古希腊、古罗马、教廷、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葡萄牙、西班牙一一登场。但文艺复兴却成为地中海最后的绝唱，将欧洲北方扶上马又送一程。西班牙帝国也是最后的辉煌，作为大航海的直接受益人，美洲金银却源源不断流向北方，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南欧气数已尽，那么北方因何蒸蒸日上呢？
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结束，在阿尔卑斯山脉南北差异的地理背景下，教权与君权、中央与封建不断缠斗，有一条南北彼此争权又相互依赖的路线图。大致情况是，前五百年北方军事优势明显，后五百年南方经济优势明显。但是这种此消彼长的游戏，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接近尾声。北方经过千年成长，广阔的地域、可靠的农业、充足的人口，这些南方都不具备的优势，成为北方后来居上的坚实基础。从16世纪开始，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和崇敬在同步消退。西班牙强盛之时，挟教皇以令诸王，可是对北方的影响越来越弱。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北方厚积薄发、雄心万丈，自谋发展、另创新路的意味越来越强，而当时同属北方的德意志和俄罗斯，在历史导演的安排下，尚在候场热身之中。
欧洲从南到北，从地中海式气候到温带海洋性气候，再到温带大陆性气候，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过程，表现出的差异性和独立性非常明显。如果跟中国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国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的社会发展，只是黄河流域的简单复制，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的无缝联接。宋元明清没有孕育出有别于秦汉隋唐的重大新花样。人多地少的农耕困境循环往复，程朱理学不过是步孔孟之道的后尘，而且国家形成了北方军事强、南方经济强的格局。为了安全统一，南北相互制衡掣肘，道路越走越窄，创新活力渐失。而欧洲北方却没有继续中世纪的老路，完成了军事和经济共同超越南方的历史性转换，连天主教的精神统一都被抛弃了。
要想持续发展，最好还要借助大量资本提高全社会经济的运转活力，实现对各种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资本要摆脱以往对农业用地的过度依赖，才能发挥最大的能量。16世纪前后，欧洲发现了几处小型银矿，为活跃商业提供了帮助，但很快就陷入资源枯竭。恰逢其时，自16世纪40年代起，美洲几处大型金银矿陆续投产，金银持续增量流入欧洲，新鲜的血液让心脏澎湃跳动，欧洲彻底摆脱了钱荒的窘境。对于美洲金银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历来评价很高，甚至有些观点视其为决定性作用。其实欧洲重要的社会变革基础在美洲金银流入前已经奠定，此后只是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没有必要过分夸大。
美洲金银流入前，欧洲贵金属货币普遍小薄轻，此后大厚重。以西班牙的主币变化为例，上图左为16世纪初1里亚尔银币，重3.2克，直径2.4厘米，右为16世纪末8里亚尔银币，重27克，直径近4厘米。当8里亚尔升为主币后，1里亚尔降为辅币。
欧洲北方已经蓄势待发，照此路径发展下去，无非是大航海找到了新土地，增加了一些财富；宗教改革令君主扩大了权力，改变了一些社会结构；文艺复兴质疑了老上帝，出现了一些新思想。尽管有这些新花样，还是没能摆脱与前辈大富大贵相似的老套路。但这只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在无意中完成的。在大航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合力作用下，结出了一枚金苹果。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这枚金苹果可谓来之不易，大约三千年才开花，两千年才结果。人类的知识体系因它要推倒重来，也因它引发了无休止的论战。
这枚金苹果就是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