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之战最终以大顺军惨败而告终，虽然清军的战斗力较强，这是事实，但诸多史料的“马迅风疾，飞矢雨坠，”则是胜利者的夸张。但是为什么大顺军从山海关以后直到败死，几乎再也没有打过胜仗？这就要从山海关之战以后的战略和大顺军从一开始的内政这两点来分析。
▲李自成败亡路线示意图
大顺军山海关之战以后的战略：
一，山海关战役的失利，如果处置得当，有可能只是成为局部的暂时的失利。大顺军在此战除了刘宗敏负伤，李双喜战死以外，诸多战将并没有战死，可想而知，大顺军的损失其实并不大，完全可以适时组织反攻。当吴三桂与清兵结盟时，多尔衮也考虑到“流贼横行久，扩而众，不可轻敌。”多尔衮这里指的是，李自成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对能否战胜李自成，多尔衮是有顾虑的。如李自成能利用自己的优点和敌人的弱点，持重待机，是不难找到适当战机的。但是在山海关之战以后，大顺军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
二，李自成在撤退过程中，多尔衮忙于安排清廷入关，只给了吴三桂军队万人追赶李自成。如果李自成能从容处置，此时的他依靠有利的地形，凭借众多的兵力，广大农民的支持对吴三桂的追击部队完全可以在运动中围而全歼，最低程度也可以有效地阻止清军进攻。但李自成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吴三桂反而利用了官绅阶级的正统观念，假为崇祯复仇之名，以售其好。这就使李自成功败垂成，倾于一旦了。
三，从北京城这个国都撤退。不得不说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尚有十多万兵力。如能在北京城严密设防，清吴联军根本无法攻破北京城，要知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时候，城防设施基本完好无损，最重要的是清吴联军是没有后勤粮草补给的，而大顺军此时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北中国，不管之前的战乱多严重，就算是断了漕运，但在如此辽阔的区域后勤补给肯定比清吴联军容易的多，相持时间越长，对清吴联军就越不利，一旦清吴联军为了后勤粮草发生争执，或者为了别的利益反目，大顺军就有可能翻盘。可是李自成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就从北京撤退。
不几天就逃回西安，如此迅速的溃退，在历史上还不多见。那么为什么李自成会逃回西安呢？这就是之前在2种错误思想影响了他的判断。1.在之前在西安称帝时，相信了所谓“关中，大王桑梓之邦也，得天下三分之二。… …建立帝业”的书生议论，企图割据一隅，作五代和南宋偏安的残梦。2.过往的经验主义。李自成与明王朝苦战十几年，其中多次遇险却又都能东山再起，危而复安，败而复起，因此想凭借关中地区依山傍河的地理优势，实现战退守万无一失的计划。因为这二点，李自成在山海关小受挫折以后，就仓惶逃回关中。但是李自成这些设想，无疑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一离北京，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失败命运。
以上的三个战略错误，犯一个都可能满盘皆输，李自成居然不可思议的全犯了。但是最严重的还是之前占领北京城以后的忘乎所以，选择性失明了山海关这个地缘枢纽，这是整个1644年他和他的大顺军最大的军事败笔。但是大顺军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上的。
现在就叙述下大顺军的糟糕内政。1644年，大顺取明而代之的景象已经渐渐明朗，但是大顺政权却并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大顺政权是一个由起义农民建立起来的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它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在这些政策中，一部分虽然是适应广大贫苦群众的呼声而制定的，并不违反地主阶级的利益，如“平买平卖”之类。另一部分却直接损害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实力派—官绅地主)的利益， 如财政政策。明朝末年，统治者为了应付内忧外患，不断增加赋税，仅崇祯年间就三次加派，沉重的赋税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
这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深知民间疾苦，因而提出了同明王朝截然相反的财政政策。大约在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的襄阳政权制定了“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现有史料表明，直到大顺政权的鼎盛时期，它在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在内的管辖区里是不征收赋税的。襄阳政权时期，由于兵马不算太多，政权机构也比较少，粮响费用尚不难筹措。
但是1644年正月以后，在西安正式建国的大顺军，随着军事上的一帆风顺，兵员日增，占地日广，要解决数达百万的兵马供应和各级政权的开支，原来所采取的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明朝官府有限的库存钱粮，加上规模不大的屯田收入，远远不能保证需求。更早一些时候实行的打粮办法，这时更不能用，因为地方已经是自己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的无非两种办法：一是收回“三年免征”的诺言，走所谓轻摇薄赋之路，二是坚持三年内免征赋税，另辟财源。大顺政权领导人选择了后一种办法，他们开辟的财源就是追赃助饷。
这项政策推行的时间是1644年春夏，正是大顺政权在军事上突飞猛进的阶段。追赃助饷的时间并不长，地区却极广，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把全部国家的财政负担加到官绅地主身上，这在革命性上应当充分肯定，可是，它在政治上导致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地主阶级归顺李自成，把他当作自己新的靠山，是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前提的，李自成虽然也从政治上招抚他们，在经济上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何况，追赃过程中势必动用国家权力，刑拷相加，官绅体面随同他们的金钱扫地以尽。这对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之所及，他们内心的追悔和愤恨不难想见。
当大顺军在前线节节胜利时，地主官绅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是“人人饮恨，未及发也。”众多史料种不难发现双方矛盾极度紧张，只是尚未表面化罢了。山海关战役以前，这种阶级对抗是潜在的。农民们如释重负，个别官绅地主中的死硬分子山海关战役以前就已经狗急跳墙，公然与大顺政权为敌。
▲闯王陵
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状况，说明大顺军里包括李自成本人在内根本没有人意识到“追赃”行为根本无法建立起一个能够对天下实行有效统治的政权，或者说以农民为主的大顺军将领本身也并不具备统治天下的素质。比如说李自成曾经让军师宋献策代他出面规劝刘宗敏放了吴襄。但刘宗敏不仅不听劝，然而更变本加厉的“追赃”着每一个前明官员。其实刘宗敏不仅是大顺军的2号人物，更是手握重兵。所以李自成眼见规劝无效，却也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刘宗敏等人。可能按照李自成的想法是既然吴三桂铁定是要投降，那何必为了一个降将和自己的大将发生不愉快呢？但想法归想法，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刘宗敏对吴襄为代表的地主的做法不仅直接牵动了吴三桂的想法，更是牵动了1644年的王朝更替。这样的内政失策自然也就使得大顺军在以后的战役里再也没有了翻盘的机会。
▲闯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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