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奥斯曼帝国为何盛极而衰?

2009年新疆7.5事件爆发后,以往一些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责中国的国家显得异常安静。但是异军突起,有部分土耳其人发出强音,引发了一场中土外交小风波。他们认为,新疆维吾尔族和土耳其民族同属于突厥族,因此不能坐视不管。

从秦汉时的匈奴算起,到蒙古帝国期间,北方各游牧民族除了进入中国,还一批批向西南方向,梯次进入广袤的欧亚腹地。西至欧洲,南至印度,如多米诺骨牌层层递进,民族融合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不可能有独善其身者。悠扬的驼铃声伴随着战马的嘶鸣在丝绸之路飘荡,丰厚的利润和战果激励着商人和战士冒险的脚步。在商业与战争的过程中,欧亚大陆间交流的通道伸向四面八方,几大文化区域的诸多优势项目相互传递。直到元朝退居蒙古,奥斯曼帝国兴起,才将这一局面改变。欧亚腹地东西两端停滞,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减缓,陆上商路被海路逐渐取代。战乱虽未停息,但是比此前的两千年安静了许多。这以后,各个民族的历史才相对清晰固定。如果往上追溯所谓的纯正血统,那是一笔笔不能算清楚的糊涂帐。

西方对蒙古帝国之后,包括东欧、小亚细亚、中亚等地区被突厥化后操用突厥语的各民族,习惯上统称为突厥。因为距离远,不能细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后来中国对所有欧洲人统称西夷一样。可是这样的称谓也留下一些隐患。土耳其在20世纪初产生泛突厥主义思潮,妄称其势力范围应该从黑海到中国长城。细究起来,这不过是政治扩张的野心在作祟,借助历史素材为极端民族主义找寻理由。

突厥是继匈奴、柔然之后,于6世纪在中国北方崛起的一支游牧民族,善于打铁,起初附属于柔然,做锻工。552年突厥破柔然,建立疆域广阔的突厥国。582年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先后归于唐。余部又建立后突厥,745年亡于回纥(维吾尔族前身);其中一部向中亚西迁,有些部落最后辗转来到西亚。

奥斯曼人是从中亚来到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支突厥部落。塞尔柱王朝衰落之际,奥斯曼人于1299年成立了一个小国,创建者是奥斯曼一世,后来国家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并沿袭塞尔柱王朝的传统,称领袖为苏丹。苏丹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有“力量、统治”的意思,职能类似于总督,最早由中亚的伽色尼王朝使用。不过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几乎相当于中国的皇帝。

奥斯曼经过战斗,在小亚细亚取得控制权,紧接着向虚弱的拜占庭发起进攻,在东南欧获得大量土地。但由于君士坦丁堡城墙坚固,未能攻克,拜占庭又存活近百年。奥斯曼随后将目光转向东方,此时正值帖木儿帝国向西扩张。两强相遇,1402年在安卡拉附近发生大战。结果奥斯曼惨败,苏丹被俘。不过由于帖木儿帝国的重心在中亚地区,所以对奥斯曼没有斩尽杀绝,而是采取招抚政策,使其成为藩属国。1405年帖木儿在东征明朝的路途中去世,帝国迅速衰落解体。此后,奥斯曼摆脱束缚,再次崛起。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终于用火炮轰开君士坦丁堡厚厚的城墙,灭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穆斯林更习惯称为伊斯坦布尔。两种叫法曾长期混用,1930年才被官方正式更名成伊斯坦布尔。

穆罕默德二世率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此后又经几代苏丹征讨,奥斯曼占领巴尔干半岛,灭亡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至苏莱曼一世(1494~1566)时,帝国达到极盛。苏莱曼一世在苏丹称号的基础上又加上哈里发,成为伊斯兰世界世俗和宗教的绝对统治者,尽管这一做法长期受到阿拉伯人的非议。西方面对他的不可一世,曾经惶惶不可终日;誉其为苏莱曼大帝,充满了敬畏和恐惧。据说苏莱曼非常欣赏并希望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作为。二者相较不太容易,但苏莱曼无疑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与晚了一百多年的中国清朝康熙皇帝一样,他们都是旧时代最后辉煌的缔造者,文治武功非常了得,连几个儿子的继位之争都同样精彩惨烈。

奥斯曼帝国崛起过程中,东面的对手是波斯地区取代帖木儿帝国的什叶派萨非王朝。两国同属穆斯林,却没少交战。萨非王朝基本处于劣势,但凭借伊朗高原的地利,未被征服。北面的克里米亚是金帐汗国分裂后的众多汗国之一,1478年起成为奥斯曼的附属国。奥斯曼因定都伊斯坦布尔,无论是扩张或求得军事缓冲区,最主要的精力必然放在向欧洲进军。首先,复仇十字军东征,将西亚的基督教残余清除或招抚;进而占领巴尔干,控制多瑙河,兵临维也纳。面对奥斯曼的威胁,欧洲多国被迫联合抵抗,以哈布斯堡王朝为核心,双方经常打得昏天黑地,其中自然少不了基督教大战伊斯兰教的旗号。

强盛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在欧洲到达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黑海成为帝国的内海,亚洲领土主要是西亚部分地区,非洲拥有北非大部。在几个方向都达到地理极限后,就不能再前进一步了。当时的欧洲人总担心被奥斯曼完全征服,其实欧洲东南方向自然地理的防御效果极佳。蒙古帝国不能完成的目标,奥斯曼帝国同样不能完成。

1529年苏莱曼派兵围攻维也纳,以失败撤兵告终。

奥斯曼帝国在地理上亦欧亦亚,所以在某些方面又显得不欧不亚。它没有重蹈该地区帝国通常迅速解体的宿命,而是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统一。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首先是因为生产上注重农业发展,借助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粮食供给的保障性。同时在军事上保持高度集权,严格监控地方武装,减少地方势力扩大带来的解体风险。其他方面,奥斯曼注重东西商业贸易,但是严格控制利益分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将商人阶层置于中央集权之下。另外,奥斯曼帝国是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对境内非伊斯兰教民族实行米勒特制度,让他们享受宗教自由和宗教自治,以缓解民族矛盾。并且奥斯曼建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完备的司法制度,保证在政治上可以实现高效的中央集权,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和安定统一。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也兼任哈里发,由此形成的政教合一明显是重政轻教,与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相比差距很大,反而与中国世俗的中央集权更为接近。

对内强,对外要更强。奥斯曼帝国疆域广阔,几面均是对手,能国脉绵长,实属不易,主要得益于长期军事实力不处于下风。奥斯曼的陆军、海军战斗力都很强,其中火炮的应用最为关键。所以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能将军事均势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初期。

火炮最迟在12世纪的中国宋朝已经有了雏形,最早是非金属材质,实战效果不大。元朝加以技术改进后,造出青铜火铳,威力初显,但体量较小,应用并不广泛。随着蒙古西征,火铳技术传至西亚和欧洲,人们如获至宝。火炮在奥斯曼崛起以及欧洲各种混战中历经磨练,体量逐渐变大,技术日趋成熟,成为战场主角。从此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战争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由血肉之躯借助刀光剑影,近身搏命拼杀的传统军事技术已无优势可言,借用机械装置、高效利用化学能成为新的技术取向。敌对双方可以施展的战斗空间也越来越大。不过火器在军事领域的崛起,不能像铁器淘汰铜器一样,只能与铁器并存。并且随着冶炼技术的提升,从炼铁进步到炼钢。

15世纪西欧制造的一款重型火炮,重6吨,能把180公斤重的石球射至3公里之外。

早期的火炮技术主要分为火药和冶金两项。黑火药大约在9世纪末起源于中国,除了烟花表演,军事上被用于火攻战术,但不易操控。中国的冶金技术,无论铜还是铁,长期都很高。在中国,火药与冶金二者没能完美结合,使火炮仅停留在技术雏形阶段,而未演变为成熟技术,这是很多人的遗憾。既然最初的基础技术没有问题,那么一定另有阻碍火炮技术发展的原因。自秦大一统之后,中国的安定期远大于战乱期。对外战事减少,对内限制地方武装发展,改朝换代引发大战的间隔期很长,战争频率大为降低。安定是人心所向,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时间过长,就会造成军事技术发展时断时续,总体出现停滞。军事技术和普通的生产技术一样,要在实践中提升。正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所以军事技术需要在较高的战争频率中不断尝试和验证,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钻研发展。

由于铁的使用,中国的军事水平到汉朝已经接近冷兵器的高峰;即使到了盛唐,进步的空间也很有限。中国军事技术前期早熟,后期停滞,没有自觉进入热兵器时代并不奇怪,要是恰逢春秋战国或汉唐那种状态则有些可能。宋朝诞生火器像是游戏之作,元朝好战,推进火炮技术前进了一小步。明清两朝正处于世界火炮技术的成熟发展阶段,但它们都是区域内的大帝国,国运长、对手弱,同级别的战争很少。同期的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的征战中,一度跟上了火炮发展的脚步,甚至是领跑者。不过与欧洲多国家、多民族背景下的高战争频率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奥斯曼最后也被甩下。

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中国以欧洲进口火炮为基础自造火炮,曾经接近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并且培养了一批熟练的工匠。可是战事一旦减少,多睡几个懒觉后又被落下,昏睡到鸦片战争才被打醒。即便如此,从惊醒到清醒还需要时间,更何况要掌握这时的军事技术已不是朝夕之功。所以直至清末,中国军队都没能实现热兵器对冷兵器的全面替代。用火炮技术的演变,对比中国同期精益求精的瓷器技术,许多问题不言自明。鱼和熊掌真是难以兼得。

17世纪明朝《天工开物》中的瓷器窑。

16世纪欧洲铸造火炮的作坊。

奥斯曼帝国与西方长期对抗,后来渐渐吃力,再也跟不上了,慢慢褪变成一个老大帝国。众多社会内容与中国历史的后半程相似度越来越高,暮气沉沉中政治上的波诡云谲几乎可以互换。如果再细化一些,奥斯曼帝国和清王朝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而且最后一起沦落为难兄难弟的命运都相同。

作者: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