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人格分裂,儿子抑郁症,精神疾病真的是遗传吗?

*【苍衣社】刊发的都是基于现实改编的故事

这是苍衣社的第13篇暗察笔记

零玖号暗察使:穆革

职业:心理咨询师

职业技能:精神引导,潜意识分析

全文 9525字,阅读约需 10分钟

早上八点,临床一科的主任下了通知,让我们带上笔和本子同他去查房。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咯噔一声。尽管已经在精神病院实习了六个月,可查房这个环节仍然是我迈不过去的一道坎。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房分为两种,一种是安全普通病房,这种病房的患者没什么攻击性,查房时一般都会在自己的床位上待着。另一种是高危病房,这种病房安置的都是有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倾向的患者,发起病来十分具有威胁性,患者或被捆或被缚,甚至连墙都是玻璃的,24小时监控,没有隐私。高危病房也分小病房和大病房,武警的常规蹲守点就在大病房附近。

午饭时间,在重症男病房,我曾见过两个武警和一个健硕的医生,将一位突然发狂的患者围回床位上。高危大病房就像个玻璃罩——患者是里面摆着的小人,它们时刻被窥视,没有隐私,只按照外部人员的心情被颠来倒去。高危小病房隔离间通常只住一个人,危险系数是所有房间里最高的。隔离间的隔音效果很好,我每次经过,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在床上疯狂挣扎,却听不到任何声音,这让我更不舒服。重症男病房是很危险的地方,患者力气大,破坏力强,女病房相对来说要好很多。

这月我轮岗女病房,这让我心里稍稍安定下来。主任是我的带教老师,一个年过四十的男医生,温文尔雅,很好相处,除了迟到的时候说我几句,其他时间几乎不太管我。查了几个房,都是差不多的质询问候,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进度都很缓慢,很难突然有特别大的变化。质询也叫对质,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心理手段,用跟患者聊天的方式,衡量他们言语中的不合理水平,再温和地戳破患者语言的前后矛盾,引导他们进入常规思维。我只是实习生,只能在一旁做记录和观摩,很快就有些疲累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在下一个病房门口,主任突然回头吩咐我,让我做好准备,这个病房交由我来操作。我有些紧张,这是我第一次与康复者进行对质交流。

那是个安全普通病房,里面住着六个女性病人,没什么攻击性,干干净净。我走进病房,挑选了一位年过四十的女性患者,看了下她的病历,叫做赵雪华,精神分裂伴随抑郁。

她安静地坐在床边,对我的问话反应很慢,也没什么情绪。这是比较典型的抑郁三低症状:情绪低落,思维缓慢,意志活动减弱。

女病人不似男病人,不会给人太大的压迫感,尽管眼神也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像要把你盯熟了。这种表现大概是想跟你说话,但她不会过来,而是盯着让你主动过去。她手上拿着本书,我凑过去问:“你在看什么书?”赵雪华没说话,只是把封面翻给了我。我一看,是一本《美国高中留学指南》。“你为什么看这个呢?”过了好一会儿,赵雪华才对我的话做出反应。她有些抵触交流,但还是勉强着跟我说话。“要看。”她回答说。见她回答的生硬,我只好转移话题,“你今天觉得怎么样?想出去玩吗?”赵雪华看向窗外,但很快移回了视线,接着摇了摇头。我继续对她说:“太阳挺大的,你去窗边看过了吗?”赵雪华低头不语。我看向主任医生,表示没有办法,主任医生朝我点点头,示意可以了。

寂寥的女人将房间里剩余的五个人查完,我们收拾病例出门。在回去的路上,我问主任:“6号床的患者一直这样?没有好转吗?”主任叹了口气说:“是,治疗一直不见效,下午有她的督导,你可以过来听。”我点头。督导,是指总院或更高一级的医师,对一些问题严重或是治疗不见效果的病例进行会诊讨论,找出问题原因给予意见,并附加随访。

下午督导开始,会议室坐满了医师和实习生,约莫二十来人。总院的专家也已经就位,坐在最前面,主任医生在跟他讲患者的大致情况。门开了,赵雪华在看护的带领下走进来。她的抑郁情况很严重,我本以为她看到这么多人会有所畏缩,可她却很坦然地走进来,步子迈得很大,落座时也很轻快,似乎和早上完全换了一个人。我再看了下手上的病历,确实是精神分裂伴随抑郁,可为什么现在和早上差别如此大?我在边上做了个笔记,打了个问号:不是双相?

常见的心境障碍有三种,抑郁症,躁狂症,和双相心境障碍。双相指的是,患者同时具有抑郁和躁狂的症状,情绪从极端的欣快奔逸自我感觉良好,到极端的低落抑郁贬斥自己之间徘徊,是心境障碍中最恶劣的一种,自杀率最高,超过重度抑郁。但是双相心境障碍,通常患者处于抑郁或躁狂的时间会持续几天,不会切换得这么快,早上才见过她抑郁的状态,应该没这么快转成躁狂。

而且她的状态也没有太过明显的提升,只是正常了许多。督导师见患者已经就位,开口对她说:“你好,我姓李,叫我李医生就好,这些是我的同事,也是一直照看你的医生,都认识吗?”赵雪华四处看了一圈,指着我说:“李医生好,我都记得,她早上还给我查房了。”我对她笑了一下,她也回了我一个笑。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很眼熟,像在哪见过她,但一时想不起来。督导师见开了个好头,对赵雪华笑了一下,然后问她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赵雪华显得很放松,她说自己很开心,这里吃得好,喝得好,睡觉也好,医生也好。虽然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对话,但赵雪华说了很多并列词汇,回答过多是精神分裂病人的典型阴性症状之一。督导师也在做记录,听赵雪华说完,他接着问:“是吗,那就好。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待在房间里,怎么不出去走走?”赵雪华很不理解,她觉得自己在房间里挺好的,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出去走。

她说这句话的姿态,有点小女孩儿,双手撑在椅子上,脚尖点地,有种要晃起来的感觉。督导师听完,围绕这个话题开始引导她:“你在房间里都干什么?”赵雪华掰着手指举例,自己会听广播,睡觉,还有晒太阳。督导师耐心听赵雪华说完,然后突然问她是不是挺喜欢看书?赵雪华说:“没有啊,怎么会,我最不喜欢读书了......你们不要给我读书啊。”督导师把那本《美国留学指南》举起来问她:“就是这本,你没看过吗。”赵雪华看了一会儿那本书,然后摇头,“这不是我的书,我没见过。”督导师笑了,说既然不是你的书,那它怎么会在你的床头,你还经常抱着它?“没有,你瞎说。”赵雪华否认得特别快,脸上看不出一丝作伪,好似真的没见过这本书。我本想在病历上记下:记忆受损,认知功能障碍。

但就这一刻,我福至心灵,又记下一句:心因性人格分裂?因为赵雪华的状态和早上的像是两个人,而记忆又没有共享,确实有多重人格的可能性。督导师把书放在她面前,然后轻声问:“你为什么觉得我瞎说,我瞎说会怎么样,会害你吗?”赵雪华思考了一会儿,有些天真地回答:“不会,你是医生。”患者已经进入状态,督导师开始询问她的家庭情况,问她的家人最近是否有来看她?“没来,我爸爸妈妈在工作,很忙。”“那你的丈夫呢?”督导问。赵雪华笑了,有点羞怯:“我还没结婚呢。”我看着病历上的信息,上面记载着赵雪华今年37岁,已婚。我划掉了“记忆受损”四个字,改成“记忆退行”。通俗的说,也就是患者的记忆退回到了结婚前。督导师拿起她丈夫的照片问:“那这个人是谁?”

赵雪华看了一会儿,她歪着头,有些不确定地说:“不认识。”督导师拿出两人的合照,他把照片递给赵雪华。赵雪华有些惊讶,拿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几下,但没说话。督导师将合照放在赵雪华面前,开始尝试对引导她:“现在告诉我,他是谁?”督导在刺激她闭合的记忆回路,破穿她的自圆其说。效果很明显,患者的脸上确实显出了纠结,但还不足够。赵雪华想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不知道。”督导师将几张照片堆在一起,问赵雪华:“那你为什么会和一个陌生人合照?还有这么多张。”赵雪华低头思考了一会儿,突然抬头笑起来:“因为我有病啊,所以我在这啊。”这让我有些惊讶,在病历本上记下“有自知力?”几个字。

大部分精神分裂患者是不具备自知力的,即不觉得自己有病,感觉不到自己异于常人,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有些轻度的精分患者具备一定自知力,而当重度患者说出自己有病时,也只是因为被关了太久,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他们骨子里都是认为自己没问题的。我曾聊过一个重度精分患者,同时带有躁狂症状,他的入院史有21次,因为习惯了出去就被遣送回来,于是会笑着承认自己有病。但只要说起他耳朵里的窃听器,被领导偷走的一个肾,迎娶美国总统女儿和在电视上他的明星儿子时,就会立刻否认,还会关照医生:“没事,你们不信是你们不懂,我体谅你们,就当我有病好了。”

赵雪华的自知力让我觉得很惊喜,我开始好奇她的自知力是真的有,还是一种出于“患者”的体谅。督导师更是此中老手,他就此问下去:“那你说说你是什么病?”赵雪华又笑起来,她说:“你是医生,你怎么反问我?”督导师直视赵雪华的眼睛,表示一定要让她回答。赵雪华一副小女孩的姿态,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像在撒娇。她指着我手上的病历说:“那里不是写了么。”我有些囧,下意识想遮住我的笔记,督导却顺势拿走了我手里的病历,看了看,然后递给她:“这里写了很多,你觉得是哪个?”赵雪华认真地看了许久,跑来问我:“这个是什么字?”我满脸通红,尴尬极了:“......解,解离。”

赵雪华点点头,又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对督导师说:“都不是。”督导师把病历还给了我:“那你自己说,是什么病。”赵雪华坐在椅子上,有些不耐烦地说:“大病,没得治。”我拿到病历,低头装鹌鹑,在“有自知力?”这句话后面写上:没有。督导师伸出手,冲她晃晃:“有没有得治,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赵雪华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督导师,突然“啊”了一声:“我想起来他是谁了。”督导师也很配合,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示意她继续说。

赵雪华故作神秘,她“咯咯”地笑着,“是开车的人。”好耳熟的话。我一愣,有什么画面从脑海里闪过,太快了,还没来得及捕捉就消失了。我再去看赵雪华,越看越觉得她眼熟。督导师问她什么叫开车的人,赵雪华做了一下开车的姿势,模仿着男人的语气说,开车的人就是开车的人。“除了这个,他跟你还有没有其他关系?”督导师打断了她。我知道督导师手里压着一张他们的结婚照,没拿出来,他想循序渐进。赵雪华却突然恢复了记忆:“他是我丈夫,我知道的。”“那你刚才怎么否认?”督导师问。赵雪华看着那张照片没接话。

“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赵雪华情绪有了波动,她立刻反击:“那你和你太太夫妻关系怎么样?”反问通常是患者抵触话题的标志,用把问题打还给医生的方式表达愤怒。我立刻记下:抗拒夫妻关系问题。督导师见她情绪波动,立刻以此为突破口对质:“你为什么关心我和我太太的夫妻关系?”

这个督导师显然是老手,很习惯患者的质对,而对质对的询问,是解开患者抵触原因的方式。赵雪华沉默一会儿,突然转变了态度:“对不起医生,我不该问你的隐私。”督导师笑了,他对赵雪华说:“你是在告诉我,我也不该问你的隐私是吗?”赵雪华沉默着不说话。督导师见她认知比较清晰,于是开始暗示:“你去医院看生理上的病,医生会问你一天吃了什么,问你有没有过夫妻生活,那个时候你会回答吗?”“会。”赵雪华回答。“那现在呢,我问的问题和他问的问题,在对你的治疗和诊断上,没有区别。”

赵雪华点点头,她承认,自己对于这位丈夫,没什么好说的,关系就是这样,很一般。“你和他不怎么生活在一起,因为你在国外,他在国内,是么?”赵雪华承认自己的夫妻关系后,变得有些呆滞,机械性地点了点头。“你们没想过要个孩子吗?”赵雪华不愿回答, 只是一个劲地摇头。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病例上打印的:已婚无子这几个字,有种怪异的感觉,说不上来。赵雪华自己补充:“我们结婚的时候说好的,不要孩子,养孩子老得快,不然你们看到的我肯定还要老。”她又愉快起来,想起刚结婚时的场景,面上泛着红晕。

督导师后来又问了她一些问题,我都有些心不在焉,明明有什么到脑子口了,就是差那么一点,串不起来。我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她?督导结束,赵雪华礼貌地和大家笑着打招呼,然后离开。离开前,她拿起桌上那本《美国高中指南》,抱在怀里。

我收拾资料,旁边的实习生看起了赵雪华丈夫的照片。“这么看她老公还挺man的,像彭于晏。”“长得......很色气。”我脑中突然“嗡”的一声,我一把抢过那张照片,看清了那个男人。是他!我记起来了!我确实见过他们,就在这里,在我实习的第二周。而且,我终于想起为什么她会紧紧抱着那本《美国留学指南》。督导师和主任医生都走到门口了,被我喊了回来。“主任医生!”我控制着声音的战栗:“不对,病例信息有误,她有孩子,16岁,高中生,在国外念书。”

我回到休息室,急匆匆地翻我的实习日志,找到那一天,果然看到了关于赵雪华的笔记。当时是我实习的第二周,我正在门诊的VIP诊室轮岗,有一对父母带着儿子过来看病,自述儿子有抑郁的倾向。孩子的妈妈就是赵雪华!这一家三口儿子和父亲特点太明显,导致我对赵雪华的印象有所削弱,几个月过去,赵雪华憔悴了许多,难怪我一时没认出来。根据我的实习日志找出了门诊当天的病历录入,果然那孩子的监护人写着赵雪华的名字。这件事说出来后,督导将带教医生关在办公室骂了个够,门一直关着,我们都很揪心。

其他实习生有些怨恨地看着我,问我这种事为什么不等督导师离开再说,现在主任惨了。家庭基本信息对病情诊断相当关键,这个错可大可小,小了是主任医生担责,大了是影响医院评级,得去细究缘由。带教老师挨了骂,出来后拍拍我说:“不怪你也不怪他,怪我,病人是我做的预诊,她丈夫陪着来的,她说自己没孩子的时候,他丈夫还帮着圆过去了,谁能知道她丈夫也不说实话啊。”我冷笑一声:“她丈夫,不奇怪。”

有个实习生很生气,她说:“所以她有孩子,丈夫是知道没说?故意瞒着医生?有没有搞错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对病情很关键啊。”人群中有人接话:“他老婆住在这,我就没见他来过,这男的有问题啦,搞不准就是故意不说,让她治不好一直待在这,他们家有钱,在这里养个病人不算什么。”带教老师语气也带着不满,他说已经联系他了,等下班了他就过来。有个实习生问:“医院之前接收过他们的病历,为什么没显示?”

带教老师说:“当时患者是她的儿子,这回是母亲,不是一个病历,当然没分类。”我没再听下去,回到了办公桌上看我的实习日志。我的实习笔记上描述了当时儿子和医生的对话,那对夫妻和医生的对话,还有我写的许多吐槽和感慨。赵雪华的儿子叫彭磊,很胖很壮,戾气很重,全程很不配合。我记笔记的幅度都很小,怕被他发现。他喜欢斜眼看人,问什么话都不认真回答,很阴沉,阴沉里又透着大男孩的飒气,说他是抑郁症,倒更像一片狂躁的阴影,压在VIP室。

症状如此明显,基本可以确定孩子确实有问题。回想起那天,我记得他们三个人是一起进来的,赵雪华走在最前面,丈夫随后,最后是彭磊。赵雪华的丈夫一进门,我的视线瞬间就被他抓住了,不受控制。他上身运动装,下身紧身短裤,大背头,很高,有1米85左右,皮肤是晒出来的光泽的健康黑,浓重的荷尔蒙几乎要溢出来。他的步伐很轻巧,每走一步都有狩猎感。赵雪华站在他身边,很优雅,有股书香门第的气质,但跟他的风格不太相配。两人貌合神离的状态在开口第一句话时就能听出来,他们根本不像生活在一起的人。

进门后,彭磊一言不发,拉开椅子坐下来,像座山一样瘫在那儿。医生跟赵雪华简单交流情况后,便让他们出去,说要和孩子单独交流。父母出去后,医生问了孩子一些基本问题,儿子答得很简略,但都带着嘲讽的意味。“平常乱花钱吗?”医生问。那孩子切了一声,懒洋洋地说:“一个月花几万块算乱花吗?”“除了这个呢,你平常喜欢做什么?”孩子晃着椅子,发出让人牙酸的摩擦声,“不开心了就花钱去发泄屋砸东西,去夜店,想开车。”

情绪发泄屋一个家境尚可的十六岁少年,排遣压抑的方式叫我咂舌,也再一次觉得,阶级不同,或许真的存在着咨询共情的沟壑。医生开始尝试转移话题,“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还在做自己的兴趣爱好吗。”那孩子不回答了,他身体前倾,看着医生和我:“我在美国有精神医生,这些东西已经用外语反复跟他说了好几遍了,能问点别的么。”他真的很咄咄逼人,让我替医生捏了把汗,以后如果我接门诊,碰上这种的病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医生大概摸准了他的性子,故意激他:“你在国外有精神医生,为何还要回国来看。”

彭磊发出一阵嗤笑:“是他们要我来,不是我要来。”“他们”是指父母,从他进来到现在,这是他第一次提起自己的爸妈。医生沉默一会儿,然后换了种问法:“那你告诉我,你和你的那位精神医生在聊到哪一部分时,你同意了你父母说的,换个精神医生看看。”他庞大的身子顿了一下,靠着椅背坐了回去,尽管姿势仍然嚣张,但我知道那是他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彭磊迟迟没再说话,医生知道自己抓住了重点,继续问:“你第一次被带去看精神科医生是因为什么?”彭磊说:“在学校出了问题。”医生做着记录,然后问他:“什么问题,详细说一下。”彭磊沉思片刻,终于开始倾诉:“我在国外留学,我的数学老师看不起中国人,他冤枉我开小差影响课堂纪律,我发火摔了手机,被叫去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走廊的窗户,我突然就有想往外跳的念头。”

“那时候头突然很痛,喘不上气,呼吸困难,蹲在地上很久才缓过来,之后就没去上课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自己不行了,想回家休息,可我妈一来,第一句话就是让我回去上课,她只关心我的出勤率,我是不是被冤枉的,身体怎么样了,她一句话都没问。”他哽咽着说:“那一刻是真的想死。”彭磊说到这里,突然仰起头,双手捂住眼睛,久久没有说话。我想起方才那位母亲的形象,有些诧异,她看起来不像是这样的。医生也没说话,等彭磊缓和好情绪,让他出去休息,再请他的父母进来谈话。双方擦肩而过时,没交流一句。医生向他们征询方才孩子说的校园事件,赵雪华一脸诧异。

“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我感觉那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在那之前他情绪就不好,我感觉,他就是和那些朋友学坏了,攀比心态严重,爱乱花钱,有时候钱不够花,不满足了情绪就不好。”父亲说:“我在国内,很多事也不了解,也没法参与,不过他们母子俩关系向来是不错的,突然变成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笔记里写下:夫妻分居,母亲陪儿子在国外念书,父亲一个人在国内。记完后,我顿时感觉头有点大,这哪是孩子要吃药治病的问题,这一家三口都得治,否则就算孩子治好了,一回到这个家庭里,又得继续发病。

套用一句精神分析的话,“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关系的问题”,父母分居,孩子和双方都没有沟通,互不理解,不被重视,哪一项都是让人不自在的东西。

这孩子明显是这个家庭的“索引病人”。“索引病人”指的是在家庭中被认为得病的人,往往很多时候,认为别人得病的人,自己才是有问题的。他们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而孩子是家庭问题的承载者,他表现在了“症状”上,被看到,就被判定为病人。赵雪华又和医生聊了许多事,那位父亲坐着,没再开口。医生刚开始还会问他,发现问他基本都答不上来后,也就不问他了。我观察那男人,发现他就是连坐着的时候,都知道该在哪个姿势用力,让自己的形体更美观,甚至是下意识的,释放着自己的男性魅力。我禁不住开始臆想,这个男人独自在国内的花花生活。

我知道这是臆断,但作为一个远离妻子和儿子的男人,他的状态似乎过于滋润了。与其说他是个和妻子带孩子来看病的父亲,他更像个尽责的路人,捎上了一对可悲的母子,自认妥帖地关照了他们。那日的笔记浏览到这里,我想起了赵雪华在回答督导时形容丈夫的话:一个开车的人。或许在赵雪华心里,这个丈夫真的就只是,每当他们回国,开车来机场接送的司机。再见到这一家三口,是在复诊的时候,进来诊室的只有彭磊和赵雪华,他的父亲这次不在。医生在聊天的时候,我出去买了杯咖啡,前一晚熬大夜,现在实在撑不住了。买咖啡时,我在咖啡吧里见到了那个父亲。他坐在咖啡吧,和站岗的女志愿者聊天,志愿者看到我,跟我打招呼,我被迫融进了他们的聊天。男人认出了我,朝我礼貌地点头,知道我要买咖啡,便想请客,说是感谢医生。我赶忙推辞:“别,我只是实习生,没帮什么忙。”

男人笑得人畜无害,他说:“你这也是打基础,未来肯定能帮助很多人,你帮我给医生也带一杯吧。”男人擅自去付了钱。这个咖啡吧是康复科的患者在运作的,不仅是为了锻炼他们适应社会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些收入,能带来新的客人其实是好事,我没有拒绝。

咖啡吧的例子

当我带着两杯咖啡要回诊室时,男人顺嘴问了一下里面的情况,问得很随意,带着点社交的礼貌。我感觉很不自在,故意对他说:“你想知道的话,怎么不自己进去呢?”男人笑了一下,讪讪地说:“我进不进去都一样。”

这句话,他用一种我们彼此都能明白的语意说的,竟是一点都不避嫌。我回了诊室,身后那个女志愿者传来一阵阵笑声。儿子的复诊结束,我带着这对母子去开药,药房就在咖啡吧旁,我们撞上了和女志愿者聊得开心的男人。我看向身边的那对母子,赵雪华面无表情,似是习以为常,儿子的眼里,满是鄙夷。女志愿者看到了我,老远地挥手,指了指男人,又指了指咖啡,像是跟我做密语。

我立刻感觉那道鄙夷的视线落到了我头上。尽管什么都没做,但这一刻,我真的感到难堪。男人很自然地跟上赵雪华母子两人,一点尴尬都没有,安静地看着他们配药,然后一起离开,男人还绅士地为赵雪华开门。我真是看不懂这个世界了。

到了下午,一个实习生跑进来说:“他来了!快来看!”我自然知道他们说的是谁。合上实习日志出去,我第三次见到这个男人,其他几位实习生果然都是一样的表情,既无法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又带着对患者同情的某种戒备。带教老师严肃地问了儿子的事,男人点头:“嗯,是有的。”他这种淡然的态度让带教老师很恼火,“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你知道这种谎言会给治疗带来多大的困境么?”男人还是那样,端着自己的身段,“不是谎言,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儿子。”我的心一沉,突然有了极不好的预感。他接着说:“孩子死了,跳楼死的。”我脑中五雷轰顶,几乎是下意识地冲出口:“是在学校跳楼的吗?”男人惊讶了一下,他抬头看着我说:“你知道啊.....哦,你是之前那个医生,我记得你。”带教老师也吓了一跳,“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不说呢,孩子死了多久了。”男人叹了口气,“三个月。”

我在门诊只待了一个月,然后就去病房轮转了,之后他们是否来复诊,我也不知道,有一回碰上那位主治医师,顺嘴问过,他说是很久没来了,我以为是有好转,却竟是出事了。带教老师气得不行,他几乎是怒吼着说:“你妻子发病就是三个月前!这么关键的事件你居然不提,你到底是什么居心!”男人叹了口气,摸着自己的头坐下:“她都忘了,你让我提起来干嘛呢,她的精神状态你们肯定比我更了解,儿子刚死的时候,她也寻死过,好不容易忘记了孩子,我干嘛要让她想起来呢?”“不告诉她,你要告诉我们啊。”带教老师说。“那天问基本信息时她也在,你让我怎么告诉你。”带教老师冷笑两声,指着他说:“你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告诉我。”男人仿佛没听见,做了个稍等的手势,有电话进来,他要出去接电话了。实习生开始小声议论,而我已经完全不在状态里了,第一次直面这么近的精神死亡事件,我被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我没再听下去,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去了女病房,去看赵雪华。

她坐在床上,依旧在愉悦的状态里,她怀里还抱着那本《美国高中留学指南》。心境障碍是具有遗传性的,很多抑郁症都有家族史,她的儿子罹患抑郁症,她自己也是抑郁基因的携带者,在儿子跳楼的事件中经由PTSD诱导出来。又或许,在“索引病人”彭磊出事之前,她才是这个家庭里最主要的抑郁症患者。男人不知何时出现在病房,他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外远远看着,也没让她看到自己。我觉得自己该说些什么,哪怕义正言辞地谴责一句,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没等我开口,男人突然问我:“她这样会好么。”我觉得有些可笑,问他:“你真的在乎么?”男人没说话,又看了很久,转身离开。我没忍住,对着他离开的方向喊了一句:“你们怎么没离婚呢?”男人站得笔直,在灯光的照射下,脸色泛着些不自然的灰白。“你怎么知道没有?”他说完,快步离开了。后来带教老师告诉我,这对夫妻其实很早就协议离婚了,但为了瞒着孩子,女方不同意公证,便没去登记离婚。我本以为,这个男人会利用那张协议去公证离婚,摆脱赵雪华这个累赘,但他没有。他同情她,就像他同情天下每一个女人一样。

*文中配图均来自网络,仅用于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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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穆革,现为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