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局势风云变幻，诸如武将生贰心挟士兵叛变之事常有发生。然而，令人颇为奇怪的是，三国之中军队数量最多、士兵来源最为复杂的魏国，却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士兵叛变，纵有武将叛变投敌，也很难挟持士兵一同叛变。
如魏将夏侯霸投靠蜀国，并没有携带军队，而是孤身投敌；毌丘俭叛变，淮南将士大多不愿随其谋反，只能胁迫新附农民；钟会蜀地作乱，反倒被自己昔日的部下杀死。
再看蜀汉和吴国，却并非如此。蜀将孟达降魏，据《资治通鉴》记载，是“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东吴步阐投靠西晋，也是西陵数万人一同反叛。这是因为魏国的士兵忠诚度比其余两国高吗？答案是否定的。士兵内心对于政权的忠诚，相信三国的差别并不大，然而曹魏的士兵很少跟随武将叛变，主要原因还是源自于自曹操时期起，对军队实行的一项特殊管理政策——“错役制”。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诸葛瑾传》中记载了孙权在一次和诸葛瑾的交谈中，批判曹操的治军残酷，“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这里所提到的曹操恶政，离间人骨肉，并非指的是曹操使用“离间计”对付敌人，而是指曹操治军的手段，使士兵和其家人分离。
士兵和家人不在一处，这一点今人看来可能很正常，现在的军人服役，大多远离家乡，自然和家人隔离开来。但是，汉末三国之际天下大乱，那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士兵往往来自于本地，因而士兵与家人均长期在一地，后来军阀兼并，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蜀、吴依旧保持部曲家口群居的传统，但曹魏却特立独行，强制士兵与家人分开，“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称之为“错役”。
这样的例子很多，新投降的士兵如曹操平定冀州后，派遣朱灵将新投降的五千士兵迁到许南驻守；曹操击败关中地区的韩遂、马超后，强迫投降的军队迁往关东。司马昭平定诸葛诞之乱后，将投降的吴国士兵从淮南迁到三河近郡。
另外，有些投降的士兵没有被迁徙到他地，但他们的家属却被迁往曹魏核心区域。在魏国的重要政治中心邺城，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口，被称为“冀州士家”。原来曹魏有一项制度，将一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另立户籍，称之为“士家”，规定世代从军，通婚也要在士家内进行，似乎是后世兵户的雏形之一。士家中的士兵分散各个要地，家属则集中居住在邺城。
不过曹魏的“错役”原则也并非针对全国军队，而是主要针对两种军队。一是新附军队，曹操起家于兖州、豫州，对于其新占领的冀州、并州、关西地区的投降士兵，往往采取迁徙政策。二是边境要地军队，如和东吴交界的淮南地区，镇守军队多为派遣的“中军兵”，这些从中央来的军队，他们的家人都集中居住在北方。
曹魏之所以采用如此不近人情的错役制，是出自于对士兵叛逃的防范。对于士兵的忠诚度，三国自然都很在意，那为何只有魏国实行错役呢？
原因在于魏国与蜀、吴的一些特殊性。众所周知，曹魏之立国，是通过兼并战争，击败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才得以统一北方的。每占领一个新地区，自然兼并了敌对势力的军队，因此曹魏这个大国的军队来源十分复杂，有原来袁绍、袁术、吕布、陶谦、刘表、韩遂、张鲁等各个势力的降军。曹操对于这些新加盟的军队天然不信任，所以要采取隔离家人的措施来维持他们的忠心。
另外，魏国面积为三国之最，但中原久经战乱，人口尽管超过蜀吴，但也是地多人稀，人口密度低于其他两国。因此曹魏对人口问题及其重视，经常有徙民之举，来防止人口流失，同时也牵制士兵。
蜀汉统治地区仅在益州，吴国统治核心地区是江南与荆州南部，其余地区为山越（少数民族）居住区，虽间有叛乱，但威胁不了统治。蜀汉、孙吴的军队来源比之曹魏没有那么复杂，人口分布也比较集中，因此，此两国无需对军队部曲（魏晋南北朝时地方豪强的私人军队）保持“忍不住的关怀”，放任军队、家属同居一地。当然，这样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一旦有武将举城投降敌国，士兵往往跟随，不可挽回，前文提到的孟达降魏、步阐降晋都是典型的例子。
曹魏错役之法虽然残酷，但效果却很明显。最典型的就是前文所说的毌丘俭淮南之乱，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毌丘俭传》记载，“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淮南的士兵家属都在北方，因而无心跟随毌丘俭作乱，纷纷投降司马师。只有淮南屯田民，家属就在本地，可以为毌丘俭所用，但战斗力远非正规军可比，很轻松地被司马师击败。
由于曹魏的错役制，所以一些阴谋作乱之人，打不了正规士兵的主意，往往阴养死士。如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并没有调动昔日旧部，而是依靠儿子司马师暗中培养的三千死士控制洛阳城，再忽悠高平陵的曹爽放弃抵抗做个“富家翁”。诸葛诞在王陵、毌丘俭相继身死后“惧不自安”，也是阴养数千死士以备不测。
曹魏的错役制符合魏国局势，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在西晋也被继续沿用，而后世的一些军队管理政策，也能看到一些错役的身影。
文：城郊牧笛声
参考文献：《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三国志》、《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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