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少年的往事:开拖拉机供我上学的父亲,我却不想承认他

当一个人从底层爬起来,最急切想要甩掉的,或许正是供养他的家庭以及落魄邋遢的家人。本文作者是一名艺校高材生,患有白癜风烂疮的父亲,是他闪亮人生里的一块疮疤,诅咒和亲爱,撕扯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这或许就是攀登的代价。

父亲有病。我尽量离他远远的,远到像两个陌生人。在学校里,我总在填写父母联系方式时,故意把他的手机号写错一个数字,但三年级的一次家长会,父亲还是顶着灰白的头发来了。

喜欢的女生偷偷问我,他是不是我爷爷。我羞红着脸,点了点头,也在心里发誓,永远不向同学提起父亲,这个曾给了我无数高光时刻的人。

父亲出生于1967年,初二被迫辍学后,他便到沙塘里挖沙。早早卖力气,个头仅有一米七。我七岁时,农村的房顶材料从混凝土改用楼板,父亲便买来拖拉机做拉楼板的生意。

在闭塞的村庄,父亲每次跑车,对年幼的我来说,像是水手的一次远航,将满载而归。我有时得到几颗螺丝钉,有时是几段楼板上多余的钢筋,有次父亲还在路上捡到了城里小孩丢掉的玩具车。

父亲那时年轻,胡子梢头还带着青茬,常拿胡子扎我。我们一起坐在拖拉机上,居高临下望着乡村破落的街道。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嗡鸣,仿佛一架战车驶过村庄。

为了拉活,父亲买了架二手的诺基亚。找人拉楼板的电话有时半夜打来,父亲眼睛还未睁开,脚已迈出门,然后满脸倦意、一身泥灰地回来。

有时跑远程,父亲舍不得住宾馆,就在车上搭两床被子。常备在车上的,还有最烈、最便宜的烟,父亲经常说着话就剧烈咳嗽起来。

赶夜路时,城里不让过,父亲往往挑乡下小路绕。有次,我翻家里柜子时看到两把缠着胶带的刀,却从没听父亲提起过。

我八岁时,父亲身上开始出现鲜红的疙瘩,上面长着类似白色菌类的毛。他把白色药膏涂抹到全身各个地方。有时他够不到后背,让我帮他。我便忍着刺鼻的药味,拿手指给他抹匀。抹完一块块凹凸不平、丑陋的皮肤,我都要洗四遍手,感觉自己的背也痒起来。

父亲得的是白癜风,像他被遗传一样,也有几率遗传到我。每天我妈都要洗床单,上面沾满了他前一夜掉的皮。一次,我对柳絮过敏,身上起了红痘,表哥举起我的手大叫:“他也有白癜风了!”我死命抽回手,朝表哥裤裆狠狠踹了一脚,心里对父亲充满了怨恨。

他的脾气也变得越发暴躁,当着我的面打骂我妈,她为此哭了好几回。之后父亲不在时,妈妈常半夜出门。走之前,她会蹲在床前听我的呼吸声。我装作睡着,等她出门后,睁着眼躺到天亮。

我不知道妈妈去了哪里。有一次,我听到她在电话里说:“他们家里人血液里都脏。”我站在她背后,觉得自己就像个外人。

这一切,都拜父亲所赐。

父亲成了我心底一道秘密的疤。每回家长会前夕,我盼望着他接到楼板厂厂长的电话,这样他就可以几天几夜开着拖拉机颠簸在外面。

父亲吃了没有文化的苦,总用长着厚茧的手,重重压在我瘦小的肩上说:“好好学习!”这让我不敢把考得不好的成绩单拿回家,就到学校旁边借小卖部的打火机,偷偷烧掉卷子。

有次被父亲撞见,他马上拿出褪了皮的裤腰带抽我,一下又一下,嘴里骂着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行:上网、逃课、不学无术……我咬牙忍耐,数着数,心里骂着:“打得好,再来,有种你他妈再打一下。”

我在心里说着话,防止自己哭出声来,但父亲丝毫不懂得怜悯,也看不见我碎在地上的眼泪,于是我偷偷闷在房间里诅咒他。一个雨夜,他湿漉漉地回来,说跟他一起卸楼板的人,车碰到高压线被电死了。那时看到他惊恐的表情,我心里不免幸灾乐祸:我的诅咒差一点灵验了。

后来上了初中,我获得了在学校住宿的权利,两周坐公交回一趟家。中间不用回家的周末,我泡在网吧里通宵,在LOL里尽情杀人、推塔,暗想道:既然你这么骂我,我就按你骂的内容做。

一次跟朋友开黑,我戴着耳机、嘴里吐着脏话,猝不及防被人揪了起来。

父亲领着两箱蒙牛纯牛奶来看我,发现我不在学校,一路找到网吧。他用力扯掉耳机,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推出门外,狠狠地打,当着同学和过路人的面。他拎起牛奶想砸我,却碰上了网吧的门,整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

网吧老板立马招呼了几个带纹身的大汉冲出来,把我和父亲围住,叫他赔偿四千块。那时,父亲一个月生意好也就赚这些。以往脾气暴戾的父亲,气势一下子软了,像小孩般不住地弯腰道歉,又滑稽又可怜,最后他把兜里所有花花绿绿的零钞掏出来才算了事。

父亲又边鞠躬边捡回了牛奶,后来蹲在大马路边抽烟,把烟头狠狠碾灭,他从嘴里挤出一句:“给老子两块钱坐公交。”

不断逃课、上网吧,鬼使神差的是,我占了市区最差初中的一个指标考上了重点高中。高中离家几十多里,周末我都可以呆在宿舍。

当我越长大越自由,父亲好像一天比一天松弛了。每次回家,他依旧拿出药膏挤在那条烂腿上,受不了痒,腿上常被他抓得血肉模糊。夜里出车时,寒风就从拖拉机头里灌进去,父亲早早患上了风湿。

他咧着嘴僵硬地上药,像是给一辆破旧的老机器抹油。他仍用着那架诺基亚,总说扔掉旧的再换新的,里里外外又得不少钱。

作者图 | 过年父亲拍的照片,树上是他挂的彩灯

远离了父亲,我如释重负,学着伤感文青的方式在同龄人中贪婪地生活,竟沾了重点班几个学生的光,可以出国参加一项比赛,不过是自费。

我跟父亲打电话说我能出国的消息,他下意识觉得是在骗他。我原封不动地转述老师的话,又提到费用,三万六千八。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抖了抖,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终于父亲说钱的事情不用发愁,我只管好好比赛。

不久我拿到钱,在美国各地跟着导游玩了半个月,父亲向亲戚东凑西凑的款子像流水一样花光了。我回来跟他说,比赛得了二等奖。

其实这并非国际赛事,到了国外还是跟中国学生比,不过换了个场地。其他同学早就去过别的国家,只当开阔眼界。我怀着愧疚,钱却没有办法退回来。跟同学扫荡商场时,我佯装愤恨地说:“忘了带个大点的行李箱,让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大买特买。”

回国时,我用仅剩的钱在折扣店给父亲买了件外套,多少弥补了我的负罪感。当父亲换上新装,从卧室拖拉着鞋走出来时,我觉得他一下子萎缩了,新衣服那么整洁,他佝偻着背,像一颗干瘪的枣。父亲兴奋地要和我比比个子,我闪开了。

父亲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儿子出了国,这在村里绝无仅有。我的谎言和浪费的钱像刀一样剜在他身上,他却骄傲地把衣服掀开,暴露出这些伤口。

出过国后,我也开始感到深深的不甘,不想一辈子耗在小村子里,我选择了艺考。想上名校,这在当时看来是种捷径。

形体、播音、即兴评述……报各种班的账单,源源不断地砸向父亲。交完培训费后我才发现,周围选择艺考的人从小就学过舞蹈、乐器、绘画,本身有才艺。我也想速成一个乐器,花钱成了缓解焦虑的办法。

我买了非洲鼓,上着一个小时四百块钱的课,父亲开拖拉机跑几百公里才能抵回来。我花钱的去处,是父亲从未见过的世界。

他起初非常惊讶,我只说压力很大。父亲只回了句“别怨爸爸”,之后为了不给我增加烦恼,慢慢对我要钱没了反应,只是日日夜夜忍着风湿痛和瘙痒,在拖拉机上颠着、熬着。

没想到努力准备一年后,我失败了,却很不甘心。自私的我活在成名的梦里,父亲活在我的梦里,而我要再来一年,意味着再花一遍的钱。一个北京的大四学生联系到我,说我很有潜力,差的是针对性的引导。他愿意带我的小课。

学长的话又燃起了我的希望,我兴奋地转达父亲,他皱着眉问多少钱,我估算了一下告诉他,“一天也就三百吧。”父亲默默退回房间,说要考虑考虑。我继续跟那个学长沟通,谈到价钱,他说:“你是我第一个学生,给你按最低的市场价算,一天两千。”

吃晚饭时,父亲慢悠悠地开口,说他同意了。我没吭声,他问怎么,我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想了想不太划算。”内心翻涌起一阵苦涩。

第二年艺考也不尽人意,考到最后我干脆放弃了包装自己的所有准备。面对五个考官,我不慌不忙地脱掉冒牌的阿迪达斯羽绒服,跟他们讲起我的考学经历、我的家庭、我那开拖拉机的父亲。我恨他,诅咒过他,希望他在某个雨夜被电死。然而,我讲的时候却满怀愧疚和负罪,直到泣不成声。父亲像道无法愈合、让我又痒又疼的疤,我也像他身上那些血流肉烂的伤口,带给他无尽的辛酸。

走出考场时我在想,刚才短短的十几分钟,是父亲开了多少次的拖拉机换来的呢?

没想到最后我考上了,可之前两年已经花了有七八万,耗尽父亲五十年的血汗。到了送我上学时,他嫌高铁票贵,不愿来。我劝道:“你不是没去过北京吗?”后来提出帮我拿行李,父亲才同意同行。

我用手机给他在天安门前照了张全身相:晒得红黑的皮肤,穿了好多年的凉皮鞋,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脸庞像是树的年轮,布满了皱纹。

父亲更老了,我曾把他的生日记在备忘录里,但没再看一眼。这时父亲乐呵呵地靠在栏杆上,身体有些僵硬,仿佛从来没有放松过。印象中,这似乎是他第一次旅游。

下午进学校,我又担心起新同学看见他,急忙给他买了张票。父亲心疼钱,我知道他一定会去赶火车避免误票。他在北京仅呆了不到两天便匆匆离去,继续他日复一日奔波的生活。

我知道,他会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有个考上名校的儿子。而我,则会向所有人隐瞒自己有个开拖拉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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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王正

编辑 | 张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