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八四零年大清帝国被隆隆巨炮轰出了五个大窟窿而“被现代化”以后，中国人先是羡慕洋人坚船利炮而洋务，但是甲午海战被当年一起沦落的小兄弟打得落花流水；后又痛感制度出了问题而思变法，结果六君子又让老佛爷送上了断头台；读书人率先觉醒，认为还是中华文化根源上出了毛病，于是“五四”开始倡导新文化，在“德赛”二先生大旗下感召下，号召文明、进步。然而，百年过去，鼓吹的调门虽然响亮，全国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口依然只有3%。
技术、制度和文化，到底哪里是病根？将清初的“不得已”案翻出来看看，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因此案恐“未必知之者众”，其过程之曲折、结果之荒唐令人拍案，所以做个回顾以飨同道滥充茶余饭后之资。
“ ……要先进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鲁迅《坟，看镜有感》。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清廷杨光先控告钦天监官员案，后来被称为“不得已”案。
此案在当时朝廷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案情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实录，再到雍正、 乾隆期间的篡改以及民初清档案大量销毁遗失，使得后人很难在模糊地记录中了解真相。不过总算还有些个人笔记和德国人威特的《汤若望传》使我们能逐渐地厘清事件的脉络。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名声仅次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由于在华传教士才能低下，且经过了“南京教案”之后，基督教在华传播已然式微。明天启元年（1621）壮年之德国人约翰·亚当·冯·白尔（J.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受葡萄牙耶稣会派遣由澳门进入广州，取汉名汤若望字道未。次年春节，其人到达北京，联合已经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开始了他漫漫的传教之路。不久，由于汤若望能力超群、学识渊博，俨然成了在华传教士首领，还进一步得到了中国士大夫和读书人的认同。
汤若望本来不懂得工艺技术，依靠自学和实验居然制造出了各种天文、光学、水力仪器，并时时呈送皇帝，闻达天听。这些作为使得崇祯皇帝认其为全能型人才，居然下令汤若望铸造红夷大炮,用以抵御满洲八旗兵。此老兄手段倒也了得，居然无师自通，靠着书本上的知识，指导中国工匠铸造（其时中国之冶金铸造技术颇为先进）出了威力很大的大炮逞威于战场，在宁远之战更是赫赫杨威。汤若望的大名也就硬生生灌入了满洲人的耳朵。由于他精通天文，还在自己精通西洋技术的外衣上加套上了“能观天机”的神秘袈裟，故而在满人眼里这个洋和尚就是一个通天法师的形象。
满人占了天下以后，汉军镶黄旗人范文程入京后立即拜望了这位神父。是年七月，多尔衮拒绝前朝钦天监官员送上的新黄历，令汤若望主持编造次年新历，用昭示“正朔”，以使全国明白天意归大清。
此时的汤若望已经精通中国官场文化与潜规则，他本人也很明白，如果不借重世俗权力，基督教在华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取得到官府的信任，大大利于在华传教。于是立即呈进一套西洋天文观测仪器，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旧法永依新法推算”。
1644年9月1日日食。汉、回、西洋各派天文家都预测到了。
当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朝廷格外重视天象，对于从入蚀到复明时刻的准确预报，以确定祈禳时间更是力求准确。三方一番PK，好在有客观结果作为最终裁判。结果判定依西洋法预测准确无误，而汉、回法则有误差。于是顺治帝登基大典上正式颁行汤若望的《时究历》，随即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也就是皇家天文台台长。汤若望开始时颇为踌躇，因为违反了出家时的不担任世俗职务的誓言。最后，经中国耶稣会长傅讯济劝说，更是出于世俗利害的权衡，怕引起朝廷对整个在华传教士的怀疑，汤若望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
银冉飘胸的汤老人后来颇得顺治的尊敬，尊其为“珐玛”（满语爷爷），皇太后亦视其为父辈。更有甚者，在顺治病危之际，榻前诏对，向汤若望咨询储君事宜。汤若望力推皇三子玄烨，理由是玄烨已经出过痘，这条理由打动了面对痘症娘娘追命的顺治皇帝，随即遗诏玄烨为储君，然后就极乐了。
杨光先发难
杨光先这个人在明末就大大的有名。他原为新安卫荫袭的副千户，有点像《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地位。其人有一项特殊本领，以告讦为生财之道，专盯富户捏造罪名、发人阴私，以敲诈钱财，据说命丧其手者逾百人。屡屡得手后，杨光先自认为兴讼功夫炉火纯青，小小的家乡，富户既小又少，不得施展才华，于是准备进京北漂。世职也送给了弟弟，于崇祯十年（1637）进京，准备“伏阙上书”大展宏图了。
没想到，京里藏龙卧虎，哪里是这个土泥鳅能掀起大浪的地方，若干回合下来，头破血流，廷杖充军辽西。后来王士祯追述其人——随此而得到了“敢说话”的名声，但“实为市侩之魁也”。
杨光先在辽西也没闲着，居然学会了一项新的骗人钱财的新本领——占星算命，就是所谓 “六壬神术”。明灭后返乡重操“讼棍”旧业，因为已无副千户地位，乃白丁一枚，有回失手竟被打得半死，逃入京城。靠着“神术”博得了满洲新贵的赏识， 俨然以“知天命”自居，驾着一副“大师”嘴脸游窜于豪门之间。
“红眼病”这时不期然而地又发作了，杨光先愈来愈为汤若望盛名而妒火中烧。顺治十六年（1659）便写了批判西洋历法的《摘谬论》和攻击基督教的《辟邪论》。 是年年底，正式向礼部上《正国体呈》，讦告汤辈居心叵测“暗窃正朔之权以与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并告汤辈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以邪教谋夺人国。此老兄大约忘记了佛教、回教亦均是外来宗教。
顺治龙驭宾天后在顾命四大臣之一的苏克萨哈直接支持下（由于政治需要，康熙后来为汤若望平反时把罪名按在鳌拜头上）杨光先更是有恃无恐，继续发难。
传教士内讧
当时汤若望腹背受敌，来自本阵营的暗箭也同时从背后袭来，且颇中要害。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应付。
首先发难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说来有趣，当年，二人在成都传教，清肃亲王豪格打败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俘虏了他们。本来是要处死的，情急之下二人慌忙抬出汤若望，声称汤是他俩的“老哥哥”得已免死。后来，多尔衮认为他们是“附逆”，下令配与旗人为奴，因为汤若望的盛名，满洲主子倒不为难二人，待以宾礼。
虽然得意保命，但这二人认为汤若望在逆境中不肯施以援手，随生怨恨之心。自1649年起，他们联合其他几名传教士向耶稣会中国教区控告汤若望品行不端、生活腐化、违背誓言。汤若望为了辩解花去了不少精力，好在其人私德无可非议。但违背基督教教义担任世俗职务，却不是一两句能辩解清楚的。争讼终于惊动罗马教廷，1655年教廷成立“审查中国历书问题委员会”对汤若望正式立案调查了。这类蠢举非但没能帮上汤若望传教事业的忙，反而牵扯了他的主要精力来做抗辩。
这位须发皓白的老人因不敌前后夹攻，倒在了中国讼棍杨光先的脚下。
满洲权贵
1664年春，汤若望中风，肢体麻痹、口舌结塞，只能靠南怀仁协助履行职务。
与杨光先的论战则落到了利类思之辈身上。他们所为荒谬不亚于杨光先，宣称基督教乃世上最古最完善的宗教，伏羲氏为亚当子孙，从犹太国迁来中国成为中国人之初祖，与基督教相比中华文明只不过是赫赫之光下的茕茕虫火。
这个基督教会的蠢货本来以为同是“外国人”的满清会支持他的这些刺目剜心的昏话，没想到这恰恰犯了满人大忌。因为入主中原后的满洲人，口头上高举着继承明朝正统的大旗。这下子被杨光先抓 个正着，做《不得已》文大加鞑伐，论点虽然同样荒谬但却有效的煽动了排外情绪。
杨光先控汤若望三大罪状，一是阴谋叛逆；二是宣扬邪教；三是传布舛谬的天算学说。
证据呢？似有实无、捕风捉影。在吏、礼二部会审时被南怀仁逐一驳斥。例如，杨光先指控西洋人在澳门藏兵三万，以伺谋夺中国。南怀仁申辩道，澳门人口一共两千，并且中国居民受广东当局管辖，岂能藏兵而不被地方查知？清廷派员到广东调查果如所言。
又例如，历法控告日食推算错误，南怀仁指出错误是中国所用旧历而不是汤若望的新历。杨光先没法控制太阳月亮运行，指控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满洲权贵不能理解基督教原罪等教义，“洋人居然胡说什么不拜祖宗拜上帝”这样有违纲常的话。再加上杨光先上下使钱，孔方兄大助其力。汤若望老兄就是再有理，败诉的结局也是板上钉钉了。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1665、1、16）案件复审中间，日食又一次出现了，使得整个事件进一步戏剧化。为了显示执法如山，辅政大臣、朝廷大员命西洋、汉、回历官员推算。
到了这个“出来走两步”的处境，杨光先再一次掉了链子，推算早了半个小时，还是南怀仁推算准确。“奶奶的！这个太阳也欺人太甚！每每与我杨某过不去，与我杨某过不去就是与我中华文明过不去！”其人倒是自有一番逻辑。——这时的杨某人恨不得跳上树梢把天戳个洞；此时这位杨老兄要是能摆脱引力，非恨得跳起来把太阳咬下一块去。
事实胜于雄辩。假如真的依法办事，仅凭这个事实杨光先就构成了诬告与欺君罪名。可是，别忘了这是什么时代，权力岂能屈尊于事实和法律？
西汉时的酷吏杜周早就道出了其中奥妙：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史记.酷吏列传》
这样的时代，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可不在什么狗屁事实手里，不管什么日食时刻，无论如何，该受极刑的必是汤若望了。在鳌拜、苏克萨哈的操作下，1665年3月判处汤若望凌迟，南怀仁七人处斩。
当年的皇太后这时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也很难改变判决。
这时候奇迹出现了，是年出现了“彗星现”天象，北京又发生了大地震。看来老汤和窦娥运气都很好，都能碰到“异象”。于是在太皇太后以“天象示警”严厉批责，大臣们放了汤老头等一马，为了保全面子斩了几个汉官了事。
南怀仁告倒杨光先
为我“中华文明”争得了大胜利后，杨光先被鳌拜任命为钦天监右监副。杨光先认为自己功高酬低，一通撒娇打滚。又是说自己对历法有理论而无经验，又是说自己年老耳聋少精神，忽而又说怕汤若望同党报复，钦天监内同事和邪教朋比为奸等等，耍足了“老娘不要脸”。是年八月，鳌拜实授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这回他不“叩阍疏辞”了，马上不顾汤若望居所是私宅，立即霸占为己有。大可以与《红楼梦》里柳家的进驻内厨房比比气势的作派。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杨光先捣毁了基督教排场后，在原来圣像处挂上了自己的画像，命人朝夕上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展开了“造神”运动。
为了掩饰自己无能，直接宣布汤若望历法推算“与天象全不合”，汉人旧法“与天象有八分合”。再就是标榜复古法，用错误百出的大统历(回历)代替汤若望的新历，全没有顾忌大统历也是来自域外。请求朝廷恢复北齐侯气古法。杨光先还颇有中医范地大肆采办“宜阳金门山特产的竹管；上党羊头山特产的矩黍；河内郡特产葭莩之类”。东西有了但是《史记.历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照办方法，不学无术的杨光先也不知《汉书.律历志》等许多著作都有侯气术的记载。就算是知道，估计这个老小子也看不懂。折腾了两年还是搞不成，急火攻心步汤若望后尘也中风了，真应了那句名言“人不作不会死”。
继任的是阿拉伯后裔吴明煊。此位仁兄根本不懂回历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冒牌货努屁挣筋好不容易在康熙七年末编好黄历颁行天下。不成想出了大毛病。按杨光先、吴明煊推定的这份来年黄历，竟然出现了两次春分、两次秋分，还提前了一年来临了闰月。这可是闹了中西回三历自古未有之笑话了。假如历书也如中医理论，不受实测之检验；假如钦天监不用指导全国农事和祭祀；假如杨光先还在台上；假如辅政大臣固若金汤权柄在握，这些毛病本来可以弥补甚至忽略。但是这次倒霉催的杨光先失去了原来那些可以依凭的“假如”。
其时汤若望已经去世，葬在利玛窦墓旁。
康熙亲政后旋即令南怀仁参与治历，南怀仁抓住杨光先等人的荒谬加以指控。这时杨光先慌了手脚，其势力早已是明日黄花，落个革职押解回原籍下场，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康熙感念汤若望拥立之功，为其恢复了名誉官职。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就依据颇有汉人偏见的阮元所节录“不得已”案片段敏锐地指出，在科学上错在杨光先，最终承认汤若望正确的倒是做了汉人主子的满洲人。
作者：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