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产生利润?

希腊钱币博物馆规模不大,也许是因为展品小,不需要太大的场地。流连其中,会产生一种重回古希腊的冲动,奇妙的感觉来自这些小小的银币。既然拥有欧元可以来欧洲,似乎拥有这些货币就可以去古希腊。无奈空间能易换,时光难倒流。博物馆藏品中,很多钱币是窖藏出土,保存完好,光亮如新。只有旁边摆放的、曾经盛装它们的陶罐显示出岁月的痕迹,像一个忠诚的仆人诉说着历尽千年、劫后余生的经历。而真正的主人却浑然不觉,依然沉浸在受人尊敬的荣耀中,只不过地点从集市搬到了博物馆。

希腊钱币博物馆中窖藏出土的陶罐和银币。

古希腊货币主要用银制造,极少数城邦也用过铜。公元前6世纪雅典附近发现的大银矿,成为雅典城邦的重要财富,制造出的大量银币,为提高商业水平发挥出巨大作用。古希腊银币制作精美,举世闻名。通常是两面都有图案,或神像或动物,尤其打制人像的传统延续至今,为许多历史人物保留了相貌。古希腊很多城邦都打制自己的银币,各具特色,彼此的成色、重量趋同,便于流通。雅典城邦的主币非常有代表性,直径25毫米左右的不规则圆形,重17克左右,单位是4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单位)。正面是雅典城邦守护神雅典娜的右侧面像,戴头盔,杏眼圆睁,端庄典雅。背面是一只猫头鹰,身体侧立,转头正视,憨态可掬。猫头鹰左侧有三片橄榄叶和一弯残月,右侧是古希腊文“雅典”。传说猫头鹰是雅典娜的守护鸟,帮助夜间传递消息,也是智慧的象征。残月是纪念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湾海战,当时月亮的位相处于残月状态。猫头鹰在中国俗称“夜猫子”,叫声难听,民间视为不祥之物,没想到在古代雅典居然地位崇高,还被打制在货币上,流传千古。中国的猫头鹰们只能感叹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了。

雅典城邦的银币。

古希腊钱币的形制明显与现代大部分国家的硬币相似,而同时期中国的钱币上没有图像,全是文字,而且形制差异极大。中国在东周形成了分散的货币体系,主要是铜铸币,楚国地区有少量切割黄金作为货币使用的遗存。中国东部少银矿,未能铸造和使用银币,是一个缺憾。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铸钱,有刀币、布币、圜钱、蚁鼻钱等。刀币源于兵器,布币源于农具,圜钱源于纺轮,蚁鼻钱源于海贝,放在一起,就像小孩子玩过家家的玩具。这些钱币与古希腊钱币相比,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其中齐国的刀币铸造精良,古朴大器,非常有名。不过由于钱币形状不一,币值不一,给交易造成不便,犯了大忌。后来秦灭六国,统一货币,铸秦半两。中国钱币才定型为圆形方孔钱,直至清末。

中国早期金属货币。从铜贝开始,逐渐分化出刀币、布币、圜钱、蚁鼻钱等,后统一为秦半两。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俗称为钱。“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挣钱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一定是为了挣钱”,这些话常被引用。不过在没有货币的年代,都无从谈起,因为世上本没有钱,只不过人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复杂,商品交换成为必须,才有了钱。

货币起源于较为复杂的商品交换,准确的时间很难确定。因为早期的一般等价物同时也是商品,即使起到货币的作用,如果缺乏资料,也很难证明。中国关于财富的汉字多含“贝”,甲骨文中就有“贝”字,但是并不能肯定商朝的贝有货币功能,因为作为装饰品的贝价值也很高,可以代表财富。除了天然贝外,还有仿制的骨贝、铜贝、包金贝等。西周时生铜已经是重要的支付手段,因此部分铜贝应该具有货币功能,而且出土数量很多。

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早期有用贵金属支付的记载,但都是计重使用,没有严格意义的货币遗存。世界最早的贵金属货币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材质是一种天然金银合金,俗称“琥珀金”,压上印记,按照统一的标准重量使用。后来吕底亚人又将琥珀金分离提纯成金和银,铸造出高纯度的金币和银币。吕底亚的钱币铸造技术向东西传播,影响到波斯和古希腊。吕底亚也被认为属于古希腊,其实更准确应该是处于东西过渡地区,公元前546年亡于波斯。古印度的货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是打制银币,明显受到西亚的影响。

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埃及一个洞穴中的部分白银窖藏,切割痕迹明显,可用于支付,但还不是标准货币。

吕底亚打制的金银币。

货币的功能很多,通常认为有价值尺度(计价)、流通手段、贮藏工具、支付手段。各种功能之间有明显的内在联系,很难独立显现。其中前两种功能最重要,简单表述就是交易各方都认可货币的价值,能方便完成交易,而后两种功能的商品属性依然很重。早期人类在经过长期实践后,发现谷物、布帛等作为一般等价物会腐烂消亡,不利于交换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而金属有长生不老的特性,于是先后不约而同都选择金属作为主要货币材质,最常见的就是金银铜。

金属是人类继木材、石材后,开发的主要材料,其中金银铜铁重要性靠前。这是四种神奇的金属,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下面是介绍四种金属物理属性的简表:

另外金银铜铁在自然界的存量从少到多,耐氧化性从高到低。因此依据珍稀度和光泽度体现出的单位价值从高到低,一直延续到今天。通常情况下,绝不会见到某人戴一圈锈迹斑斑的铁质项链来炫耀,罪犯也不会带上金质脚镣。

由于有天然金的存在,加上过于耀眼,黄金是人类最早发现的金属之一。黄金硬度低、产量少,在生产中实用性很差,早期除了做装饰品,并无太多其他用途。大自然中缺少天然铁,熔点又高,所以发现最晚。不过铁的硬度高、产量大,适于制造兵器和工具。炼铁在古代属于高技术,很多技术难题一直到现在还在精益求精。银铜居中,银靠近金,铜靠近铁。铜是最早大规模应用的金属,当炼铁技术成熟后,才在生产领域的很大范围内被铁替代。铜后来主要用于制造生活器具和铜币,和银相似。

金银铜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在同一列,化学性质相似,都是制造钱币的好材料。黄金量少,大额支付和贮藏功能显著。银铜量大,可以大量制造钱币,发挥出重要的计价和流通功能。有观点说,圆形方孔钱表明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的理解和认识,此说过于牵强。古今硬币多为圆形,只是为了照顾手感,便于码放和清点,并无深意。古希腊人打制圆形银币,并不表明他们认为地球是圆的,尽管也有个别人这么认为。中国铜钱有方孔是因为中国制钱工艺为浇铸,而其他地区多为打制。浇铸铜钱时,边缘流淌铜液不匀,易产生毛刺,不便使用,必须锉边,而中间留一方孔,用方形金属条或竹木条贯穿,固定铜钱,以提高挫边效率,所以才会有“掉进钱眼儿”等中国特有的修辞方式。

古希腊制造钱币示意图。

《天工开物》中锉钱图,铜钱和人的比例有些不协调。

货币制造,古希腊主要用银,中国主要用铜,各自货币体系独立时看不出太大差异。区别是古希腊的银币在中国可以作为贵金属流通,而中国的铜币在古希腊很难起到货币作用。这种区别对后世的影响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货币的诞生带出利润的产生,不仅强化了私有制,而且逐步将人类社会的各种物品、利益货币化,甚至包括道德和灵魂。利润就是价差,由收入减去成本(包括税费),看似简单,但是从古至今争议不断。最大的矛盾在于生产本身不产生利润,只有通过商品交换、货币买卖才能产生利润,并且由商人首先获得,再流向其他经济层面。这让很多生产者、思想家、统治者忿忿不平,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商人的经济地位在历史中普遍较高,相反社会、文化地位很低,大部分的贬义词都可以扣在商人头上。文学家对商人口诛笔伐,当权者对商人爱恨交加,经常是欲除之而后快。商人凭借利润拥有财富,功劳很大却不被历史尊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过在早期的商品交换中,因为没有货币的参与,所以利润不明显,商人还处于雏形阶段。

一般认为当人们的收获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对于多余的物品便产生了交换的意愿。事实上在此之前,也就是还没有多余物品的情况下,人类就应该有交换行为。这是由生产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如果一位天才能够自己生产从土豆到登月飞船之间的所有产品,还能从事文学和音乐创作,满足所有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那么他根本不需要交换。当然这不可能。相对于生产而言,人类的需求实在是难以捉摸,几乎是无限的,广义上根本无法量化。这与经济学中可量化的需求不同,所以这对矛盾还可以表述为生产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

人类最早的物品交换发生在原始部落之间,是商品交换的前奏。比如农耕部落和渔猎部落,粮食换野味,目的是猎奇、调剂口味、荤素搭配,缺少商业追求。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判定等重的黄金和粮食进行交换,到底谁赔谁赚。与现在儿童间的物品交换类似,有些在今天看来非常离谱的商品交换都曾经很正常。后世闹饥荒或打恶仗的年份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不过要将其视为特例。

随着社会分工,游牧业和手工业出现,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尤其是手工业者必须进行商品交换,否则会饿死。但是由于生产力还很低下,交换量占生产量的比重很低,手工业也只处于萌芽状态。通过贸易往来完成的商品交换,缓解了生产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将资源和产品在人类生活中重新分配,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进步。

进入早期文明后,生产力提高,区域内部的交换变得更加频繁,甚至还出现国家级别的商品交换,例如在两河文明内部、两河与古埃及之间。但是这两个地区的产品结构比较相似,除了土特产和部分手工业商品外,不能提供更多的差异化商品。这一时期基本为易货贸易,总量小、品种少,所以不需要、也就没能产生广泛流通的货币。

在货币被贸易活动逐渐采纳之后,利润便无中生有,站在了聚光灯下,成为商业活动的主角。“无利不起早”,“苍蝇也是肉”,对利润的追求成为商人的遗传基因,并转换为社会前进的巨大推动力。起初能量很小,但是当古希腊人加入后,平淡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人类再也不能回避利润的光辉和阴影了。

古希腊人以贸易立国,商品大量出口,橄榄油、葡萄酒、陶器都是支柱产业。现代人也会用到这三种商品,但在消费支出中比例很小,甚至很多人对此都没有需求。不过当时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高附加值商品,享誉地中海。其他地区的人对这些商品梦寐以求,尤其是统治阶层和富裕阶层。通过商品交换,古希腊的商人积累了大量物资和财富,社会地位很高。商人们遵守契约,利用市场规律,分工合作,分配利益。各城邦都有自己的强项,能做到以销定产。所获利润,除了流向军事、政治、艺术领域外,也向生产技术环节输血,大搞研发。比如陶器,原料不过是黏土,而经过加工,化腐朽为神奇,卖出了黄金价。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分工的细化、交通的改善和大诸侯国政权的相对稳定,逐渐出现较为频繁的商贸往来,形成过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是最好的例证。许多诸侯国的都城都是商业中心,人口密集,还形成了商人阶层。只是因为缺乏数据,否则可以排出中国最早的富豪榜。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化名朱公,辞官下海经商致富、携美女西施归隐太湖的故事千古流传,比陶渊明式的淡泊清高更令普通民众向往。不过商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贵族的附庸。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看,当时交易的商品以地域特产为主,缺少大规模生产的高附加值商品。商人和商品的差异不仅折射出中国早期商业和古希腊的不同,也反映出社会的不同。

如果通过商业活动进行的分配能完全解决生产和需求的矛盾,历史的进程将变得非常简单,但结果并非如此。货币和利润的出现导致社会财富增加,反而加剧了不公平现象的泛滥。对此,人们还得长期依赖另一种更古老的分配方式——它更有文化内涵,人类对其恨之入骨,却又津津乐道,史书记述着墨最多,想到未来又担惊受怕。它不像商业有买有卖,和气生财,而是有攻有守,暴力获益——这就是军事战争。

作者: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