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呐，但生活就是如此孤独。” 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在她的私人日记里写到。她说，尽管我们交换了那么多的欢笑，服下了那么多的精神鸦片，“当你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倾诉你整个灵魂的人，你又会震惊于你言语的无力。这些言语在你灵魂狭窄黑暗的角落里藏得太久，当它们最终得以交流的时候，显得那样粗糙、丑陋，且毫无意义、微弱无力。”
在二十一世纪，孤独变得无处不在。评论家们称它为“流行病”，如同麻风病一般，又像是一场文化的“无声瘟疫”。2018年，英国甚至任命了一位“孤独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然而，孤独既不是一个普世的生存状态，也不是一种纯粹本能的内在体验。它并非一种单一的情绪，而更像是复杂的情绪集合，包含愤怒、哀悼、恐惧、焦虑、悲伤和羞愧。它还涉及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随着时间推移，根据人们对自我、上帝和自然世界的理解而不断变化。换句话说，孤独是有历史的。
英语中的“Loneliness”（孤独）一词出现于1800年左右。在此之前，最接近孤独之意的单词是“Oneliness”（独身一人），仅仅用于描述独自一人的物理状态。“独身一人”如同“独处”（Solitude），源于拉丁语Solus，意指物理意义上的单独一人，并没有暗指任何感情上的缺失。独身一人或是独处并不是病态或是令人厌恶的，而是为一个人提供了在和上帝共处或是独自陷入沉思时所必需的空间。由于上帝始终常伴在每个人身边，一个凡人是永远不会真正孤独无依的。然而在一两个世纪之后，“孤独”（loneliness）一词的含义里充斥着空虚和社交关系的缺失，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本“独身一人”的意义范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当代的“孤独”概念源自于现代西方的文化和经济变革。工业化、不断增长的消费主义经济（consumer economy）、宗教影响力逐渐消退以及进化生物学的普及都在强调一个观念：“个体价值”重于一切。传统父权主义社会里人人皆有明确社会地位责任的理念已经不复存在。
在十九世纪，政治哲学家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替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追求个人财富的行为辩护。
而现代医学强调情绪和体验由大脑产生，并将身体状态分为正常与异常，曾经主导了西方医学两千年的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及其带来的四种气质类型（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让位于这一基于个体身体的健康新模型，这也突显了向个体中心的转变。
在二十世纪，新的心智科学研究，特别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成了判断一个人情绪健康与否的主导依据。卡尔·荣格（Carl Jung）在他1921年的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中，首次定义了内向型和外向型人格。内向型和神经质、孤独联系在一起；外向型则与社交能力、合群与自力更生相连，在美国，这些概念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们和自我完善、独立自主及志在必得的美国梦相关的个人品质紧密相连。
而与内向相关的负面联系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孤独会蒙受如此多的社会污名。孤独的人鲜少愿意承认他们的孤独感。尽管孤独能使一个人更富同理心，孤独的人却时常成为鄙夷的对象，拥有强大社交关系网的人也倾向于避免和孤独者打交道。现在有人将孤独与一些传染病相提并论，就好像孤独真会传染似的。当我们用现代流行病的理解框架来描述孤独问题时，我们很可能在为公众恐慌添柴加火，并且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将孤独描述为一个普遍存在但本质上取决于个体特质的问题，反而让它难以得到解决。
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认识到精神健康和社群归属感之间的密切联系。服务社会是另一种服务个体的方式，因为，正如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他的诗《人论》（An Essay on Man）里写到的那样，“真正的自爱和社会之爱是一样的。”因此，已故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提出孤独具有生理和社会功能这一观点，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孤独正如饥饿，是一个显示我们身心健康受到威胁的信号。这个威胁源于我们被自己的族群排斥。”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紧急时刻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小块大陆，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土被海水冲走，欧洲就会失去一角……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对一些人来说，在英国脱欧或是特朗普自恋的执政表现背景下，多恩的这番话染上了一丝辛酸。这些政治环境的混乱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我们将孤独描述为现代疾病的做法。在多恩所推举的公民政体（body politic）里，国家被比作人的身体，而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则被比作人的疫病。而在我们的现代语境下，孤独被看作现代社会的瘟疫。
译者注：公民政体（Body Politic）是一个中世纪常见的比喻。这个观点将国家比做一个身体，统治者比作一个国家的“头”。其中将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比作人类的瘟疫。
我们现在亟需一套更为精细的评估标准来确定是谁孤独，何时孤独以及为何孤独。政治家们抱怨孤独，因为它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在社会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的今天。孤独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心脏病和抑郁症，而且与不孤独的人相比，他们过早死亡的可能性高了50%。然而变老后成孤家寡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美国和英国并没有跨家庭养老的习俗。孤独和强调个人经济独立的文化息息相关。
在英国，1830年代前，老年人主要还是由家人朋友，邻里和教区负责照看。然而，在此之后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扶贫政策，旨在取消除了年老且残疾的人之外所有人的经济补助，限制了给济贫院的经济补助。同时，他们将济贫补助变成一项贷款，并人为地使贷款的审批过程变得非常官僚主义且不近人情。城市生活的兴起和本地社区的衰落，外加将特殊需求人群集中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建筑里的行为，造成了越来越多空巢老人的出现。各国历史不同，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如英国、南非、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和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如日本、中国、韩国、危地马拉、阿根廷和巴西），其人民体验孤独的方式很可能完全不同。这样看来，不仅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也会造就不同的孤独体验。
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需要开始怀念过去的集体生活，或是断言社会隔离感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完全不存在。恰恰相反，我认为人类的情绪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正如同对触犯社会道德准则行为的义愤填膺需要一个人有正确的是非观和个人责任感，孤独感也只可能存在于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人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组织的个体，而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显然，个人主义的出现侵蚀了社交和群体纽带，并且催生了在1800年前并不存在的一套描述孤独的语言。
过去，哲学家讨论的重心是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现在文化的重心转移了，我们讨论更多的是关于个人选择、欲求和成就的问题。“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作为贬义词首度出现在“loneliness”一词正流行起来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并非巧合。如果孤独是现代瘟疫的话，那么它的病因同样是现代的问题。而也许，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孤独的历史之后，才能从孤独中逃脱。
翻译：胡嘉嘉 校对：张蒙 编辑：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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