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永历帝被害为明清战争结束的标志，那么萨尔浒之战毫无疑问是拉开了这半个世纪战争的序幕。
这场战争不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节点、而是敲响了由衰落走向灭亡的丧钟。其实在战斗真正爆发之前，无论是战略上的安排还是战术上的准备，明军几乎都是必死之局。
战术方面，首先看兵力。
明廷在战前宣传上号称大军四十七万多，这是那时战争的一贯做法，面对普通叛乱分子，凭借皇朝权威，喊口号都可能获取胜利（比如王守仁连蒙带骗吓跑了南昌叛军的守城部队）。但努尔哈赤可谓是明朝、或者说明军的老相识，这套办法对他们完全不顶用。明军的实际兵力呢？官方通报是援军十万外加辽东九万，合计近二十万众。
但就算是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有水分的。在明中后期，将校谎报兵员吃空额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明军的援军是从各地抽调的，抽调的地方根据战争缓急的不同，则空缺的比例也不同。以京营为例，京营在晚明时期的额定兵力为十二万人，崇祯帝派遣御史核查，发现实际在职部队不到一半，其中还有大半的老弱病残；新上任的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的援军有六万之多，但监军举报其中只有二万五千多名。
辽东原本驻防部队情况就更为凄惨。在战争爆发之前，辽东的部队就已经拖欠军饷三年，战马都不齐备，所谓强劲天下的关宁军是孙承宗袁崇焕督抚之后才有的事情。在朝廷决定“大举进剿”之前，辽东总兵张承胤、副总兵颇廷相、游击将军梁汝贵就已经在战斗中阵亡，损失惨重，明廷为了补充辽东部队的不足，便招募了真定、保定地区的壮士三万人奔赴辽东。但这三万人都只是“计划招募”，因为时间相当仓促（不足一年），人数未必达标、更遑论训练。
两下合计，援军如果按照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比例计算（假设新兵招募完毕），再加上业已残破不堪的辽东部队，这次参战的总兵力只能在十万人上下。
建州方面在兵力上是不吃亏的。他们的首领就是军人出身，率领生产、作战一体的八旗军队，按照“牛录-甲喇-固山（旗）”的方式编制，一个牛录三百人，一个甲喇统帅五个牛录、一个固山统帅五个甲喇，则八旗一共有六万兵力——而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在努尔哈赤全民动员之下，归顺建州的蒙古部落以及其他女真都参与其中。而攻克抚顺时收降的李永芳也积极劝降辽东的明朝守军，并且“以汉字传檄清河、胁并北关”。
战术上的第二要素，是部队战斗力。
影响士兵作战水平的，是训练和行伍关系。
明军将领，大多豢养了一批自家的家丁，这些所谓的家丁其实相当于自己的亲信士卒，他们地位比一般士兵低、但待遇和俸禄则比普通士兵高很多。随着后来战争的扩大，明军中家丁的成分越来越多，因而军队的军阀化、粮饷的耗损逐渐严重，但明廷依旧没有选择解决这个问题，个中要因，就是家丁的战斗力很强——至少比普通士卒强得多，是一支军队的核心战斗力，而其他部队大多虚有其名。
之所以如此，与明代征兵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在卫所体系日趋崩坏以后，明军开始募兵与征兵并行，但是募兵往往具有仓促性、而征来的士兵又羸弱不堪，一般将领只能挑选自己看中的士兵作为家丁集中训练作为核心。
所以一支明军中（除了戚继光等名将），能有些许战斗力的，几乎只是这些家丁团体。这样的部队结构，不仅造成了士兵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部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助就很难做到。
而建州部落则不同。他们从早期的渔猎社会形式转变过来，皇太极说他们“出则为兵、如则为农”，不仅熟悉战斗，长期在同一编制下也让士兵关系更为紧密。努尔哈赤出身辽东边军，在统领建州部队之后，就开始将部伍“明军化”，在军营管理上强调纪律、规范军令，明朝重臣熊廷弼记载“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这样严明的军纪和组织，当时的明军已经丧失了，而努尔哈赤将之使用在自己的部队上，就使得军队充满了战斗力。
最后，是武器装备。
参战的朝鲜军队在这次战争中记载刘綎这路明军“器械龃龉，且无大炮、火器，专以我师为恃”，素来仰仗火器的明军，在这次关键决战中竟然没有大炮与火器，还要仰仗朝鲜。明军在要求朝鲜出兵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一万名朝鲜士兵中必须有五千名火炮手。
盔甲防护更不用提。后来名臣徐光启曾发出这样的质问：“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是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况士卒乎？”杜松与其部将潘宗颜都力战殉国，他们二人死时异常惨烈，徐光启就此指出：明军从士卒到将帅都没有装备良好的铠甲。杜松是作为主力的，连他和他的部下尚且如此，其他明军可想而知。
建州方面，根据来自朝鲜人和辽东人的情报，努尔哈赤早就集结了能工巧匠为之铸造武器和盔甲，兵工厂规模绵延数里。他们的部队有着良好的盔甲防护，因而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惧明军的火器与弓矢。
其实从这几个角度分析，明军就败局已定了，双方就是正面交战，建州方也一定能取得优势，但明军在战略上铸成大错，则将十万大军推向深渊。
明军最高指挥杨镐，最先犯下的错误，就是分兵进攻。
后来徐光启说明军“兵与敌众寡相等，而分为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敌四，岂非不知分合乎？”这显然是在骂杨镐战略失败。杨镐的想法，是通过分兵进剿、大兵合一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天兵四面而至的氛围来恐吓敌军。但努尔哈赤、这位在明军边军服役多年、和明军打过多年交道的老将哪里会被这种阵势吓到。作为在辽东盘踞多年的军头，他不仅清楚明军装备低劣、还知道明军空额居多，加上自己对地形的了解，充分利用己方的机动性，采取“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对明军分而战之。
杨镐对于天气与地形都考虑不足，也为努尔哈赤的进攻创造了条件。从正月十六日开始，东北就天降大雪，部队的行军异常艰难，连部队的前进日期都不得不推迟。而进军的缓慢，就造成了四路部队无法协同进攻、相互策应，最先渡河的杜松就是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被努尔哈赤击败的，而最后一路刘綎，在身陷重围之际，都不知道其他三路已经兵败。可以说，努尔哈赤的战略获得了绝对的成功。
明军第二个战略性失误，就是仓促进攻。
明军在缺衣少食、装备低劣、训练不足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应对辽东战局，步步为营缓慢推进才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明廷却一再催促部队进攻，生怕“师久饷匮”，希望早点结束战斗——杜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催促出征的。他的部队乃至火炮和战车这样应付敌军的大杀器都没带上，就过河进军了，最终兵败身死。主力战败后，其他三路都不过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明军就是在这样的战术差距之下，还采取了最失败的战略，其失败在战前就可以预知了。就在刘綎孤军深入的前几天，他曾对朝鲜将领说过，自己与经略大人杨镐有过节，杨镐宁愿这次战败也要整死自己。看来刘綎已经对战争的前途抱着悲观的态度。
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惨败。明军四路主将三个战死，李如柏逃回后畏罪自杀，杨镐被下狱最终处决，士兵阵亡将近五万（如果按照十万人计算，那就是阵亡近半了），辽东重镇也几乎全部陷落。这样的惨败，绝对不是几个将领、统帅的失职所能造成的，而是一个政权的持续衰落，让众多因素集中在一场战争中被体现出来罢了。
文：左光斗
参考资料：《国榷》《明神宗实录》《筹辽硕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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