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民间宗教这种组织形式，多数被利用于组织和团结群众进行阶级、民族的反抗斗争。如弥勒教。
实际上，我国民间宗教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忽略佛教的救世思想。与佛教差不多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弥勒救世思想，也于西晋末年传入中国。
和佛教一样，弥勒救世思想也是先被中国上层社会所接受，之后才逐渐世俗化，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融合，形成“三佛应劫救世”的思想观念。所谓“三佛应劫救世”，即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在不同的时期应世而出，救度尘世间遭受苦难的芸芸众生。其中，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的弥勒佛，行龙华三会、改天换地、救度众生，以回归彼岸为宗旨。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弥勒由凡人修行成菩萨果，“上至兜率陀天（弥勒所在之地）”；弥勒从兜率天下到人间，于龙华树下得成佛果，三行法会，救度世人。而“劫”，指的是中国道教里的青阳劫、红阳劫和白阳劫三劫。
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来讲，不管是弥勒救世思想所包含的内容，还是和中国道教融合后产生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都具有难以拒绝的吸引。这些人处于社会生活最底层，往往强烈期盼能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只是这种迫切祈求，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仅想凭借自己个人的力量来实现，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于是，他们就将希望寄托于能出现一位像弥勒佛那样能普度自己出苦海的人物，就是生前难以达成愿望，那么也希望去世后能进入极乐世界。
由于弥勒救世思想有启迪底层社会民众追求美好世界的意识，能吸引众多信徒，在群众生活中影响力非同一般，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佛教徒傅翕（傅大士）创立弥勒教，以“弥勒下生，救度世人”为基本教义。到了南北朝时期，弥勒教开始初步形成。
不过，弥勒教创教之初，也留下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教义，那就是“弥勒下生”说。该教义认为：只要是弥勒出世，即为佛祖更替、改天换地的时代，暗含有反对现存社会秩序和统治者之意。
受该教义影响，在此后约一百年间，屡次爆发沙门造反事件。仅北魏一朝（４８年的时间），就爆发七次沙门造反事件。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佛教异端大乘教暴动，发生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年），据《魏书·元遥传》载：“时翼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遂说渤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
当然，此次暴动还是弥勒教处于初创时期领导下的运动，教义对于“暴动”的“解释”还不是十分成熟。不过，也正如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中阐述的那样：“大乘暴动的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毫无疑问，所谓‘新佛’，就是从兜率天宫下降的弥勒。”可见，弥勒教不仅具有教化作用，教门还提供庇护作用。而维系两者的运行，主要靠教首。
根据明清时期的史料分析，弥勒教教门的“中心角色”就是教首。想成为教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绝大多数是通过神化自己。
要知道，一个凡人是当不了教首的，否则信徒怎么膜拜呢。但是教首成为一弥勒教教掌门人之前，都是凡人，因此教首只有标新立异，神化自己，有意识地让自己相信自己就是神。当这种意识通过一定的方式显现后，引起周围人认同、膜拜，最后形成信仰之物。
对于采用这种手法当上教首的人，明清史书多有记载。洪武六年，湖广罗田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洪武十九年，江西彭玉琳“自号弥勒佛祖师”；洪武末永乐初，陕西高福兴“称弥勒佛”。永乐十六年，直隶顺天府刘化又“自称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清乾隆年间，陕西朝邑县的清茶门教首李绪唐自称释迦佛转世；道光年间山西赵城县先天教教首曹顺自称释迦佛，燃灯佛转世。嘉庆年间，安徽和州收圆教教首方荣升自称是无极老祖、宝霞佛、紫微星、朱雀星下凡……都是“托神于己”或将“先知”神灵进一步人格化与世俗化的“转世”。
至于弥勒教起义军是怎样一支队伍，目前暂时没找到较为全面的资料，不过一些文人笔记里却有详细的描写。如权衡《庚申外史》详细介绍了弥勒教起义最初时期的倡导者韩山童以及分别起于颍水、蕲黄、湘汉的三支起义队伍及首领人物。其中有载：“五月，颍川、颍上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赵州滦城县韩学旧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颍上者惟杜遵道为首，陷朱皋据粟仓，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起蕲、黄者，宗彭莹玉和上，推真送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陆、武昌、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琐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琐红军，奄有均、房、襄阳、荆门、归、陕也。丰、沛推芝麻李为首。”其中的“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则道出了弥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吸引信徒的一个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