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洋务运动，人们必提洋务派。谁是洋务派呢？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曾左李这种中兴名臣，以及排在他们之后的沈葆桢、刘铭传、丁日昌一干办洋务的封疆大吏。而跟他们相对的，则是顽固派比如倭仁、徐桐、李鸿藻，跟洋务派直接针锋相对的，则是清流党，首领就是李鸿藻，其下有著名的“四谏”，赫赫有名的敢言之士，宝廷、张之洞、张佩纶和陈宝琛，也有人说还要算上黄体芳、邓承修、吴大澂和王懿荣。由于“清流”的谐音，可以念成“青牛”，人们又称他们是天上老君的坐骑，所以又将李鸿藻称为牛头，张之洞和张佩纶为牛角，因其言论特别犀利，每每触中要害。宝廷为牛鞭，陈宝琛为牛尾，王懿荣为牛肚。其余跟在后面的众多京官，则是牛毛。每每顽固派与办洋务的封疆大吏为难，都是借助清流的力量。事实上，西太后那拉氏，也刻意扶植清流，使之与地方大吏分庭抗礼，达到居中牵制的功效。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当时的朝廷，的确分成两派，一边是洋务派，一边是顽固派和清流党，从某种角度上看，清流就是顽固派的喉舌。
但实际状况恐怕不是这样的。当年真正看清楚世界大势，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而且不仅买器物，学技艺，还要学制度和文化的，有一些是开明的士大夫，比如马建忠、陈虬、汤震、陈炽，还有王韬、陈兰彬以及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
另外一些是从官僚群体里分化出来的官员，比如郭嵩焘、薛福成和黄遵宪。再就是一些有文化的买办，比如唐廷枢、郑观应、徐润。至于曾左李这些封疆大吏，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意识到了中国需要变革，也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想的更多的只是权宜之计。思想上，并没有脱出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窠臼。在行动上，存在着非常大的盲目性，一副误打误撞的劲头儿。
当然，在野的开明士大夫，在那个年代，是绝对的少数派，思想超前，跟国内士林严重脱节。他们只有进入地方大员的幕中，才能对洋务运动，起一点作用。个别思想超前的官僚，比如郭嵩焘，虽然由于做外交官的经历，对世界大势看得很明白，对学习西方的认识比较深，但这个人很快就被保守的官场淘汰吞噬。所以，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实就是那些中兴名臣。他们有权势，有威望，更有地位，即使是西太后，也让他们三分。无论何种洋务，只要他们认准了想干，多半都会有点结果。
最初，这些人的洋务，其实就是购买洋枪洋炮，李鸿章说，只要我们有了开花大炮，西人即可敛手。后来，他的洋务观扩展到请洋人做教练，教习洋操，学习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如此，曾国藩和左宗棠还不及他。但是，太平天国覆灭后，兴办西式军工企业，他们都达成了共识。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都是这种共识的产物。
显然，这些中兴名臣，对于西方的制造业一无所知。居然觉得可以在一个农业手工业的国度，掐取西方工业尖端的果实，移植过来，就可以实现跨时代的超越，一举后来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西方的军火造船工业，在当时就是西方科技和工业的金字塔顶尖，需要各行各业的工业门类的支撑，需要现代科技教育的支持。中国一没有钢铁，二没有轻工业，三没有矿业，四没有科技人才。凭空就想在一片荒野上建大厦，而且只建最高层。底下的所有层面，都靠从国外输入。
当然，如果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把军工厂从国外整个搬过来，不是做不到。但是由于连一个小零件自己都造不了，连一些建筑材料也需要进口，这样的工厂本身，建起来就耗资无数，而建成之后，除了最底层的劳力，所有的都需要进口。而工厂的管理，却又是官僚系统那一套。这样的生产，成本无疑是惊人的。造出来的军械和船只，比买的，要多耗费不知道多少钱。所以，尽管这些中兴名臣气魄大，本事也大，弄钱的能量超强，但是这样的军工企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毕竟难以为继。所以，尽管福州船政局造出的军舰，装备了福建水师，江南制造总局也造出来一些军舰和民用船只，但后来的北洋海军，舰只基本都是买的了。
显然，当年最顶尖的三位办洋务的中兴名臣，都没有这个心思去了解西方，钻研西方的学问。他们中间对西方最为了解的，要算李鸿章，但李鸿章也主要是从跟西方人打交道中，从幕僚那里，得来一些皮毛。严格地说，他们虽然按下了向西方学习的开关，但并没有真心拿西方当老师。尽管同文馆的丁韪良总教习已经把《万国公法》翻译过来了，但长期主持中国外交的李鸿章，却没有见他认真读过。曾国藩虽然在容闳的帮助下，比较早地意识到留学西方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推动西式教育在中国落地。
三人之中，李鸿章走得最远，他已经意识到了变制的必要，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而且，洋务运动，也就是在他手里，大踏步地推进到了民用工业层面，而且，他起用早期的买办，开始了官营工业的转型，走到了官督商办的阶段。所以，洋务运动中所有的洋务企业，只有他兴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才能做到盈利。
尽管如此，李鸿章一路走来，也是误打误撞，大手笔，大浪费。这样的风格，是所有办洋务的地方大员的共性。这样的洋务，除了把西方现代工厂引进了中国，国人见识了西式的工厂，生产线。知道了工厂的大烟囱并不可怕，里面的锅炉，是提供机器动力的。原来死活不肯进厂的农民，最终发现在厂里干活，要比在田里收入更高，而且稳定。同时，这些企业最大的效益，就是培养出来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即使是李鸿章，也完成不了日本明治维新所能干的事情，让官办工业，最终民营化。因为，中国的洋务，其实就是地方官僚借以扩张权力的一个工具。
所以，严格地说，当年的中国，观念虽然落后，但具体到官僚阶层，但凡有机会出任地方大员的，几乎没有不办洋务的，所差的，只是规模大小，个数多少而已。我们知道，太平天国之后，督抚在军事、人事和财政方面的权力，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缩小。其中，办洋务，就是一种截留税款、增加地方开支的最好借口。在人事权方面，各省开办的各种局，有很多都跟洋务有关，什么军需局、采运局、军械局、军火局、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矿务局，等等。这些新办的局，可以设总办帮办，还可以设各种委员，为众多候补官员提供了去处和出路。如果说，地方官的候补，督抚虽然有很大的权限，但毕竟还需要考虑吏部的规则，需要考虑布政使的意见，而这种局，则完全是督抚说了算。因此，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很多人在做京官的时候，对洋务深恶痛绝，放言抨击，可一旦外放，做了地方大员，就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即使再保守的顽固派，真要是做了封疆大吏，也绝不会将当地的洋务事业全部干掉。两位著名的清流，号称牛角的张之洞和张佩纶，外放之后，都成了积极的洋务派，干洋务，一点不比此前他们抨击的人差。
当然，到了这种时候，这些人的洋务事业，也跟他们抨击的封疆大吏一样：大手笔，大胆略，大气魄，误打误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就打算办一个亚洲最大的铁厂，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矿石的来源，焦炭在哪里，建成之后，产品销往哪里。幸好计划没等实施，他就调到了武昌，任湖广总督。而武汉这个地方，恰好离大冶铁矿和安源煤矿都比较近，符合办大型铁厂的条件。但出去购买高炉，应该分酸性碱性，他不管，反正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买来就是。结果买来之后，跟矿石不配，还得花钱改造。
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对于官场人士，没有什么洋务派。不干事，不担事的时候，当然可以说些空话，大话，政治正确，充满道德感的话，一旦给他外放，做了地方大员，一样会做洋务，不到万不得已，至少不会把原有的洋务事业废了。只要他有那个本事，有那个圣眷（皇上和太后的信任），事是越大越好，一点折扣都不打。其实，官僚们做的，不是一个学习西方的事业，也不是一个为国求富强的事业，只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只有官营，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洋务运动，走不了日本最终将官营工业私有化这一步。无论这样的私有化会给国家带来多少税收，多少利益，从根本上有助于实现国家工业化，但官僚们不会干的，清流会抨击化公为私是多么的不道德，国家财产为之损失了多少（这些企业天天亏损，国有资产天天流失，没有人看得到）。而地方大员则担心自己权力的流失，担心下属们丢了位置的鼓噪。毕竟，做官也罢，做洋务也罢，都是官人们的饭碗。
应该说，在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中单纯出于信念的顽固派是有的，但是，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洋务的推进，这样的人是越来越稀少。更多的人，实际上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立场。到底谁是洋务派，其实没有一个确定的分野。
(作者：张鸣）
摘编自《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重庆出版社出版，本公众号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