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人们大多持有“心主神明”的观念，认为心才是人的精神中枢所在，主导着人的所有思想、情感和思维，甚至连中国传统医学的五脏六腑中都没有大脑的一席之地。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对大脑功能有过如下陈述，雷公问黄帝：“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译：眼泪和鼻涕是从哪里来的）”，黄帝答道：“ 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译文：眼泪和鼻涕来自大脑，大脑属阴，里面的东西和骨头里的一样是髓，脑中的髓从与其相通的鼻腔渗漏出来，便有了鼻涕和眼泪）”。对于这种观念，鉴于古人受其历史认识水平局限，权当作神话传说呵呵也便作罢，批评都嫌多余。
心主神明的观点并非中国特色，各国古人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古希腊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也主张心主神明，而且认为大脑是用来冷却血液的。提醒人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德谟克里特倒是比较看重大脑，他认为灵魂可以一分为三：头管智力，心管情感，而欲望在肝脏里。这些哲学家对大脑的认识，没有起码的解剖学经验作为基础，但基于空想而抛出的结论却成为大众的普遍观念。
一旦动起手来主动掌握些许实践经验，即便是古人，他的观点也会立马惊艳起来。同样是在古希腊时期，被人尊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对大脑的认识就比较超前。希波克拉底在其有关癫痫症的著述中这样评价大脑的功能，“人们应当知晓，愉快、高兴、笑和运动，悲痛、伤心、勇气和哀伤……这一切都来自大脑……”。在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时期，著名医生盖伦对大脑的重要性有更进一步的清醒认识，他对大脑的认识已经理论化。基于执业经验的总结，他认为人体所有的肌肉都通过神经和大脑相连。在今天看来，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或者盖伦，通过自身实践得出的有关大脑的认识是基本可靠的。可惜的是，他们的真知却扭转不了大众已经从哲学家那里接受的谬论。
经过逾千年的中世纪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持有经验主义的哲学家起到了扩散真知的作用。例如，著名哲学家笛卡尔对大脑的认识继承了盖伦，并认为有关人和动物的大多数行为，都可以通过机械唯物的方式加以解释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也被称作科学和哲学的蜜月期，科学借着哲学家们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观点的流行，获得了长足进步的舆论支持。
但是，哲学本身并不会让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获得实质的进展，要进步还得靠科学家们的埋头钻研和探索。他们电击死青蛙的神经，发现死青蛙的腿部肌肉会收缩；他们给神经细胞染色，看清整个神经细胞的结构，或是分辨不同的神经细胞；他们发现了神经细胞传递信息的途径和方式。到上世纪后叶，研究大脑的科学家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运用化学、电子显微镜学、基因学、计算机科学、脑成像学等等，为人类了解自己的大脑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收集了崭新的认识。
步入21世纪后，人类对大脑的探索方法更多、规模更大了。2013年，欧盟和美国先后宣布启动了耗资巨大的“脑研究计划”，这是被视为能与登月计划相媲美的科学伟业。单看欧盟的人类大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该计划总投资达12亿欧元左右，来自26个国家、135个研究机构的数百位科学家将参与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大脑计算机模型。
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使得大脑作为神经中枢的观点已经牢牢树立。在中国，科学的强势和无可辩驳，让一直以来受心主神明观念指导的中医有些无所适从。一位曹姓中医的大声疾呼似乎能代表中医界的窘境，他说：“在没有建立’脑主神明’的理论体系，在辨证中‘脑主神明’还不能应用于中医临床的今天，为了不扰乱中医的有效系统理论，还是‘心主神明’为好。”这样的榆木脑袋在神州大地几乎遍地皆是，他们抱残守缺，没有接受新事物的勇气。然而，无论我们对旧事物怎样地钟爱有加，时代的车轮将会借着科学的进步的动力滚滚向前。我们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迎头赶上，或者被碾过头顶。
作者：捣蛋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