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台伯河上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桥，再走几十米，一条笔直的大道呈现在眼前。前方就是国中之国梵蒂冈，已经可以看见远处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此时我有些疲倦，在路边休息片刻，无意中发现不远处一栋楼的外墙上插着一面中国台湾地区的青天白日旗。我走到近前仔细观瞧，这是一栋五层建筑，台湾旗帜立于四层，二层是一面加拿大的枫叶国旗。一层实木大门的右侧挂着一块铜牌，写有中文“中华民国（台湾）驻教廷大使馆”，另外是意大利文和英文。此刻我才想起梵蒂冈还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因为它不仅是一处旅游名胜和全球天主教徒的圣地，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
自从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诞生起，梵蒂冈教廷就一贯反共，共产党国家也一贯反教廷，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和教廷关系不睦的。有一种可能性是，即使梵蒂冈和台湾断交，中国也未必和梵蒂冈建交。因为矛盾的焦点并不是“一个中国”，而是中国天主教会的管理权问题。这首先要从基督教和中国的历史渊源说起。在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共有三次传入中国的记录。时断时续的经历，也表明其影响无法与佛教、伊斯兰教相比。
第一次是唐朝的景教。“景”为光明之意，景教是中国的称谓，指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教派。其创始人聂斯托利（380～451年）曾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因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引发教派冲突，被判为异端。聂斯托利遭革职流放，信众被迫远走西亚传教。其教派随丝绸之路于唐初传入中国，信众多为西域人。景教寺庙初称“波斯寺”，后称“大秦寺”（中国对罗马帝国古称“大秦”），一度也很兴盛，但还是属于小教派。后世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述该段历史的重要资料，文献价值极高。845年唐武宗灭佛，史称“会昌法难”，景教受到波及，从此衰落。唐朝灭亡后，景教不知所踪。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制作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碑文由波斯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石碑顶部刻有十字架，下部还刻有少量古叙利亚文。
第二次是元朝时期。丝绸之路再次被打通，景教又随色目人（元朝对西域人的统称）传入中国，同时传入的还有天主教。元人不能细分，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俗称“十字教”。信众多为蒙古贵族，影响范围依然有限。随着明灭元，基督教在中国再次消失。
第三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等派别从海路来华传教，影响较大，双方史书记载颇为详细。后因反对祭祖祀孔，与儒家思想和礼仪抵触太烈，康熙晚年开始禁教，至道光中期又几乎绝迹。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基督教各教派随之涌入，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不乏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传教士，但在利益冲突的大背景下，教案频发，为此也赔上了众多各色人等的性命。民国时期随着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新教）和中国主权逐渐回收，矛盾有所缓解。梵蒂冈教廷于1946年与中华民国建交，开设驻华使馆。1949年新中国成立，梵蒂冈驻华公使被逐，天主教在中国自行发展，直到今天。
异域宗教传入中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各种宗教一样，都遵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随着国家社会情况变化而做整体起伏。宗教领袖依照国家法律和各宗教习惯推选、任命，世界其他各国也多是如此。唯有天主教比较特殊，因为梵蒂冈教廷依据自身传统，实行圣统治，管理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各地主教必须由教廷任命。其实这也没什么，小小的教廷不可能对世界各地的主教一一考察，所以一般都是各教区上报人选，教廷任命，但是这一政策在共产党国家遇到了问题。比如中国天主教会倾向于那些具备较高神学造诣、同时又热爱和忠于自己国家的人当选主教，而梵蒂冈教廷则根据自己的消息来源，愿意挑选那些与政府关系不好、甚至反共意识强烈的人当选主教，于是就凸显了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和所谓的中国干涉宗教自由之间的矛盾。教廷作为反华大合唱中的一员，在中国看来，经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矛盾只是今日世界的一个小问题，但是类似的矛盾在欧洲历史上却是一个大问题，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由此引发的故事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域外奇闻。
梵蒂冈作为国家的前身是教皇国，因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赠送土地而建立。从此教廷在拥有教权的同时，还拥有了比之前更大的世俗权力，可以直接管理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千余年后的1861年，意大利基本实现统一，成立意大利王国。1870年兼并了教皇国，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此后几代教皇自称“梵蒂冈之囚”，拒绝承认失去世俗权力，而此时，即使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不会再为教廷进行圣战。1929年墨索里尼当政期间，与教廷签订《拉特兰条约》，达成和解，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梵蒂冈城市国家。于是诞生了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以梵蒂冈城墙为界，面积仅0.44平方公里。联想到北京故宫面积0.72平方公里，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还在里面玩了十几年小孩子过家家，年号、称谓照旧，与梵蒂冈倒有几分相似。
教皇国的最高领袖是教皇，从耶稣的门徒圣彼得到如今的教皇共二百多位。另外在某些特殊时期，还有部分敌对的教皇并存。早期的教皇与中国的三皇五帝一样近于传说，多是后来追授。自基督教合法以后，以教皇为首的宗教势力逐渐壮大，但尚处于弱势地位，教皇的任免经常受君权支配。这一时期的教皇及重要神职人员多出自贵族，以罗马地区居多。962年，皇帝奥托一世为压制封建贵族，巩固统治，与教皇缔结《奥托特权》协定。虽然规定君权高于教权，但同时确认了教权的世俗地位。此后，教会拥有采邑，各地的主教也拥有了和领主同样的世俗权利。随着教会财富增加和信众增多，教权越来越大，教皇的推选和权力的实施也愈发独立。11世纪，罗马天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决裂后，开始挑战君权的强势地位，焦点是地方主教的任命权。而依照原来的传统，这一权力基本属于君权。
教廷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为了扩大世俗权力，争取更大的领地，在8世纪时，教廷曾伪造过一份《君士坦丁惠赐书》，声称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曾允诺教皇拥有高于其他大牧首的精神地位、管理信仰和礼拜一切事务的权力，以及管辖西罗马帝国的世俗权力。这份相当于中国的矫诏、非常明显的假文书，在中世纪不容置疑，并被广泛宣扬。在此基础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于1075年发布教皇敕令，宣布教会和教皇拥有的特权，其中有几条非常扎眼。比如“只有教皇能任命或废黜主教；教皇有权废黜皇帝；任何人不得对教皇进行审判；罗马天主教会过去不曾犯错误，今后也永远不会犯错误”等等。如此嚣张的敕令已不是经过包装后慈眉善目、嘘寒问暖的宗教，而是明目张胆、赤裸裸的政治宣言。狂妄源自实力，广泛的信众基础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都让教廷信心满满。在政权上无法统一的西欧需要精神统一，而在此之前，以教会为主体构建的神学知识体系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各种巫学、其他宗教及有损天主教权威的思想都被斥为异端，受到压制。教廷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君权就不许随便说话了。
表现君士坦丁大帝向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惠赐的画作，绘于13世纪。
不甘心君权的地位被降低，教皇的敕令遭到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强烈反对，双方爆发激烈冲突。不过不是引起战争，而是教皇将皇帝逐出教会并宣布废除他的皇位。其他贵族对此袖手旁观，亨利四世无计可施，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于1077年1月踏雪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卡萨诺城堡拜见教皇，于是出现了世界史中神奇的一幕。亨利表情沮丧，神情卑贱，赤脚站在雪地之中，身穿破烂的忏悔衣，恳求教皇宽恕。教皇出于神父的职责，必须宽恕忏悔者，于是收回了驱逐令。亨利发誓改过自新，回去复位，伺机反抗。后来双方又继续争斗，但是在禁止世俗授权的问题上，教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现在梵蒂冈教廷插手中国天主教事务的由来。
亨利四世与妻儿赤脚前往卡萨诺城堡拜会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此后，欧洲城堡屈从于教堂，君权和教权的力量关系出现逆转。一座教堂等于一家业绩稳定的公司，教会占有的财富快速增加，最多时超过欧洲总财富的三分之一。到教皇英诺森三世（1160～1216）时，教廷权力达到顶峰。他可以驱使欧洲的君主，甚至决定他们的去留，还可以组建军队为教廷打仗。此时的教廷已经制定出完善的宗教法律，拥有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兴办教育，扶危济困，教临天下，令行禁止。如果隐去宗教的光环，教廷似乎已将欧洲统一，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天主教帝国。但好景不长，13世纪末君主们再次反击，换了一个议题，要向教会收税，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君权小胜。君权随后乘胜一路反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自立、收回土地和各种权力，直至将教廷的世俗权力限制在梵蒂冈城。最终实现了宗教的归宗教，世俗的归世俗。
政教合一是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基本特点是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二为一，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同时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事务的准则。维持政教合一，或者借用宗教实现世俗统治，都要依靠暴力，不管念什么经都一样，因为信仰宗教并不等于信仰非暴力。
长期以来，政教合一最显著的是伊斯兰世界，直到近现代才有所改变。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只在某个阶段或某些地区曾经完全实现，封建主的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独立，只是有时偏弱。而东正教及后来的新教一直受世俗政权控制，与政教合一无缘。并非只有一神教才能出现政教合一，在更为落后的地区多神教同样可以。例如中国西藏地区信仰藏传佛教，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就形成过较为原始的政教合一。
汉文化区是否存在过政教合一，是一个新话题。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源于巫术，托道家之名而起。作为一种宗教，道教注重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缺乏具有悲悯情怀的系统理论，尽管常被民间起义借用，或者受到皇帝推崇，但难成气候。佛教传入中国后，传播广泛、信众无数，看似有实现政教合一的基础，但始终无法冒犯君权，难越雷池一步。道教或佛教曾被一些朝代奉为国教，但是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相比，这种推崇有很大的随意性，远没有达到政教合一。由此可以理解道教和佛教在中国宗教史中比较有趣的关系，争吵不断却又相安无事。如果置于大背景下，更像是在家长的权威和管教下的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不可能威胁家长的地位，彼此也不会真正兵戎相见。
另外一个讨论的视角是，儒家能否被视为儒教。通常认为，如果具有教义、教仪、教团，就是一种成熟宗教。但通过比较，很难得出儒家是宗教的肯定结论。儒家各种异化、伪托历史的小动作不少，营造出早期的悲剧色彩。比如将秦始皇坑杀方士的事件演化成坑儒，而当时的儒生不过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历代都有儒士冤死，但那都属于政治迫害，而非宗教斗争。山东曲阜是儒家圣地，圣迹编得荒诞不经，家谱续得天花乱坠，但一直坚持等级观念，走上层路线，不笼络穷苦大众。孔府、孔庙、孔林的当家人即历代衍圣公，只是一个受尊重的世袭大地主，并无统领儒家门生的号召力和实权。新王朝夺得天下，衍圣公立刻上表拥护，对待外族的元朝、清朝也是一视同仁，势利得像个奴才。唯一的例外是对待新中国，末代衍圣公深知土地改革的厉害，缺少做“曲阜之囚”的资本和勇气，只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民国时期，山东曲阜的孔庙大成殿，拍摄于1921年。
对如何分清孔子、孔家，儒学、儒家，中国人常有争论，却不会因此发生宗教战争。因为地主不是教主，官员不是神父，没有所谓的儒教势力争权夺利，只有儒家思想在发挥作用。为孔子而战，或者为谁是正宗的儒家而战，都闻所未闻。因为农民的丰收、军人的胜利、商人的财富，甚至皇帝的宝座，都不需要通过念诵“孔圣人保佑我”或“孔圣人与我同在”，期待出现神迹。老天爷、祖宗牌位、佛祖天尊的法力要远大于这个反对怪力乱神的孔夫子。总之，儒家的世俗特性明显，所谓的宗教特性多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牵强附会。
儒佛道三者在中国的地位，即使是最为正统的儒家，都无法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对各自社会的涵盖范围和影响力相比。三者能够在同一片土地上一并发展，正是由于彼此本质上并不对立，更多情况是混合互补，才共同成为汉文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将汉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做同级别的比较，才能厘清政教合一之类问题的来龙去脉。
《三教图》局部，丁云鹏，明。表现儒释道三教创始人孔子、释迦牟尼、老子论道的场景。
实现中央集权是所有政治强人的目标，但相应的社会成本也高，政教合一是其中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不过这种政治统一非常脆弱，回归分裂是常态。但已经取得正统地位的一神教难以逆向发展成多神教，于是宗教的地域文化属性凸显，在利益冲突下只好教内分派。结果是上帝互掐、真主互博，引发宗教战争，精神统一变成精神分裂。与此相反，佛教在中国的分宗立派异常温柔，因为天大地大皇权最大，笼罩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只会出现不同的佛祖互辩，绝不可能互殴。
按照今天的标准，政教分离代表社会进步。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政教合一的出现，在阶段性也代表社会进步。君权管理能力低下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助教权分担部分管理权，至少做到精神统一，以实现社会稳定；而宗教势力要想获得管理权，先实现宗教统一是一种捷径。因此，政治因素在宗教理论中得以体现，导致一神论的出现，然后再与君权争权、妥协、合作，甚至合并，政教合一由此形成。在古代中国，有儒学做辅助，佛教、道教等做陪衬，再配上徒有虚名、被神格化的天地，君权足以承担管理国家的重任，所以只要确保皇帝的权威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基督教世界或伊斯兰教世界的政教合一和国教。再进一步，不必产生一神论，神学知识体系也不会成为社会主流。
作者：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