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育种又称转基因生物育种，是集转基因、分子标记、杂交选育等方法于一体的先进育种技术。“转基因生物育种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的立论，一是基于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需求的综合判断，二是出于对增强国家农业科技竞争力的全面考量。对于前者，此前已有诸多论述，这里仅就科技竞争力问题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众所周知，转基因生物育种已作为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付诸实施，并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于这一领域科技竞争力的内涵和要素是什么，未见专门论述和统一说法。本人觉得应对核心技术（特别是功能基因、调控元件、遗传转化和分子标记技术）、研发体系、人才队伍、产业化速度与规模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此作为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抗虫棉研发提升了我国生物育种的科技竞争力
拥有抗虫基因、转化技术和受体良种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研发是我国发展转基因育种技术、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成功事例。抗虫棉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的猖獗危害，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棉花产业，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我国成功打造了一个包括基因发掘、遗传转化、安全评价、品种选育、产业开发，直至生产推广应用在内的、比较完整的转基因育种研发体系。
正是依靠这个体系，国产抗虫棉仅用了短短6年就实现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的逆转，并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抗虫棉的育成使我国转基因生物育种进入了国际前列，成为我国农业科技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标志。正是依靠抗虫棉打下的基础，我国已成为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转基因作物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并为后来包括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作物在内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研究的全面部署奠定了基础。
粮食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化的滞后削弱了科技竞争力
美国一直把发展生物技术作为科技的核心竞争力。1996年以后跨国企业将商业化育种的重点转向粮食作物，使玉米和大豆单产一下提升了25%，目前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两种作物总面积的90%和93%。
此外，复合基因作物已成为转基因新品种的主体，抗旱节水、医疗保健用的新一代转基因作物即将投入市场应用。如孟山都公司近年通过科技创新、企业并购、资本渗透等手段一跃成为全球农业生物产业之鳌头。该公司连续四年生物育种年投资超过1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5家A股上市种子公司研发总投入152倍）; 产品销售额自2010起突破100亿美元，2012年，增至135亿美元（超过我国近6000家种子企业的总产值）。
再如与我国同属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巴西抓住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机遇，自2005年起大力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 2012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种植面积已达3660万公顷（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10倍），位居世界第二，增速更是跃居世界第一。生物育种已成为推动巴西农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然而，相比之下由于近年受到所谓“转基因安全”争议的影响，我国粮食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发展政策却趋于保守，虽然大量研究证实植酸酶玉米、抗虫水稻等转基因作物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却迟迟未能推广应用。
实际上在棉花之后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大宗作物的种植，我国生物育种的产业化至少被推迟了10年！产业化停滞不前必然导致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近年我国生物育种整体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重新拉大，发展速度与应用面积竟落到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后。转基因科技竞争地位的削弱最终也导致我国农业对国际市场整体依赖程度不断增加，难以阻挡国外转基因大豆、玉米的大举进入。目前我国大豆需求的80%靠进口；重要粮食作物自给率实际上已跌破95%的底线；农业种子市场更陷于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生物育种的发展已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令人担忧。
把握好重新提升转基因生物育种科技竞争力的机会
面对新一轮国际高技术竞争的严峻形势，我国若想争取主动，当前首要的措施是正确引导公众转变认识与观念，积极推进转基因生物育种成果的产业化。
应该承认，与全球发展进程相比，我国近年转基因科技竞争力下降了。但是，也要看到全球生物育种发展仍处在战略机遇期，看到2008年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以来，我国在生物育种领域取得的进步。例如，通过优秀人才引进和培养，我国已拥有近万名农业生物技术研发队伍；我国已拥有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逆等一批功能基因及相关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棉花、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生物育种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仍有相对的优势和特色；目前已获得三系杂交抗虫棉、饲料用植酸酶玉米、抗虫水稻、抗虫玉米、高产优质棉、药用血清白蛋白水稻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巨大产业发展潜力、可与国外公司抗衡的创新性成果。
此外，创世纪、奥瑞金、大北农、中国种子集团等一批创新型生物育种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也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了良好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科技竞争潜力，对此要有全面的分析和足够的自信。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际科技竞争集中体现在发展速度，生物育种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狠下决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等待、不观望、不懈怠，并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优势，相信我国的转基因生物育种3—5年后能够“东山再起”，并有望8—10年后实现跨越式发展，为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和抢占国际农业科技制高点做出重大贡献。
作者：黄大昉；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