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为国生娃吗？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一整版的篇幅刊发报道，题目叫做《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鼓励二胎政策莫画饼充饥》。许多看了标题的网友纷纷吐槽：生不生娃难道不是个人的私事吗？怎么上升到国事了？
其实，从生育率、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生娃还真的是国事。官媒这一次并没有说错。一对夫妇生不生娃，生几个娃，可以說是私事，但是，无数对夫妇的生育意愿加总起来，便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口结构，而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与人口结构，又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能否保持健康发展，进而又会回过来影响个人的命运。简单地说，你不生娃不会影响什么，但若是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夫妇都不生娃，那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大问题，并且影响到你的工作机会、经济收入、养老福利。因此，说生娃是国事，毫不夸张。
《人民日报》海外版这次提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应该是看到了当前人口问题的严峻性：“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其实，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早已多次指出，中国当前的生育率持续低迷，2000年与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22与1.18，经统计部门与计生部门综合评估与校正，公布出来的总和生育率为1.5—1.6。尽管如此，还是远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2.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放开了二孩生育的限制。
刚刚全面放开二孩时，我曾在《南方周末》上发文提出：“如果中国社会的生育率继续走低，那么光‘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只怕于事无补，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迟早要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表。”最近，一些省份已经放出了“鼓励生育”的信号，比如今年6月底，辽宁省提出要“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
从东亚文化圈的经验来看，几乎所有持续保持低生育率的地区都会出台激励生育的政策，比如中国台湾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0.895，为鼓励生育，台北、新北、基隆市对生育的家庭，每胎补助2万元（台币），双胞胎补助4万元。台湾卫生部门还投入近10亿元补助不孕夫妻接受人工生殖技术。
新加坡2002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左右，从2001年起，当局推出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和奖励配套，投入的资金从最初每年5亿元涨到如今超过16亿元（新元）。现在一个新加坡家庭，每生育一个孩子，可得到20000元的婴儿花红，53000元育儿及托儿津贴，10000元所得税减免，直到孩子入读小学。
日本2012年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41，从2010年4月起，抚养15岁以下孩子的监护人，每月可获1.3万日元的儿童补贴。其中高梁市政府还对生育第3胎的家庭给予50万日元的奖励。
韩国2010年的生育率低至1.22，早在1996年，韩国政府已开始奖励生育，包括向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
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虽然不能说没有收效，但效果非常微弱。比如日本，已经深陷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泥潭多年，政府一再鼓励国民生育，但日本人就是不愿意多生育。2013年，负责应对少子化的日本担当大臣森雅子说，少子化就是日本的“国难”。但这个“国难”还看不到结束的时候，因为2015年，日本总人口推算值为1.2691亿，比上一年减少22万；14岁以下儿童数量为1617万，比2014年减少16万，连续34年人口下降。
在中国，虽然二孩政策实施后，按官方数据，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但是，还有大量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据统计，2017年中国“一孩出生人数减少百分之一二十，掩盖了增加的二孩出生人数，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育？《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认为，“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是因为生不起，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点超过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范围”，“尤其是在城市，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出生到上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孩子在上学之后，一个暑假的兴趣班就要花费数万元。因此，在城市生活的许多年轻人，并不愿意要孩子”。因此，《人民日报》海外版提出，“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应健全社会保障，让‘不敢生’变为‘敢生’。”
这是官媒释放出来的一个清晰信号：中国将进入鼓励生育的时代。
最后，我要申明，我同意“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说法，并不表示我认为个人生娃的意愿可以被强加，或者被剥夺，而是希望，在生育率低迷不振、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日，国家应该向愿意生娃的家庭提供可靠的生育福利。
作者： 那五
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