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0日，澳门特区政府举办隆重纪念活动，庆祝回归10周年。追根溯源，澳门的经历与欧洲大航海有直接关系。
澳门大三巴牌坊，是圣保罗教堂（建于1580年）留存的前壁。因“圣保罗”的葡语发音接近当地方言“三巴”，故此得名。
大航海最早始于15世纪的葡萄牙，起因很简单，就是想赚钱发财。欧洲对于更远的东方世界，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有各种传说，包括宗教、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在与临近的西亚各民族交往中，他们得到的东方信息亦真亦幻，充满神秘色彩。就连自己人马可·波罗口述的游记，可能由于太真实，反而显得不真实，只能成为所有传说中的一部分。西方形成对东方的迷恋，有很多社会因素，其中一点是源自商业传统，即对香料、黄金、丝绸等贵重商品的渴望。所以最让西方人向往的传说不是东方的强大，而是东方的富庶。相比之下，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毫不在意。虽然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已经知道有个西方世界，但是整个社会连编织传说的兴趣都没有，更不要说向往。越到后来越认为外藩等同禽兽，不能与之相通。
伊比利亚半岛最西端的葡萄牙王国12世纪获得独立，14世纪末形成中央集权，国王的权力显得很大，是欧洲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葡萄牙面积不大，是在与伊斯兰势力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与邻国卡斯蒂长期不睦，所以发展空间很有限。
丝绸之路的中间地段长期受伊斯兰势力控制，与之地理位置相近、海路通畅的威尼斯、热那亚、法国等国可以获得较大利益，其他欧洲各国的收益只能逐级递减。由于地理位置离亚洲最远，葡萄牙处于东西贸易链的末端，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只能喝汤，有识之士非常着急，希望能通过非洲，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路线，摆脱商业上的窘困。当时奥斯曼尚未称霸，由此可见，这一思路的出现主要源于葡萄牙在旧的贸易体系中获益太少，是时机成熟后自身发展的需要，与由谁来控制传统商路关系不大。
思路极富创新意义，却一直缺少启动资金。当时整个欧洲所有领导人，包括教皇在内，都有商人的遗传基因。探索新航路，有生命危险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对于商业风险，投资人却必须考虑。就在此时，一位新时代的航海家出现了。他就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1394～1460），倾其一生及财富，为航海事业鞠躬尽瘁。令人惊讶的是他本人从未扬帆远航，却当之无愧地拥有“航海家”的称号。远航者不一定是航海家，这容易理解，但从未远航者，也能成为航海家，则令人费解。不过正是这位神奇的航海家，打下坚实基础、指挥他人起锚扬帆，开启了欧洲大航海的伟业。
亨利王子，国王若昂一世的第三子。
亨利王子热衷航海，除了商业目的还有一个政治理想。当时的欧洲依然延续着十字军东征的激情，誓言要消灭伊斯兰势力。但这是很难独立完成的重任，需要找个盟友，因此出现了东方存在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传说。亨利希望通过航海能够与之取得联系，然后结盟共同战斗。这与张骞出使西域的背景非常相似，后来的哥伦布西行也带有与中国联盟的任务。商业是欧洲大航海的主线，政治这条副线的作用也不能小视。
亨利领导的航海事业复杂而且艰辛，抛开技术层面的内容，以今天的眼光看，其运作过程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大航海在起步阶段最为困难，因为要承受长期没有收益的痛苦和煎熬，另外由于没有参照，就不能确定最终的结果。亨利王子将自己所能掌控的资金陆陆续续全部投入航海事业：建立航海学校，创设航海服务工厂，研发航海仪器、用具，绘制海图，培养专业航海人员，兴建天文台，组织探险队出航……前后四十年，面对各种冷嘲热讽，义无反顾地坚持着。幸好他的父亲、哥哥、侄子三代国王都支持他，另外被他的宗教理想感动，教皇也给予资金帮助。亨利逝世时，他的航海活动似乎没有获得太大成功，也谈不上商业收益。探险最远到非洲大陆佛得角以南的塞拉利昂，连几内亚湾都没有到达。
从地图上看，亨利王子船队开拓的新路线并不远，但在当时已经突破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极限。撒哈拉沙漠阻碍非洲大陆的南北交流，仅有几条较为艰险的陆路交通线。伊斯兰势力扩张后，商贸活动增加，尤其是尼日尔河流域的黄金名满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欧洲人要想避开穆斯林去撒哈拉沙漠以南，只能沿着海岸线前行。此前欧洲人对于大西洋的宽广海域有着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因此形成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在亨利王子的鼓励下，他的船队破除迷信，冲破了这层窗户纸，证明那些传说都是谎言。一旦解决了认识上的难题，此后的探险过程就变成较为纯粹的以技术手段挑战自然、发现真相了。
亨利王子去世后，葡萄牙的航海事业没有取得新进展，进入了短暂的蛰伏期，但是他奠定的航海事业基础并未遭到破坏。后来亨利的侄孙若昂二世全面继承他未竟的事业，积极投资航海。1471年船队到达黄金海岸（今加纳地区），黄金和黑奴被运回欧洲，多年的投资取得回报。1488年，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地理的拐点成为历史的拐点。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以低价换取香料等商品，获得重大商业利益。
好望角最初名风暴角，并不是处于非洲大陆最南端。但绕过好望角后，继续向东航行，可以顺利进入印度洋。
葡萄牙人踏入印度洋后，除了进行正常贸易，很快洗劫并占领了几处东非沿岸的商业重地，然后经常抢掠。这些暴行遭到了传统经商的阿拉伯人反对，并引发了军事冲突。1509年在阿拉伯海的印度第乌附近，双方爆发海战。但马穆鲁克王朝及其盟友的联合舰队甚至未能靠近敌舰，就已经被火炮击沉。欧洲航海业的军事优势尽显，葡萄牙人难逢敌手，一边大肆侵略，一边进行分化笼络安抚。1510年，葡萄牙舰队占领印度半岛西岸的果阿，建立军事商业基地，当上了印度洋的霸主。葡萄牙在短期内飞速发展，建立了众多贸易站点，商业利益转化为军事和政治利益，一跃成为欧洲强国。不过基于当时亚洲的政局，葡萄牙人要想大量开拓殖民地有困难。这种局面造成后来葡萄牙的优势地位很容易被其他列强削弱或取代。
葡萄牙人双手沾满鲜血一路东行，1514年来到中国广东珠江口沿岸。他们希望同明政府进行贸易，未获批准；于是在屯门建立据点，进行走私活动，造成地方不宁。1521年明政府决定清剿，军民奋勇。葡人寡不敌众，败逃，次年再战再败。两次战斗规模都很小，葡人面对强硬又庞大的明朝，觉得无利可图，销声匿迹多年。
随着明朝海禁政策越来越难以严格执行，葡萄牙人卷土重来，1553年借口晾晒商品，初登澳门半岛；1557年通过贿赂当地官员，开始定居，活动范围不限于澳门一地。这一次未燃战火，除了一般贸易，还喜从天降，获得了很多中国沿海的贸易权。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明朝禁止远洋贸易，与近邻日本的直接贸易居然也禁止？于是葡萄牙人心甘情愿充当中间商，只要老老实实做人即可，并且导致日本的航海技术得到大幅提升。1567年明朝正式解除海禁后，各种争利者纷纷涌现，葡萄牙的优势反而受到削弱。明清政府对澳门一直进行着管理，并未失去主权，只是对其作为港口有些特殊政策。直到1887年，澳门才被葡萄牙政府强行租借。澳门所占面积一直增幅缓慢，至回归之时仅几十平方公里，与香港上千平方公里相差很大。在侵略扩张方面，葡萄牙并不是心慈手软之辈，不过在19世纪已经衰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现在已经成为中葡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亨利王子当初肯定想不到会留下这样一份政治遗产。
老路走千遍还是老路，新路走一遍可能粉身碎骨，也可能别开天地。大航海是欧洲对过去航海活动的一次超越，更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飞跃。因为海路有很多优势胜过陆路交通，一旦征服海洋，必将改变历史原有的走向。可惜由于各种综合因素，东方没有出现这样的机会，也就谈不到把握机会了。
远洋航海的直接动因主要是追求商业利益，像郑和下西洋那种赔本生意注定难以为继。经过比较不难发现，东西方最早的水上航行都是划桨扬帆；来到大洋又都主要用帆，好像并无太大区别。但是人类发明何种技术、采用何种技术并不是随性而为，要受到外部环境的诸多制约和影响。正是因为环境差别，所以造成东西方航海技术后来的发展貌似同路，实则殊途。东方仍旧依赖风向被动航海，借风行船，靠天吃饭；西方则发展成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主动航海，驭风行船，自己做主。如果只有商业内容，两种航海也许差别不大，但是商业的另一面是军事，不能靠和气生财。而被动航海和主动航海形成的不同军事制度，导致海上军事力量并不在一个量级，其悬殊远远大于以农业作物和经济作物为基础形成的军事力量差异。西方人已经在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地中海和较少受到热带风暴侵袭的北大西洋东部水域，这两片演兵场操练了两千多年，腓尼基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维京人、威尼斯人等等一脉相承。一旦冲出老巢，结果就是西方战船来到东方，没有耗费太多的军事成本，就轻易掌控了利益丰厚的海上丝绸之路，并且开辟了全新的香料之路。别看你也航海，我也航海，直到真刀真枪面对面，才知道原来此航海不是彼航海。
除了商业和军事的比较，东西方航海的对比还可以更深入一层。郑和航海资料作为历史记录，其毁失值得可惜，但如果从航海本身考虑，痛心疾首则大可不必。因为15世纪的东西方航海在相遇之前，早已不在同一层级。东方还停留在经验航海，而西方已步入理论航海。这种差距犹如冷兵器对比热兵器。
航海图是展现航海水平和成果的重要标志。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是东方航海最高成就的经验总结，主要用牵星术，即通过测量方位星的位置来计算船只与陆地的方向和距离，从而实现导航。这种海图依靠多年的经验积累，注重地点和线路，如勤劳的蚂蚁匍匐前行，穿针引线，年复一年。但由于对平面的认识始终模糊，一旦偏离固定航线太远，就会难以定位；如果因意外进入陌生海域，更会无所适从。经验航海受限于人的视野，海洋知识的积累零碎、片面、僵化。海洋只是陆地交通线的简单延伸，海陆始终是两部分，也不会激励人们去探索更多的未知海域。拿着这样的海图，即使绕地球一圈，也只会认为自己是在平面上绕了一个圈。
郑和航海图中印度到东非沿岸的一段。
如果只考虑船只能力和行驶条件，古希腊时代绕行非洲应该可以完成，但没能发生（有传说腓尼基人完成过这项壮举），就是因为受制于经验航海。欧洲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海上强国，为了适应更加频繁的商贸和海战，对航线的复杂性、多样性、精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13世纪制作出波特兰航海图。图中内容为海陆一体，从很多点位发散出多条等角线，纵横交错。点线面布局清晰，结构合理。每条线都表示一个方向，船只通过海图、星位、仪器实现定位后，就可以准确定向航行，能完全摆脱对陆地标志的依赖。使用这种海图，人虽身在海面，但脑海中的视野已经超过翱翔天际的雄鹰。海洋知识的积累系统、全面，并不断更新，如一张大网撒向远方，指引航海家向未知海域进发。由于实现了从经验航海到理论航海的脱胎换骨，所以出现哥伦布式的人物只是时间问题。以波特兰海图为基础，欧洲在16世纪又逐步从平面推进到球面，覆盖上经纬度，制作出将二维球面投影到二维平面的海图。从此航海者不再玩拼图游戏，而改玩填空游戏了。随着天文学、制图学、测量学的迅猛发展，各种新仪器、新设备、新武器纷纷面世。地理大发现的科学性越来越强，进而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诞生。
1500年欧洲制作的一幅非洲地区波特兰航海图，海岸线上写满了各种地点。
有的人曾经远航，却不清楚海洋的模样。有的人未曾远航，不仅心中已经装下宽广的海洋，还通过理论研究，准备去寻找更宽广的海洋。这就是航海家亨利王子留下的故事。
作者：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