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痘是当时医学界所认可的预防天花的疫苗接种技术。这本来是一项很简单的民间医术。到了医生手中，他们把这项技术变成了日益复杂和更有侵入性的专门技能。1758年有报道称：“在英国，几乎每位医生都有一套独特的接种方法，而且很多医生都将它神秘化了。”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人痘疫苗很难保存，所以种痘会经常失败，在不明就里的时候，医生也常常将其归咎为“手气”问题而渐渐迷信起来；其二是种痘技术毕竟不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医生们为了独占其利，故作神秘以排斥来自民间的竞争。这与人类早期祭司阶层故意将巫术仪式程序化、繁文缛节化以求垄断是同一个思路。
“在我们中间如此普遍而致命的天花，在这里却由于接种术的发明而对人完全没有危害。”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
上面这段对人类最终扑灭天花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话，是当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上图穿着土耳其服装的蒙塔古夫人）在1717年4月从君士坦丁堡写给好友玛莎·切斯威尔的信中提到的。蒙塔古夫人也因推进欧洲预防接种术的引进而闻名于世。她用一个园艺术语“嫁接”（inoculation）来描述人痘预防接种技术并沿用至今。
人痘接种法是谁，又是如何发明的呢？
由于众所周知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不恰当地发生作用，把人类很多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知识起源问题搞得更加难以厘清，一些后代研究者甚至会利用各种语言间的障碍，信息不对等来故意歪曲记载，加之公众媒体在传播中会做不正常的选择以迎合民族主义市场，大众接受的某方面知识往往带有明显的偏狭性、歧视性。叙述历史往往碰到这样的尴尬：某种观点刚一形成就被新的记载与考古证据所颠覆，这会令研究者与公众感到不快——这有什么办法呢？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以某一集合的群体好恶所能操控的。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种痘技术来自于中国，可是学界在认定这类优先权时一般还是趋于保守，因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发明的出现与传播的曲折经历往往超出后人猜测，一个新的证据往往就要将发明史改写。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文明的成就，尤其是那些重大文明成就的发明，一般来说是“单点发明，四处传播”。在研究早期发明史时，往往出现很多说法，有些甚至相互矛盾，让人无所适从。“如何看待某些学说的证据”，或者更直白地说“哪种说法可信度高”，就直接摆在了研究者与读者面前。有一些一般性原则可以作为参考：首先，一般来说，在某项发明的起源地，关于这项发明早期不成熟的版本就显得五花八门。这有点像生物学家寻找某个栽培作物的起源地，他们往往去那些作物的野生祖先亲缘多的地方去寻找；人类学家在没有DNA证据前，会有意识地去类人猿种类最多的非洲寻找人类祖先。发明往往也是这样，越远离发明地，此项发明在传播中其精华和实用部分就越被萃取和浓缩，那些似是而非的成分看似可能更丰富，但实用核心传播却呈现单一化。其次，是寻找彼此无关或者关联性较弱的不同证据，如果若干关联性很弱的证据指向同一观点，那么，关于此点为发明原点的说法说服力就越强。这些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值得早期科学史研究借鉴。
笔者在众多版本关于人痘疫苗发明的说法中比较倾向于中国发明说，其理由也是因为，第一，人痘接种方式在中国记载和使用地最早、方法也最多，可以称之为五花八门。而离开中国后其方法慢慢呈现单一化，发明传播辐射现象很明显。第二，人痘接种的记载在彼此无关或相关性甚少的中国古籍中反复出现，彼此有很好的相互印证性。以上这两点在其他如印度发明说、中亚发明说体现的不如中国发明说那么明显。
11世纪时，在中国就记载有各种各样不同版本的关于人痘接种技术的传说。据说，某个尼姑、神医或者佛教大师，亦或是某个出身在四川的某个神仙——“自古川中神仙多”——为了医治某大人的公子，或者什么人的孝子就利用了人痘技术，后来这项技术散布，人间造福各方。不论故事版本如何，在描述具体技术时大致是——用沾满干痘痂粉末的棉团塞住鼻子，或者用一根吹管将这些粉末吹进男孩或女孩的鼻腔。当然被习惯和神秘化的“男左女右”也同时被不断地强调。接种后会产生轻微的天花症状，而不会严重到要人命的程度，这是因为病毒是通过异常途径进入人体的。许多微生物都是这样，当它通过异常途径进入人体时，效力就会比较小。依据生化学家和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这个人在中国学界被冠以亲切的名字——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的说法，痘痂是从轻微天花病患者身上提取的，中国人习惯把这些痘痂在接近体温的状态下保存一个月以上，这样能杀死大部分病毒，所以能仅仅诱发被接种者很轻微的症状。
“让世界看中国”的李约瑟
到16世纪，中国的各种医书有了明确的关于人痘接种技术的方法和广泛使用的记载，18世纪中叶日本人才通过朝鲜向中国人学会了接种技术。
可以根据各方面记载合理推测，1万年前在非洲或亚洲人类农业聚居区就有了天花。只有在农耕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人群密集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公元48-49年天花传入中国，约585年传入朝鲜、日本。人痘接种首先记载于11世纪中国。这项技术使20%—30%的病死率下降为1%-2%。此后欧亚大陆各地均有人痘接种的记载。
习惯，故意让孩子接触天花病人以期轻微发病获得免疫，这是一项人们靠不断“试错”总结出的经验，事情的背后也隐含着一个比较“残忍”的逻辑——让小孩染病，痊愈将获得免疫，死亡也能降低抚养成本，而不是在妈妈们口中经常出现的“小孩传染容易好”。
因为对异域风情的好奇心，使蒙塔古夫人对当时流行在土耳其的人痘接种术产生了兴趣。这种接种技术比较易于操作，就是将天花患者的脓疱中少量的脓液植入到健康人皮肤内。通常是由农妇自行完成的，由于效果显著，当时已经在土耳其基督徒中广为流传。蒙塔古夫人记述道：
有一群年长的妇人，他们把施行手术作为他们的职责。每年秋天的九月份，当炽烈的暑热退去的时候，各家都派人相互了解是否有人想接种天花。为了实施接种，他们组织聚会，通常是十五、六人一起。碰面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妇人会带来满满一小盒品质最好的天花脓液，问你要切开哪些血管。然后立即用一枚大针划破你指定的血管（引起的疼痛仅仅和擦破皮一样），并且通过针头是尽可能多的脓液进入血管，然后用一小块空壳包扎小伤口。她们用这种方法一共要划开4-5条血管。
这里所说的“品质最好的脓液”是指脓液取自症状轻微天花患者的脓疱。驻君士坦丁堡英国大使馆的医生查尔斯?梅特兰也记述了蒙塔古夫人为她6岁的儿子进行人痘接种，“疼痛很轻微，他一点也没抱怨。两胳膊都实行了接种术，接下来情况十分令人满意。第3天以后，孩子的脸上出现了鲜红色的疹子，然后消退了……第7天和第8天……天花痘疹清楚地透发……这位年轻的绅士很快就可以安全地四处走动了。他身上共有100多个痘痕”。
人痘技术来自于东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从中国到威尔士，凡是天花肆虐过的地方都有接种的故事在流传。可以让孩子接触天花病人，成为获得疾病免疫力的常用手段，甚至到19世纪中叶还在进行，一个母亲因为不相信接种，故意让自己的四个孩子接触天花病人，结果造成其中三个孩子死亡。
旧大陆各地还有“购买天花”的奇怪习俗，并形成了一些禁忌。例如阿尔及尔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就不会向土耳其人购买天花。1769年，帕特里克.拉塞尔就记载某地风俗：“将要实施接种的孩子带着一些葡萄干、椰枣、糖球之类的东西，给将要为他们提供脓液的孩子看，问他作为交换可以提供几个痘痘。成交后即可开始手术。如果交易双方孩子太小不能自己讲话，将由他们的母亲进行交易。”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痘痘要买的才管用”，这有点像《圣经》里描述的“替罪羊”。在希腊，妇女们还在接受者的额头、双臂和前胸做十字形切口，同时点燃蜡烛献祭并祈祷。
17世纪后半叶，巴托林的名为《关于疾病移植》论文中的记述是西方最早关于接种技术的成文记载。到18世纪，医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种痘技术。1716年，在马瑟的一篇《天花奇闻》的文章里虽然存在质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居然不作任何实验就推广这项技术？”但他仍然肯定道：“就我本人而言，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天花再次降临我们的城市，我将会立即召集我们的医生共同商议，引进一种人们乐意接受的接种方法。”所以说，当1717年玛丽.蒙塔古夫人给莎拉.切斯威尔写信介绍人痘技术时，此项技术对英国人来说很陌生，但不是完全一无所知。而且之前与其有相同大使夫人身份的两位夫人都曾给自己的孩子接种过人痘。但就影响力和推广成绩来说，蒙塔古夫人所获得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她是一名“十足的爱国主义者，所以她煞费苦心想要让这种有用的发明在英国推广”。她身体力行，在贵族阶层做了广泛的宣传，使接种成为一种风气，这也为以后的牛痘接种扫平了伦理障碍，就此点而言，蒙塔古夫人也应该在人类消灭天花丰碑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英国，人痘接种伊始很多医生由于各种考虑，尽量做到最大程度的公开与透明。例如，麦特兰医生在接种时坚守要求两名医生做见证者，“不仅仅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以及本人的良好声誉，同样实施过程见证人制度还为接种技术建立起可靠性和良好的声誉出了一份力。”
爱德华.特里曾经在土耳其行医并见过希腊人的孩子在家长鼓励下实施接种术，当时接受手术的800人中没有一例死亡。在他的建议及威尔士亲王夫人卡罗琳王妃的极力要求下，在很多人见证和26位医务工作者观察监督下，六名未得过天花的死囚身上被实施了人痘接种。除一名后来发现以前曾得过天花的犯人外，其他犯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并最终康复；他还对一名女犯做了传统的“中国式接种”，这些犯人最终都获得了赦免。为了得到有效确证，一名犯人被派去服侍天花病人并与病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此人没感染上新的天花。第二年，约翰.范布勒爵士让人给儿子实行了人痘接种术，他在一封信中写到：“我已经去看了医生，向他们询问接种术是否真的获得成功。他们向我保证，没有一个人失败，他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理由担心那些已经经历过天花的人会再度感染。”
在犯人身上做活体实验很容易让现代人联想到纳粹党的门格尔医生和日本的731部队。其实这些试验都是特例，并没有得到国王的正式允许，也没有形成惯例或立法，当时人们还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对犯人有好处的，反正他们是死刑犯，他们还能损失什么呢？”一份伦敦报纸甚至还公开嘲笑：“在这次试验做完并得到充分赞许之后，任何应该被绞死的人，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要求接种实验，以求赦免”。不过王妃在让医生给自己孩子接种之前，还选取了10名孤儿院的孤儿做了接种术,“所有孩子最终都康复了。”于是王室成员终于开始了人痘接种术。
医生已经广泛认可了人痘接种术，虽然那时的统计数字还不规范，但可以肯定，这一做法让死亡人数下降到了一个可以被社会容忍的数字。可是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危险——人痘接种术有传染性。1762年—1763年巴黎发生的严重天花流行，就被指为由于对人痘接种病人管理不善，使得他们成了流行病的传染源。巴黎因此禁止继续人痘接种术，五年后路易十五死于天花。
在英国，丹尼尔?萨顿正在英格兰着手建立人痘接种中心，他从富人那里赚取足够多的金钱，给穷人接种时就可以不用收取费用了。萨顿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也带来了麻烦——每天将近100个穷人接受人痘接种，又不能实现完全隔离，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恐慌。当地人甚至去法院指控萨顿危害公共安全，还好，大陪审团没受理此项控诉。
俄国人的行事风格还像以往，需要皇权高压强力推行。叶卡捷琳娜女皇要求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引荐最好的接种医生。大家都害怕专制沙皇的生杀大权或容易激动的民众情绪，没几个人敢冒这个风险，几经周折，大使终于找到了一个叫托马斯.狄穆斯戴尔的医生愿意前往俄国展开接种人痘的手术。狄穆斯戴尔也做了两手准备，他在俄国境内沿途准备了驿马，打算一旦出现闪失立马逃跑。为女沙皇接种手术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一切安好，女皇痊愈，王公大臣排队挨宰，医生发了大财。
7年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将人痘接种术引进德语地区。欧洲其他地方和殖民地也相继引进人痘接种技术。
人痘接种技术使人们隐约看到了根除天花的曙光。
中国的情况则开始恶化，在中国人痘接种技术本来就因缺乏深入研究和统计，已经趋于式微，满清入主中原更使这项技术几乎销声匿迹。1793年，英国马噶尔尼勋爵对中国做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回国后声称，在中国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天花。1780年，班禅喇嘛不顾感染天花的危险毅然进京觐见，数周后死于天花感染。
作者：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