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的单一化和精英化，
才是人类的慢性瘟疫
2018年末，世界首例转基因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消息，震惊了整个科学圈。继“转基因食品”后，这对双胞胎所遭遇的基因编辑实验，成为又一个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争议点。
尽管说到基因，我们好像都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面对相关的问题，人们很容易被带偏关注点，甚至产生似是而非的伪科学谣言。在这种情况下，《基因传》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这本书的作者悉达多·穆克吉是一名印度裔的美国医生、作家。他在2013年出版的《众病之王：癌症传》，曾被公认为癌症科普界的最佳书籍。悉达多的文字深入浅出，能把很多复杂的专业知识，用外行都能明白的方式阐述出来，并且在字里行间渗透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深入思考。
这本书一经诞生，便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比尔盖茨也曾在博客上撰文推荐过，说这是他当年读过的最好的五本书之一。那么，悉达多是如何给基因写传的呢？故事还得由达尔文讲起。
这位进化论的奠基人，在1859年写出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曾深入探讨了物种起源的機制。但他的理论，一直缺少一块很重要的基石：这种变异和进化，到底是怎么在生物体内发生的？
一直到去世，达尔文也没有琢磨出里面的门道来。但这个秘密，其实就藏在他的书房里。他的书架上，有一本1866年出版的，几乎无人问津的杂志，里面有一篇名为《植物杂交试验》的论文，作者是一位当时默默无名的奥地利学者。
达尔文在该杂志的51、53和54页都做了批注，但唯独没有在52页的这篇文章上留下只言片语。而该文的作者，正是近半个世纪后才受到关注，被我们称为遗传学之父的孟德尔。如果达尔文当时细读了这篇文章，也许基因的秘密，就能提前几十年为科学界所知。
孟德尔本来主修哲学，从小受到农民父母熏陶的他，一直对植物特别感兴趣。他从1856年开始人工培育豌豆，坚持8年记录大量数据后，发现了基因的遗传和自由组合规律。这个故事我们在学校生物课上应该都学到过。
也许是他思想太超前，抑或是豌豆这种个体太不起眼，孟德尔的论文在寄出和发表后，没有收到学术界的任何反馈。直到1900年，孟德尔去世十几年之后，他的发现才被主流科学家挖掘出来，重新研究。
从1905年开始，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通过在实验室里研究果蝇的突变，跟踪到了它们的遗传规律，从此开创了现代遗传学研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到了今天，人类已经能够借助类似CRISPR的基因修改工具，像修改这段文字中的字句一样，快速精准地修改基因，从而让生物体发生各种变化。
那么，我们已经变成上帝了吗？是时候制造出完美的超级人类了吗？也许我们应该看看1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
早在1904年，达尔文的表弟、英国科学家高尔顿就举办过一个讲座，首次提出以人类的自觉选择来代替自然选择的“优生学”（Eugenics）理论，也就是借由社会的介入，选择那些“健康强壮”的基因进行繁衍。五年后他又出了一本杂志，鼓吹选择性的生育和绝育。
尽管从一开始，就有科学家对此提出反对，但这一理论却迎合了20世纪初欧美社会的需求。一方面，当时欧洲无产阶级地位不断上升，为传统上层社会带来了威胁和焦虑。另一方面，大批量移民的涌入，也让美国充斥着种族焦虑。
因此，优生学理论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在美国率先成为国家层面的激进运动。在动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的推动下，美国专设了一个委员会，计划对一大批所谓“低劣基因携带者”进行绝育，其中包括犯罪分子、癫痫患者、聋哑人、低能儿、侏儒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患者等，约占总人口的10%。
美国8个州通过了允许强制绝育的法律。当时有一名叫艾玛的寡妇，和女儿生活在贫民窟，靠打零工维生。1920年，警察以卖淫为由抓捕了艾玛，并在测试后判断其智商偏低，关进了绝育中心。但在当时，美国法律判断低智商的标准非常模糊，像卖淫人士、叛逆青少年、抑郁症、阅读困难症等不在所谓“正常社会规范”内的人，都会被关进去，以免“玷污社会”。
艾玛一辈子都没有从绝育中心里出来，而她的女儿卡里，尽管在校时举止成绩都很优秀，但在失去母亲又被领养后，被养父强奸并 不幸怀孕。为掩盖事实，养父母串通法院的朋友，将她污蔑为“经常情绪失控”和“滥交”的低能儿，也在1924年被关进了该中心，实施了强制绝育手术。
距离孟德尔写出豌豆的论文仅仅62年，基因和遗传学便已成为社会控制的强大工具。
20世纪上半叶，优生学在德国的演变，最终成了纳粹对犹太人赤裸裸的屠杀，这个故事我们应该都知道。但它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在监狱中读到了《种族卫生学》，深以为然。等其上台后，1933年，希特勒颁布了《绝育法》，效仿了美国的绝育规定，并拍了一系列电影来宣扬这种“强化民族”的理论。
1934年，每个月都有近5000名德国人被实施强制绝育，当时的美国优生主义者对此大肆喝彩。然而很快，控制范围就扩大到了“身体健康”人群。1935年，纳粹开始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通婚，旨在更快更彻底地“淘汰低劣基因”。
4年后，一对狂热的纳粹夫妇主动申请将自己11个月大的婴儿安乐死，因为“它天生眼盲且四肢不全”，不能“污染德国的优秀基因库”。这对夫妇迅速成为了绝育楷模，希特勒也抓住机会，开始批量处死3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到了当年9月，屠杀扩展到了青少年，犹太孩子首当其冲。当年10月，屠杀扩展到了成年人。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600万犹太人， 20万吉卜赛人，不计其数的同性恋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异见分子，死在了希特勒的屠刀之下。
其实，这些做法，对孟德尔的遗传学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没有什么基因是绝对优秀的，同样一段基因，放到不同的环境和个体中，可能表现出来的性状千差万别。北欧曾有一位金发碧眼的捐精男子，由于特别受妈妈欢迎，诞生了20多个后代。
但奇怪的是，尽管这位男子非常健康，但他的后代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某些天生的疾病和残疾。经过仔细分析，科学家才发现，这位男子天生携带某个变异基因，在自己身上没有表达，却会在后代身上表达出严重的疾病来。因此，就算是条件优秀的个体，也不代表其身上所有基因都是“好的”。
而人类自认为掌握了某种基因的密码，肆意编辑和改造，会引发的后果也无人知晓。当基因重组技术于70年代出现时，人们就曾担心，如果某些邪恶的科学家，将致癌基因跟傳染性极强的病毒拼重组起来怎么办？
这就要谈到科学史上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阿西洛马会议。它于1975年召开，云集了世界顶级的生物专家、律师、记者和作家。那时，重组DNA已经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会议组织者之一，重组DNA技术领域的领先研究员保罗·伯格却提议，由于潜在的安全隐患，全世界的科学家应该暂停使用重组DNA技术组合不同生物DNA的一切实验，并拟出一份不同等级的自我约束公约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那些研究了大半辈子DNA重组的科学家，根本不愿意接受这种自我束缚。但漫长的争论过后，五名律师的发言，让大家冷静了下来：“大家先想想，假如不采取自我约束，某天美国某实验室出了问题，整座实验室，整所学校，可能就要关闭。公众对于感染危机的恐惧，就会迫使政府禁止一切DNA实验，不仅仅是与DNA重组有关的那些。这个打击面，是比科学家的自我约束要广得多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如今已经可以越来越精确地测定，个体患上某种疾病的几率，或是某种疾病与某个基因的关联性。我们不要忘了，每一个生物体，都是许多基因在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人类经过千百代的有性繁殖，遗传了无数老祖宗的各种基因，才有可能靠着这种多样性，对付多变的环境。
举个例子：普通细菌是无性繁殖的单细胞生物，只能靠自我克隆来繁衍，每一代细菌理论上是和上一代一样的，只会产生少量的基因突变。所以，一旦生存环境变得恶劣，大部分细菌可能会很快死亡，只有恰巧发生了适合这种环境的基因突变的细菌，才有可能存活，这种概率可能是几万亿分之一。
细菌之所以坚挺地存活到今天，靠的是极其庞大的数量和繁殖速度，一个小小的培养皿，就能培养出数万亿个细菌。而我们人类呢？能经受住一次死几十亿个的打击吗？所以，DNA 的多样性，一个开放而包容的基因社会，才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关键。孤立和单一，只会是一种慢性瘟疫。
作者： 拾依
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