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了一大批关于大脑的书。如果你想把这些各执一词的文本都弄懂,大概会读到昏迷。所以,当我打开英国行为科学家尼克·恰特(Nick Chater)的《思想是平的》(The Mind Is Flat)这本书时,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致。虽然说书名还挺有趣的。但我一开始阅读,瞬间就精神抖擞了。也许是因为开篇浓墨重彩地探讨了安娜·卡列尼娜,还让读者试着揣测她自杀的动机。我们该怎么解释呢?要是蒸汽火车在最后关头急刹,安娜活了下来,然后被送到一家瑞士疗养院接受康复治疗——她会如何向心理医生解释试图自杀的原因呢?
不用在意安娜只是个虚构角色,恰特写道。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会以同样的方式拷问他漫长精神旅程的来踪去迹。可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幸存下来的人,不管怎么努力厘清内心的千头万绪,当心理医生问他为什么自杀,他只能说出一个“故事”。恰特的论点简直狂妄:不存在所谓动机背后的深层真相。“任何治疗手段,无论是梦境分析、词汇联想,还是实验、脑部扫描,都不可能揭示人们的‘真实动机’,不是因为它们藏得太深,而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他写道,“所谓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及被认为容纳于其中的信念、动机和恐惧,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想象出来的。”
好吧,我心想,如果恰特继续这样大放厥词,《思想是平的》这本书也就是平的了。然而,他接下来对现代认知研究与实验的版图展开了一番巡礼,并精准地抨击了一个又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中备受推崇的、所谓混沌大脑中的潜在真相,而它们在我们的文化中被奉为真谛。恰特写道,情感不是预先形成的感受,只等我们表露出来;它们其实是暂时的即兴乐段,为身体反应伴奏。我们的大脑就像爵士乐手,尽力在每一个瞬间编造出最好的思想和行为。探寻更高阶的意识也许是个诱人的想法,恰特写道,但这无异于“踩着高跷胡说八道”。你是否也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探索了心灵活动最深处的奥秘?“正相反。”恰特写道,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的意识流风格是“成功的思维过程的最终输出”。(好吧,这说法有点傻。)
不管怎样,我被《思想是平的》迷住了,一口气读完。我在其他几本最近出版的书里也读到过类似的观点,尤其是神经科学家丽萨·菲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的《情绪从何而来》(How Emotions Are Made),这本书细致地展示了为什么“情绪是大脑为身体感知创造的意义”。然而,恰特那些无所顾忌的论断攫住了我——比如“我们都一直活在一个骗局里,罪犯是我们自己的大脑”——虽然我不敢肯定他说的是对的。所以我等不及和恰特本人谈谈,看看我是否误解了他笔下的无意识(unconscious),并解开我满脑子的疑惑。他的答复充满了欢快的情绪和深刻的洞见,与我从他书中感受到的捷才相映成趣,尤其是他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称作“心理学的占星术”,真是精妙。我抛出的第一个话题是精神疗法,因为“在无意识领域漫游能够解放心灵”这一金科玉律,正是恰特最渴望颠覆的。
—Nick Chater
注定失败?
因为事实上,不存在什么隐藏的、深层次的内心故事。反之,是你有了一本小说最初的草稿,或者一些不连贯的笔记。你只有一片不连贯的混沌。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混沌。一旦这些不连贯的东西种有什么造成了麻烦,比如我们很想做某件事却又恐惧它,包括害怕蜘蛛等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就构成了我们想法与行动之间的冲突。
有啊。并且我认为,一个实际的治疗目标可以帮助人们以更连贯、整体的方式认识世界。对于病人来说,这样做大有裨益。
如果我们以为有意识的思考是由隐藏的心灵深处生成的,就会开始折磨自己。
嗯,其实很难。不是治疗师说一句“我看到你这里有个心结,我们把它解开就一切都好了”就能搞定的。它需要一个创造性的飞跃。就像写小说一样难。如果你以为只要把剧情安排成连贯的整体,不要让角色太突兀就万事大吉了,那当然觉得写小说很简单啊。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理解生活煞费苦心,这至少不比写小说简单。
事实上,我们的思想不是基于连贯性的,而是基于先例,基于对过往经验的一种变体或延展。过去的种种经验相互依存, 创造了我们的思维习惯。有些过往是糟糕的土壤,会孕育出我们深恶痛绝却难以摆脱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
有些人会说,“既然不存在隐藏的思想深处,精神疗法不就易如反掌了吗?”可是这个事实反倒让精神疗法难上加难。因为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只要稍加修改就能变得连贯完整的故事。我们面临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零开始创造对生活的理解,还得把故事说圆了。
我觉得无论什么生活困境,都没有立竿见影的万灵药。但是,丧亲的打击可能会摧毁一个人的人生观。想象一下孩子或爱人离世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你可能拒绝接受现实,而纠结于这种想法正是你走不出来的原因。这和剧本里写的不一样啊。生活不该对我下此狠手。我的生命,我爱人、孩子的生命都有既定的路线和方向。可是现在,我该怎么接受这一切?简直是在开玩笑,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意义。曾经有个面临离婚的朋友对我说,他感觉有人刚刚抢走了剧本,还揉成了废纸。你眼中的未来只剩下一片虚无。
然而,当悲剧从天而降,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写故事。我认为当人们试图改变,比如跨越丧亲这道坎时,所做出的努力大多是创造性的再想象(re-imagining)。既然那么糟糕的事情都能发生,我们得找到一种诠释世界意义的新语言。也许我可以把逝者的一生看作非常美好的一生。虽然比我设想中的短暂,但我可以放大那些积极的部分。
我想我会首先告诉他们,我们理解身边人的方式,以及那些塑造我们的行为和心理习惯,都能深刻影响我们对生活的感觉,决定我们能否应对生活的挑战。因此,治疗的目的之一是引导人们构建新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从而帮助他们继续前行。治疗不是为了,比如说,揭露、纠正无意识的动机、信念之类的,而是为了帮助有意识的大脑向前看。
深刻理解我们的思考本质上是浅薄、即兴的,会带来不少好处——试图挖掘自己的内心深处通常会制造一些麻烦的幻想。如果我们以为有意识的思考是由隐藏的心灵深处生成的,就会开始自我折磨,拷问心灵深处到底有什么东西。在那个丧亲的例子中,人们可能会思忖:“我是不是不够难过?我这么快恢复是对的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够爱我的伴侣(孩子)?”于是你在找寻所谓内心深处的真相的过程中备受煎熬,我认为,正是这种感觉让我们阻滞不前。
人们也会出于同样的谬误毁掉恋情。假如我们勘探自己的内心,寻找我“应该”对伴侣感觉到的那种爱,然而,可能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会不会根本不爱她?可能找到了,但太少了,或者太多了。如果一直沉浸在这种想法中,你可能会达到一种病态的状态。一切的祸根就在于,我们误认为内心有深层次的真实,而外在的现实不符合它。更进一步说,一切关于真实感的想法都很危险,因为这预设了存在真实的和虚假的两种感受,而且真实感受藏在我的内心。于是我们整天惴惴不安,就怕搞混了真实和虚假。对于这种感受的区分,我们应该持怀疑态度。
因为我们的大脑为了回答这些对内心世界的拷问,会在问题被提出的时刻,立马创造性地编造一个答案——而不是从内心世界储存的那些既有的想法、感受和动机中寻找。这很容易发现。如果你用稍有差异的方式问自己同一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可能是彻底矛盾的。我们的大脑总是在编故事,虽然不一定很连贯,但它绝不是内心世界的报道者。然而,大脑编织的故事太流畅、太吸引人了,我们轻信它报道了事实,很难发现这都是它虚构的。
我认为无意识这个比喻很危险,是因为它暗示了无意识心灵内容可以变得有意识。林林总总“揭开无意识的真面目,并转变为有意识的东西”的理论,背后的预设都一样,那就是无意识和有意识其实是一类。也就是心灵的冰山比喻:冰山露出水面的尖,和水底下不可见的绝大部分一样,都是冰做的。我认为这种说法错得离谱。实际上,我们有意识的体验、思想、交流的片段,和那些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东西——所有那些神秘的大脑过程,包括安放和读取记忆,整合碎片化的信息等等——在类型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每一个层级上,流过大脑的东西都是思想,比如图像、疼痛的感觉、语言的片段。但是生成这些思想的无意识大脑活动属于另一类型。就算我们明白了数十亿的神经元如何协作,借助这些理论辨认出一张脸或者理解一段演讲,也会发现这个过程与意识流好像没什么联系,就像肝脏如何运作和意识流毫不相干一样。
假如我们勘探自己的内心,寻找我“应该”感觉到的那种爱,那么它在哪儿呢?
这个很难说清楚啊!大致来讲,思想就是意识体验的内容:流过你有意识的大脑的那些疼痛、刺痛、形状、运动、声音、语言的碎片等等。在弗洛伊德之前,人们会认为存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思想是很怪异的事情。大脑被看似有意识但其实无意识的思想活动充斥着,这确实是极具颠覆性的想法——但这是个误判,我认为。
我认为这不是语义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个实质性问题。无意识思想这种看待大脑工作的方式,是极其偏狭的——它假设了,占据着我有意识的大脑的思想很好地表征了大脑如何运作,然而这些运作的对象又是我意识不到的。大脑的真实运作方式其实更加奇怪:大脑的感知、语言处理、运动控制、记忆等机制都帮助生成有意识的思想,但它们一点也不像有意识思想的隐藏“副本”。
大脑的活动是无意识的——这句话可以是对的,但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意思。我们容易掉到一个思维陷阱里:“好吧,你说大脑活动不是有意识的,那么大脑一定在做无意识的事情,那肯定是无意识思考了。”思考是什么东西?是信念、推理、动机、计划、疼痛等等流经有意识的大脑的东西。然后我们顿悟了:“原来如此,大脑有两种思想,被某条神秘的意识边界分开。”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存在一些我们意识不到的大脑活动,这没错。但这些大脑活动不等于无意识的思考。
那当然。它们完全决定了有意识的思考。它们是不断生成有意识的体验与思想的机件。
嗯,我能确定不是。但是思考一下,光是意识到这首歌是我熟悉的,而且歌手是大卫·鲍依,就牵涉到多少大脑活动啊。我们没办法内省地通晓这些大脑过程。我们永远是这样的,我们只能意识到大脑过程的最终输出——“啊,那是鲍依”——而对过程本身一无所知。大脑中无意识的操作对思想至关重要,但它不等于思想。
没错,无意识影响着思想的东西无处不在,遗传、个人经历、思维习惯、我们使用的语言和隐喻等等,无法穷举。但是这些无意识的影响,包括支撑着思想的大脑活动,本身并不是思想。我们太容易犯这种错误了。还有一个思维误区是,我们以为通过自我审视,或者心理治疗、脑成像之类的手段,就能把这些所谓的无意识思想挖掘出来,把它们带到意识的阳光下。然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脑运作和其他生物机能一样,都没办法变得更有意识了。我们可以像讲故事一样描述肝脏的工作任务,说免疫系统混淆了自体组织,或者自私的基因之类。我们也可以讲讲大脑的故事——假设它可能压抑了信念,怀着隐藏的动机,潜入集体无意识,随便什么东西。但这些都是比喻,不符合事实。大脑对无意识思想的参与并不比肝脏、免疫系统和基因更多。
我认为情绪是一种诠释。理解你自己或他人的情绪,与理解小说中角色的情绪多有类似。你置身于某个情境中,产生了某个生理反应,于是你需要对它加以理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站在高楼的窗台上,汗如雨下,神情紧张,你就会想,“这可不妙啊,他害怕掉下来,他正感受恐惧。”如果窗台上的人换作你自己,你也会想,“天哪,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肾上腺素飙升,不停冒汗。”还有,“救命啊,我要掉下去了。”可是当你在百米赛跑的起跑线上时,也可能产生同样的生理症状。所以说,生理状态极其模糊。关键在于,感觉不是从心灵深处的什么地方迸发出来的。感觉不是预先存在的。它们是大脑对身体状态进行即时诠释得到的最佳反馈,而且受当前情境的影响。
宗教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它很好地例证了我的观点。
如果你问那些信徒是否相信他们的教义,答案是百分百肯定的。可是,要阐明他们的信仰与教义是怎么契合的,却很难做到。我没有说探究我们何以相信科学就是小菜一碟了。我们关于一切事物的思考几乎都是不连贯的。也许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过于复杂了。话说回来,拿圣餐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举个例子吧。信奉这条教义的人认为,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真实地存在于面饼和葡萄酒里。但你试着剖析一下,深入理解这句话——你根本做不到,信徒也做不到。这根本就不可行。我认为这个例子说明,人们以为自己对某件事深信不疑,其实只是攥住了它的表象。鉴于我的粗浅之见、生活经历等等,我选择相信你说的话。我甚至甘愿为此死在火刑柱上。
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大脑是个顺序处理机器(sequential processor),每个时刻只能思考一个想法。每一次思考,你都得吸收巨量的碎片化信息并加以整合。这些信息可以是感官的、语言的,或记忆碎片。而宗教最擅长的事情,也许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所有的信息环环相扣。你会感觉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都豁然开朗。就好像你看着一张很难懂的图片,突然想到,“噢,我明白了!原来是张牛脸啊”,或者“这是条狗”。
这时候,也许这些信息碎片其实并没有整合起来,但它给你一种连贯一致的感觉。一旦你开始搅乱这种连贯性,生活的意义也就被减损了。有些人心甘情愿维护某种世界观,拒绝任何偏离。这样一来,他们损失了创造性地理解生活的能力,眼中的世界变得狭隘,并且不再有新的人生目标。人们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思考生活,而且新方式并不比原有的方式无聊。然而,质疑是痛苦的过程,至少短期来看。质疑我们相信的任何东西,包括宗教,都不会令人愉快。
它让我们着眼于理解自己生活这项创造性工作,而不是执拗地想解开什么心灵密码。我们如何才能提升生活的质量?如何才能更连贯、深刻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继续前行?为了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必须往回走,就像写小说或者证明数学题那样。有时候你得退后几步思考:等等,我在这儿犯错了,我不应该让人物这样发展,我计算出错了。但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项工作看成向前进展的,不要觉得自己甚至所有人都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控制之下,只有向内心探寻才能找到这种力量。向内看是没有建设性的,我们应该向外看,看对方向。生活中我们应该时刻向前展望,才会有积极的收获。
翻译:有耳 校对:玛雅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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