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满载香料和其他商品从东方返回阿姆斯特丹港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
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
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
在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当时，“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欧洲大约在1300年开始了商业革命，两个世纪后，海外探险蔚然成风，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想在东方贸易中抢占先机。航海探险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帝国，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是难以估价的。
首先，以往局限于狭窄范围的地中海贸易扩展为世界性事业，航海大国的商船首次航行于“七大洋”（西方人的习惯说法）；
其次是，商业贸易的数额和消费品的种类大量增长，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就是把封闭的中国卷进了全球化贸易浪潮之中。
被迫卷入这一浪潮里的中国，在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些传奇人物，其事迹、作为都让人颇为讶异。至于这个时期的西方殖民帝国，则涌现出某些具有国家职能、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
泉州海商李旦
李旦是泉州海商，是继林凤之后又一个前往吕宋（菲律宾）进行贸易的巨头，曾经一度成为中国人在马尼拉的首领。
李旦的发财致富引起了当地的西班牙人的觊觎，寻找借口把他关入囚犯船中。神通广大的李旦从囚犯船中逃脱，前往日本，投奔他的兄弟华宇——即西人所说的“甲必丹华”（Captain Whow）。几年之后，李旦建立起一个往返中国福建、澎湖与日本（平户、长崎）的海上贸易集团。
天启年间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对于这种情况颇为关注，他曾说：福建和浙江的商人，前往日本定居的有数千人之多，在那里和日本人结婚成家，形成聚落，称为“唐市”。他们装载中国货物运往日本交易的商船称为“唐船”，声势很大，这种贸易很难取缔。
侨寓日本的著名人物就是李旦。他是由于江户幕府初期对中国商人的优待政策，而在平户定居的。
在李旦去世前两年，福建巡抚南居益向朝廷建议，利用李旦的特殊势力，驱逐霸占中国台湾的荷兰人。
1624年，李旦的部下福建海澄人颜思齐、福建南安人郑芝龙，堂而皇之率领部众前往台湾。天启五年（1625年）颜思齐在台湾病死，郑芝龙被推为首领。
就在这一年的8月，李旦死于日本平户，郑芝龙巧妙地接收了李旦庞大的资产和船队，成为天启、崇祯年间东南沿海的海上霸主。他凭借自己的制海权，向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船发放“通行证”，确保他们的航行安全，由此获得可观的收益。
尼古拉?一官——郑芝龙
“尼古拉?一官”名字真怪，何许人也？其实他就是明末清初声名显赫的郑芝龙——闽粤沿海和台湾海上贸易集团的首领。
由于他会讲葡萄牙语，充当外商的代理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尼古拉?一官”（Nicolas Iquan）这个名字有一半是“洋”的，即尼古拉，是教名；另一半则是“土”的，即他的小名一官的译音（当地人习惯把排行第一的儿子叫做一官），因此西方史籍称呼郑芝龙为“尼古拉?一官”。
明朝末年，中国澳门的贸易陷入了重重纷争之中。首先是葡萄牙摆脱了西班牙，恢复独立地位，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因而失去了利益攸关的马尼拉贸易。
与此同时，荷兰人不断骚扰澳门的海上贸易，使得澳门陷入混乱。于是，澳门只能另辟蹊径，开发同东帝汶、望加锡、印度支那、暹罗的贸易，作为弥补。声名远扬的郑芝龙巧妙地利用这一形势，穿梭于海盗与官军之间，操纵对日本的贸易。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郑芝龙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安平镇。泉州南部的安海港，是宋代泉州两大港口之一，海商云集，生意兴隆，政府在此设置石井镇，负责治安与税收。
明代此地有石井巡检司，所以史书说，郑芝龙是“泉州南安县石井巡司人也”。这个沿海港口历来海上贸易兴旺发达，为了谋生，很多人一生漂泊海上，郑芝龙也不例外。
他的父亲郑绍祖是泉州知府衙门的库吏，舅舅黄程是海商，从事中国澳门与日本、菲律宾的远程贸易。
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前往澳门投奔黄程，开始了漫长的海商生涯。天启三年（1623年），黄程有一批销往日本的货物，搭载在同乡李旦的商船上，派郑芝龙负责押运。由此，郑芝龙开始与海商李旦结缘。
郑氏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一，所以小名叫做一官，弟弟芝虎、芝豹就是二官、三官。当时葡萄牙人已经以借为名，强占了中国澳门，在澳门拥有三个教会、一所贫民医院和一个仁慈堂，大约有5000多名基督徒。
在这样的氛围下，郑芝龙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取教名尼古拉（Nicolas）。之后，他随母舅黄程前往日本，受雇于早已发财致富的中国商人李旦。
李旦以日本平户、长崎为基地，从事日本与中国（主要是福建及台湾）的贸易。荷兰人进入中国台湾后，李旦又把中国台湾作为与中国澳门、日本、马尼拉、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贸易的中转港。
李旦很欣赏郑芝龙精明狡诈的经商本领，把他收为养子，又把几艘商船和巨额资金交给他掌握，从事与越南、柬埔寨等地的贸易，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得到李旦加倍的信任。
李旦在日本去世后，郑芝龙名正言顺地继承了李旦的事业，一跃成为可以和外国商人抗衡的中国海商集团的首领。
大约在1621年（天启元年）或1622年抵达平户不久，郑芝龙和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结婚，生下了儿子郑森，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郑成功。
1625年，郑芝龙接收了李旦的船队和财产后，活跃于闽粤沿海，被明朝当局视为海盗头目。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巡抚熊文灿无力对付这个海上霸主，便用“招抚”的手段加以笼络，封给他一个“福建游击”的官衔，让他把总部设在厦门，专门对付海商与海盗一身而二任的刘香。
当时刘香的势力非同小可，拥有一百多艘船和几千部下，1635年败于郑芝龙之手。此后郑芝龙势力如日中天，根本不听熊文灿的管制，我行我素，地方政府奈何他不得。
郑芝龙在澳门的一段生活令他终生难忘，因而对澳门有特别的偏爱。当时日本发布禁令，禁止在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贸易，郑芝龙出面协助了葡萄牙人。他还派船去往中国澳门，装载葡萄牙人的货物，运往日本，只收取运费，利润全归葡萄牙人。
荷兰人也企图利用郑芝龙。1640年荷兰人和他达成协议，他本人不直接和日本通商，由他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中国生丝和其他商品，每年赊销100万弗罗林（荷兰当时的官方流通货币，曾通行于欧洲），月息2.5%，为期3个月。
作为交换，荷兰人在他们的船上给他装运5万元货物和5万元金块，记在公司的账上，他分得最终利润的四成。
这个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1640年以后，郑芝龙的船队依旧不断地前往日本贸易。
中国船的相当大一部分是郑芝龙的，他的海商霸主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海上马车夫”——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整个17世纪，荷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因此，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1581年，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并于1588年成立共和国，随即开始了向海外扩张的步伐，与葡萄牙、西班牙争夺殖民地。17世纪的荷兰已经号称“海上霸主”，缔造了经济繁荣的“黄金世纪”。
1595年至1597年，荷兰人霍特曼率船队绕过好望角的航行取得成功，使得大批荷兰贸易公司短时间内纷纷崛起，介入了同印度人的贸易。
1681年，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城
1600年，范?内克率领6艘帆船前往东方。他的使命是，抵达东方后，派遣其中两艘船前往中国。他们的意图是，仿效葡萄牙人，在广东建立一个贸易基地。然而，荷兰的这一计划遭到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联合抵制，并没有成功。
荷兰人试图获得类似中国澳门那样的口岸，没有成功，却开启了广州贸易的第一步。当时广州每年春季和夏季都有交易会，外商都可以前往那里进行贸易，于是有了荷兰人的第一次广州贸易。
1602年，在官员和贵族的仲裁下，荷兰的各公司终于组成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由来。
它的总部所在地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不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集散中心，而且也是其东方殖民地统治中心。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怀有浓厚的兴趣，企图结束葡萄牙人独占这个海上贸易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澳门这样的据点，不可能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贸易关系，无法与葡萄牙人竞争。
1609年，事情发生了转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开设了一家商馆，打开了一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产品在日本的市场，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口中国货物，并且切断了葡萄牙人控制的货源。
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在东方开战、订约、占地等特殊强权，内有坚强的组织，外有强大的舰队，驻地有军队、炮台。
172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造船厂
从16世纪到17世纪40年代，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荷兰人以马来半岛、爪哇、香料群岛为根据地，既向中国、日本发展，又向印度发展，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等地出产的胡椒、香料的经营，成了荷兰人的专利。
荷、葡竞争的结果，终于导致武装冲突。早在1603年，荷兰人先后拦截从澳门开往马六甲、从澳门开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夺得价值昂贵的货物。
这样的武装袭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使得葡萄牙人的澳门中转贸易损失惨重。由此，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主要的中国丝货市场。
文/樊树志
本文摘编自《晚明大变局》，获中华书局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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