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越南的南北分裂史，朋友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上个世纪的北越和南越。论及古代中国对越南的统治，朋友们第一反应的可能是唐代的静海军节度使，或者明成祖时代的交趾布政使司。后来安南还是独立了出去，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这一点想必大家也都清楚。
但是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在16世纪初期，安南也陷入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明朝也迎来了重新把安南纳入版图的契机。但是明朝却并未做这件事，只是在形式上设置了一个“安南都统使司”就不管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莫氏篡位，南北分裂
还记得三国时期，曹魏势力把持权柄之后代汉自立，几十年后又被掌权的司马家篡位的旧事吗？这种事在安南朝廷里反复上演，尤其是明代更加频繁。
15世纪初，安南权臣黎季犛因为篡了陈朝的王位，被明朝发兵攻打而身死国灭，安南成为了交趾布政使司。后来安南新君黎利率领安南旧部反抗明军，好不容易在宣德二年（1427年）被明廷承认并册封，成为了安南的主宰者，开启了黎朝的统治。
没想到一个世纪后，在国王黎昭宗时期，权臣莫登庸也把持了朝政，并在公元1522年将黎昭宗赶下台，立其儿子黎恭帝为新安南国君。5年后的1527年，莫登庸干脆杀死黎昭宗，逼迫黎恭帝禅位给自己，从而开创了莫朝的统治，将当年司马昭和司马炎的事一块干了。
然而黎朝毕竟主政一百年（明宣宗放弃交趾到莫登庸篡位），国内拥护黎氏的势力仍然强大。当年黎季犛将陈朝王族清除干净，而莫登庸就没干好这件事，导致黎朝旧臣阮淦拥戴黎昭宗幼子黎维宁，与公元1532年在安南南部的清化继位为帝，与北部以升龙为都的莫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不是说中原王朝才能称皇帝，周边藩属国只能称王吗？原来这是自安南立国以来，和中原王朝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秦汉时期的南越国王赵佗在国内以皇帝自居，但在西汉的使臣面前则主动换成国王的仪仗并跪拜。到了明朝时期，安南王在国内也是以皇帝自居，但对明廷则以国王身份侍奉，明廷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双方都有面子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也算是一种奇观。
二．是战是和，明廷激辩
莫登庸在篡位后，不是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国内黎氏旧势力的反扑，而且安南国王自古以来都是由中原王朝册封，如果没有得到册封就不具有合法性，这更加会招致反对势力的攻击。而且当时安南已经陷入了分裂局面，莫登庸能够保住自己地位的途径只有一条：尽快获得明廷册封。
但是明廷对安南这个国内反复篡位改朝的小弟的情况洞若观火。早在莫登庸还是权臣的时候，就假借国王的名义请求入贡刷存在感，结果都被明朝的地方官给拦住了。莫登庸登基后，向明廷上表说黎氏一家已经没有后嗣了，自己受托代理国事，请求宽恕自己的罪过，从而隐瞒了自己篡位一事。黎维宁等一帮黎朝旧部也想向明朝上表申诉莫登庸的罪过，结果都被莫登庸掐断了“电话线”，无法联系。这样就导致安南对明廷的朝贡断绝。
当年黎季犛在篡位后，也是向明成祖上表称陈氏已无后嗣，自己受命主宰国家，等陈朝王族继位后再奉还国政。现在莫登庸依样画葫芦，明朝廷对这种有前科的小弟岂能不疑？更何况明廷早在1524年就知道莫登庸他立黎恭帝并把持了朝政一事，但暂时还没打算处置他的行为。
双方的交往虽然暂时恢复，但是黎朝的上贡仍旧不见踪影。到了1536年，黎氏政权终于成功派遣使臣到达明廷，向嘉靖帝控诉了莫登庸篡位的种种暴行。嘉靖帝终于弄明白了莫登庸是第二个黎季犛。当年你们这样欺骗太宗文皇帝，现在又想玩我？嘉靖帝马上动了教训安南的想法，礼部尚书夏言、兵部尚书张瓒都主张应该向安南兴师问罪。
在嘉靖帝的授意下，嘉靖十六年（1537年）年礼、兵两部召开了讨伐安南的决策会议，拟好了安南莫氏政权“十大罪”，命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名将毛伯温接替张瓒的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准备率领大军讨伐安南。此时的嘉靖帝还不是后来《大明王朝1566》里二十余年不上朝的道君皇帝，尚有一番励精图治的雄心。
然而这个决策招致朝野上下众多的反对之声。如南京户部左侍郎唐胄上表称如今整军备战的命令刚下，周边的盗贼就开始四处骚扰，说明忧患不在外部而在国内。兵部左侍郎潘珍则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称耗费国力去征讨蛮荒之地不合适。这两条意见都被嘉靖帝驳回了。
但是毗邻安南的两广地区地方官员的意见就不得不引起嘉靖帝的重视了。如两广兵部侍郎潘旦上疏称莫氏和黎氏在安南争雄而未决胜负，朝廷拉偏架不合适。廉州知府张岳上《论征安南疏》，提出了反对征伐的充分理由：
其一，不是为了帮黎氏复国而是想直接吞并它，会失去作为宗主国的道义；
其二，安南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进军风险大；
其三，两广发生土司叛乱，官军没有多余的兵卒去征讨安南。
其四，地方州县财政面临困境，军饷无法足额供给；
其五，国家承平日久兵不习战，将士战斗力大幅下降。在与“主剿派”的辩论中，他称安南不管哪一方执政都和明廷无关，等他们自己决出胜负后朝廷册封就完事了，体现了比较务实的立场。
应该说张岳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两广地方官员的心声。他们不会考虑不到以当初永乐年间的强大国力，还在安南打了二十年的治安战，最后在宣德年间放弃了的经验教训。而关于当年安南弃守的利弊得失，在明代一直都有人争论。如少有的广西主剿派官员钦州知州林希元，就一直感慨朝廷当初不应该放弃安南，上疏鼓动嘉靖皇帝仿效永乐年间故事，重新将安南“郡县之”。
同时，莫朝大将武文渊率众投奔明朝，请求朝廷速派大军消灭莫氏政权。安南南部的老挝等宣慰司也响应天朝号召，随时准备协助出兵。云南巡抚都御使汪文胜主张在这样的有力条件下，应该尽快出兵。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嘉靖帝内心也是摇摆不定，此时深受信赖的武定侯郭勋提出征伐安南存在巨大困难，希望朝廷从长计议。于是嘉靖帝下令暂缓征伐，继续看看安南局势的发展再做行动。
三．恩威并施，莫氏请降
1539年，莫登庸已经传位给儿子莫方瀛，自己当上了掌握实权的太上皇。他十分害怕明朝前来讨伐，于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向明廷继续请求恕罪（不做出实质改变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也积极整备军马，派出探子侦查明军动向，准备应对明军的进攻。他还声称两广的土司叛乱尚未平定，明朝没有理由来进攻自己。
事实上两广土司叛乱确实暴露了两广地区尖锐的财政和民族矛盾问题，让明朝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讨伐安南确实存在巨大的变数。此时“主抚派”的意见已占优势，一些反对出兵的地方官员甚至私下里和莫登庸沟通，想要搅黄朝廷出兵的行动。因此，广西副使翁万达认为应该先平定土司叛乱，给莫登庸父子来个敲山震虎，以大义问罪，逼迫他们投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翁万达的意见受到了毛伯温的赞赏，认为这是上上之策，另一重量级官员蔡经也上疏朝廷支持这一策略。于是在嘉靖帝的支持下，毛伯温先是会同蔡经、翁万达等官员平定了土司叛乱，然后率领准备南征的大军抵达边境，对莫朝构成威逼之势，以武促和。蔡经派遣熟知安南情况的张岳向莫登庸父子传递朝廷信息，威逼利诱其投降明军。毛伯温也派遣部下王良辅责问莫登庸父子，令其“毋求封，毋求贡，束身请罪，归地纳印，去僭号，奉正朔”，并向安南人民告知莫登庸的罪过。
此时莫朝面对南方后黎朝的进攻，屡吃败仗，北方又有明军大兵压境，无奈之下只得与张岳商谈投降事宜。张岳久在南方边地，在安南人心中有较高的人望。起先莫登庸还做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张岳便晓以利害，将莫登庸说得越来越害怕，认识到和明军对抗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决定同意明朝的条件，纳土归降。
嘉靖十九年（1540年），莫登庸君臣把自己绑缚起来，来到镇南关明军军营前，跪拜并声泪俱下地忏悔自己的罪过，献上降表和安南国的土地、人口等表册，并且交割宣德年间安南占据的广西安广、永安州等地界给明朝。
面对这一个再次郡县安南的机会，嘉靖帝的反应却很有意思。他一方面为了施加对莫登庸的惩罚，发布谕旨削去了安南的国号，改为地方军政单位安南都统使司，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居从二品，并给予印章，子孙可以世代承袭该职，三年一贡。另一方面，嘉靖帝让莫氏家族继续掌管安南事务，钱粮等事务不必上报自行处置，安南境内的各路置宣抚司，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各一员。
这番处置，相当于嘉靖帝设置了一个“安南特区”，安南形式上成为了明朝的地方州府，奉大明正朔，但是安南的事务仍然由莫朝君臣管理，朝廷只派遣官员象征性地监督一下，类似唐代在少数民族边地设置的羁縻都督府。这层关系比藩属国近，但又不是真正的地方州县，莫登庸父子仍旧在国内可以以国君自居，实质上仍是王国体制，因此不算是明朝直接统治的地方。至于南方的后黎朝，明廷也采取保全的做法，让黎氏在漆马江地区驻扎。至此，安南事件顺利解决。
十分有趣的是，到了几十年后的万历年间，黎朝势力成功翻盘，推翻了最后一任莫朝君主的统治。黎世宗向明廷上表请求册封国王，可得到的还是之前莫氏的安南都统使的头衔。黎世宗忿忿不平：“莫家那些乱臣贼子犯下的错，凭什么让我来背锅？”万历皇帝回复到：“这个头衔你先顶着，以后找个时间会恢复你的王爵的”。明朝还让黎朝划出高平、太原让给莫氏子孙作为封地，明显是不想让莫氏被斩尽杀绝。
宗主国都这么说了，那还能怎么办？黎氏只能继续顶着安南都统使司的帽子，这一顶又顶了几十年，直到清军入关后才换回安南国王的王冠，顺便把投靠吴三桂叛军的莫氏家族的势力给消灭了。
小结：理想拧不过现实
嘉靖朝通过以武促和，实现了安南形式上的内附，这对于明朝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想要把安南变为汉唐时期的中华内地，在当时操作层面上已经不可行了。
其一，安南确实不便直接统治。
安南地处热带地区，地形崎岖，丛林密布，易守难攻，当地人民凭借地利往往可以与外敌周旋良久。虽然曾被古代中国统治上千年，但自宋代独立之后，安南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且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力又较为低下，维持对安南地区的统治不但不利于赋税增长，反而耗费朝廷更多的钱粮和维稳成本，因而中原王朝想要攻取和占领此地的代价较大，有种得不偿失的意味。让安南作为自己亲密的藩属国存在，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选择。
其二，嘉靖时期明朝国力远不如永乐时期，军事占领风险大。
永乐时期明朝与世界各国国力对比，其力量能把其他国家吊打。以当时那么强盛的国力和军力，尚且不能把安南完全搞定，在国力和军力均走下坡路的嘉靖年间，想要维持对安南的军事占领，毫无疑问付出的成本和风险会大得多。遑论百年前弃守安南的战略是否正确，这一点已经当时反对军事讨伐的官员们所秉持的一点论据。
其三，以两广官员为代表的“主抚派”压倒了“主战派”。
北京的皇帝与朝臣高居庙堂之上，对安南的情况，以及南部边地所面临的财力军力等方面的困难的了解和估计程度都不如两广当地的官员。当地官员对于明朝地方财政和军事实力的滑坡，以及尖锐的民族矛盾是有着切实的认知的。后来发生的土司叛乱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官员甚至决策者都从郡县交趾的热血中冷静下来，“主抚派”最终压倒了“主战派”，进而影响了嘉靖帝的决策。
其四，嘉靖帝郡县安南之心并不坚定。
嘉靖帝最开始想解决安南事件的诱因仅仅是安南多年不来朝贡，对于安南国王应该谁当并不太关心，所尽的仅仅是作为天下共主的道义责任而已。而且嘉靖帝本身并不是太祖、成祖那种雄才大略，想要开疆辟土的帝王，对于郡县安南的态度是能办成更好，办不到也无所谓，自然在大臣们的反对声中很快改变主意，选择放弃军事征伐而接纳莫登庸的请降。收复交趾故地，最终只是停留在了“安南都统使司”的形式上。
文：铁骑如风
参考资料：
[1]李征鸿，段红云.论嘉靖安南事件中明朝的政策变化极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7
[2]李征鸿.明代中后期与安南藩属关系的影响因素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学.2018
[3]牛军凯.安南莫朝与中越关系制度的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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