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奖依旧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间接反映过去几十年中国在顶尖基础科学的缺位。
在年复一年的关于中国基础科学何时有全球领先性成果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指出，中国的基础科学正处于播种的阶段，还远未到收获的季节。
由此拆分这个观点，如何"播种"又成了另一道难题。
正在接受评估的中国超大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以下简称"超大对撞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投入，成为杨振宁、丘成桐两位顶级科学家多次公开讨论的争议焦点，更考验着中国现阶段在建设大科学装置上的决策和决心。简而概括之，"反撞者"（杨派）认为此事时机未到，"挺撞者"（丘派）认为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时至今日，CEPC 这一牵动整个中国高能物理界神经的项目，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命运走向？
近日，CEPC 的主要发起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接受包括 DeepTech 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再次回应中国建设超大对撞机的种种争议，并透露 CEPC 目前所处的阶段和取得的进展。
王贻芳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高能物理学家之一，曾师从丁肇中。过去十年间，他领导了国内两大粒子物理实验。其中，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被《科学》杂志评为 2012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团队测出"幽灵粒子"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也曾被誉为"中国本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他成为第一个斩获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人。
但王贻芳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中国建设下一代超大对撞机，他是最核心的主张者之一。
"中国的粒子物理如果有 CEPC，我就尽到了我的责任，这是从规划的角度而言。我可能没有机会在上面做研究了……中国的 GDP 已经是世界第二，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在世界第一 GDP 的时候继续做着二流、跟风式的科学研究，应该在最核心、最重要的地方去跟别人竞争"，在最新的采访中，王贻芳如此表示。
"中国超大对撞机用不了 1400 亿"
时至今日，回顾人类的科技文明史，诸多突破和进展无非基于人类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探索能力：更宏观的世界以及更微观的世界。而对这两个世界的探索越为深入，大型科学装置的存在感就越强。
环形超大对撞机，正是一种在高能物理领域用以探索和理解微观世界中的基本粒子、寻找新的物理规律的大型科学装置，由中国科学家于 2012 年提出建设。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理想选择，是能够引领世界基础物理研究最好的机会"，王贻芳解释道，具体而言：
第一，希格斯粒子是目前粒子物理研究未知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
第二，希格斯粒子质量不是特别重，环形对撞机是一个理想的希格斯粒子工厂。相对于直线对撞机来说，这是效率更高的一种设计。
第三，国际上我们很多的竞争对手（欧洲、美国、日本），他们的手上都有其它正在进行的项目，暂时腾不出手来做环形希格斯粒子工厂。
第四，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刚好是我们会做的，我们有 30 年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验。
同时，这样一个装置也会推动国内现有的一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包括精密器械、真空、自动控制、计算机、超导磁铁、专用集成电路等等。特别是可以填补国内空白，培育一批企业在超导高频腔、高场超导磁铁、高功率微波功率源、大型制冷设备等方面国际领先，并发展出诸如高温超导之类的革命性技术。
据了解，在 CEPC 的产学研版图中，现已有将近 70 家国内企业在合作名单内，一起开展关键技术的研究、关键部件的研制，推动很多国产化项目的进行。
王贻芳进一步指出，科学的发展从早期的手眼并用，到后来实验室中的显微镜、望远镜等各种各样的设备，再发展至今人类有了大型的空间望远镜、地面大型望远镜、地面大型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已成必然。
"我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难，我们研究的对象要么越来越大、要么越来越小，这都是人力极难触及的，所以借助越来越大的仪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是，大型科学装置，也对应着其建设过程中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这正是引发"杨丘之辩"的核心矛盾点。
此前有报道称，建设中国的超大对撞机，将耗费近 30 年 1400 亿元：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建设阶段，约在 2022-2030 年间，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 400 亿人民币；第二步?质子对撞机（SPPC）阶段，工程造价在 1000 亿人民币左右，时间是在 2040-2050 年左右。
王贻芳澄清道："很多人说这个项目要上千亿，我们从来没有说过。CEPC 需要 360 亿元人民币，这是我们两次估算出来的结果。"
他表示，CEPC 建成之后，其 100 公里的隧道具有可重复利用的价值，未来的可能性包括用以做质子对撞机、电子质子对撞机，或者重离子对撞机等，这是第二阶段的可能性。
是否开展第二阶段的建设计划，将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一个，CEPC 需要有重大的科学发现；第二，我们的关键技术要有突破，例如高温超导。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如果我们把高温超导做出来了，它对社会的贡献就不是百亿、千亿了，恐怕是万亿以上"。
按照 2018 年 11 月 14 日发布的设计报告，中国团队的 CEPC 研发初期的资金来自于中国政府，但有许多国际上的物理学家参与设计工作。
而在时间的规划上，CEPC 开建的时间点很大可能将晚于此前所设定的 2022 年。
其中出现的阻力是什么？
王贻芳说："一个项目的推动依赖于很多方面，我们最初（2013 年）计划了 CEPC 于 2022 年开始建设，认为团队差不多需要 10 年左右的准备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是在按计划推进当时设定的 10 年任务。
"现在距离 2022 年还有 3 年，实事求是地说，团队还有很多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而这个也同时取决于国家未来"十四五"规划和其它整体性的计划到底会怎么执行。我们也在等待更宏观的各种各样项目计划的启动，这也不是某一个项目的问题，是许多项目的整体规划的启动，看起来还需要点时间。"
"杨丘之争"未落幕，盛宴已过还是机遇难寻？
此前中国超大对撞机争议大范围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可追溯到 2016 年早些时候。
2016 年 8 月初，著名华裔数学家、1982 年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表示"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之后，丘成桐也撰文表达了对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的期待。
丘成桐给出的理由是：探索高能物理前沿，寻找超对称粒子，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科学家，将是中国"对国际科研、世界和平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但著名物理学家、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同年 9 月，杨振宁发表长文反对，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超大对撞机可能会挤压其他基础学科的经费，而这样的对撞机想要寻找的粒子，"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他估计，这个对撞机的造价可能需要 200 亿美元（约 1350 亿人民币）。
两位传奇科学家的公开讨论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加入讨论，作为发起者的王贻芳也曾参与到其中。在他撰写的《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中，他曾表示，"杨先生是我尊敬的科学家，但我更尊重科学和理性"。
当时，王贻芳在文章中称，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建超大对撞机，是我们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的机遇，而从数字看，基础研究经费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大约每年 1000 亿人民币以上），不存在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情况。
而在最新的访谈中，他再次重申类似立场：
"未来的科学发展将需要更大的设备。设备越大型越难建造，各种风险就越大，可以想象，最终谁有能力建这个设备，谁最终就能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中国的 GDP 已经是世界第二，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在达到世界第一 GDP 的时候却在做二流的科学、做跟随者，而应该在最核心、最重要的地方去跟别人竞争。"
需要指出，作为"反撞"核心代表的杨振宁教授，在今年早些时候也公开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是否该建设超大粒子对撞机的看法依旧没有改变。
杨振宁说："在我还在美国做研究生的时候，这个领域刚开始大放光彩。也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它是大家认为物理学最最重要的发展领域。可是这领域不只是从今天开始，而是从 30 年以前开始，就已经走在末路上了……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过）"。
2016 年的"杨丘之争"，还远未到落幕之时。
与欧洲、日本等国的"最难、最核心、最关键的攻坚战
事实上，欧洲、日本等国家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大科学装置投入问题。
自 2012 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发现希格斯玻色子之后，并未发现任何超出标准模型的粒子。未来 CERN 将按计划对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进行大规模升级。两难之处在于，若不升级，对撞机几乎只是一个巨型玩具；如若升级，更大规模的巨额投入在所难免，且依然不能保证一定有成果。
目前来看，CREN 选择了后者。2019 年 8 月，CERN 官网刊文透露，高亮度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的升级工作正在进行，预计从 2026 年正式开始运行。按照目前 CERN 的预算，从 2015 年到 2026 年期间，高亮度 LHC 的设备预算 9.5 亿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约 67 亿元。
而在邻国日本，日本的粒子物理学家希望能够承建国际直线对撞机（ILC），但这个过程中也经历着由积极到犹豫的变故。
根据 Nature 此前报道，发现希格斯粒子之后不久，2012 年 10 月，日本的研究人员提出主持打造直线对撞机的建议。此后，国际物理学共同体一直希望日本贡献预估的 100 亿美元中的大部分来实现原计划。但是日本政府尚未提供任何经费。根据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物理学家 Tatsuya Nakada 的说法，项目巨大的成本让政府望而却步。日本政府正在对 ILC 进行的评估"耗时长，让人心焦"。
对于未来可能存在与 CEPC 竞争和合作的国际态势，王贻芳则表示，日本的 ILC 是直线加速器，与 CEPC 无竞争关系，而欧洲 FCC（Future Circular Collider，FCC）则与 CEPC 存在直接的竞争，"谁先建成，另外一方就不再有建的必要"。
"未来中国能否实现建设超大对撞机，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这是科学界需要回答的最中心、最关键的核心基本问题。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有没有勇气、能力，以及社会和公众的支持，来做未来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研究的绝大部分问题、所谓竞争的成功点，相当一部分像在打“游击战”，更多在边缘、空档、容易的方向上投入和取得成绩。
我们敢不敢做，代表着中国未来科学发展是否能走到舞台中央。最终你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先地位，靠的是在最核心、最困难、最重大的科学问题上领先。
目前为止，中国还未在最关键、最难、最核心的科学领域打过攻坚战"，王贻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