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古代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双方所投入的兵力经常为数万乃至于数十万。尤其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中国的战争规模都远超于同期的欧洲。这不禁让人疑惑，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有人将其归结于中国史书的夸张，但这种说法在一些现代考古资料及详细的史料记载面前是缺乏说服力的。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将从国家组织形式、统计口径以及后勤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中国的国家组织形式与同期的欧洲是有很大不同的。
在秦代大一统之后，中国在漫长的时间里大体都处于统一的状态。这不仅是领土上的一统，从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的传播以及科举制度的确立，实际上也确立了观念上的一元化与组织上的一体化（周雪光《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与之相比，在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欧洲已经很难维持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各种势力争斗不休，海盗横行，贵族与庄园主在维持自身武力的同时，并不怎么服从中央政府的调遣。这种组织形式的不同，带来了资源动员能力的巨大差距。
在汉代以后，随着科举、辟署制度确立，地方豪族为了进入地方行政体系而谋求汉朝廷的认可；另一方面，汉王朝则可以凭借这些地方豪族来间接地治理乡土社会——换言之，汉王朝也可以通过地方豪族来动员乡土社会的资源。
这一形式发展到宇文泰统治时期，形成了府兵制度。随着宇文泰统治期间八柱国、十二将军、二十四仪同将军的先后设立，乡兵通过军府的组建成为府兵，而军府首领为国家任命受国家统辖，府兵也就此转化为禁卫军，而受到朝廷指任的军府首领，还必须要承担一部分的粮食供给，以换取维持武装的合法性（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这样一来，中央政府仅需要付出极小的代价便可动员大量的资源，而宇文泰也凭借着府兵制度逆转了与高欢政权的胜负之势。
▲宇文泰的影视形象
当然，这一切基本建立中央政府具有强大实力之前提下，而一个强大的政权也带来了境内的相对和平。就制度学派的观点来说，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尽管依然存在着压迫，但中国古代的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领先于欧洲国家，这也意味着能够动员的资源总量更多。
在欧洲基层组织中，贵族、庄园主保留着自己的武力，他们保护着奴隶免受海盗、土匪的劫掠来换取他们的劳动来获得地方性权威（《西方世界的兴起》）。他们对于中央政权的依附十分微弱，因此中央政权也很难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动员。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带来了国家资源动员能力的巨大差距，所以罗马衰落以后的欧洲世界，实际上很难再组织起大规模的战争。
与此同时，在不同时期，关于参战人数的统计口径是不同的。在职业军人制度正式确立以前，军队数量的统计口径更大，还包含了仆从、劳役及后勤部队，这也使得对于战争规模的纸面数字大了许多。如在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中，“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这里史料中显示直接参战人数达数十万，但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后勤人员。
曹操在整编黄巾军之时的记载也十分有趣。在《三国志》的记载中，“黄巾聚众百万”，但这个百万之数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老幼妇孺的流民之总数，所以“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食”。在其投降以后统计得“男女百万余口”，“降卒三十余万”，其后才是“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曹操的影视形象
尽管黄巾军作为流民的性质相对特殊，但我们也不难看出此时统计口径中仍将后勤部门计入参战人数之中。然而，尽管这些后勤人员或许并没有经过大量专门的军事训练，却仍可能需要参与到战斗之中。直到职业军制逐渐确立以后，负责后勤的部门从正面作战部队中逐渐脱离出去。这一节点发生在宋朝时期。宋太祖篡周以后，为了整合一支战斗力强大的作战部队，设立“剩员”制度将军队中的老弱者从禁军转为厢军，以厢军负责后勤、建设等事务，在一般情况下不参与正面作战。自此，直接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完全分离。
▲表见《战争事典》046
在宋仁宗时期，禁军军籍达到顶峰的82.6万，此时厢军军籍43.3万，总计达125.9万。这一数字看似庞大，但比起前代来说却略有缩小。这是因为在职业军制确立以后，中央政府需要负担军队职业化所带来的沉重的财税负担，导致整个北宋时期军费开支常常占国家税收收入的八成以上，北宋朝廷甚至不得不通过铸造更多的铜币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
另一方面，战争规模还与后勤息息相关。
中国有绵长的长江与黄河，水路交通网覆盖面积极广，这使得战争的后勤保障变得容易了许多。后勤的边界决定了部队前进的边界，而更低成本的后勤供给方式带来的是战争潜能的提升。比如宋太祖在收复南方割据势力时，基本通过水路来运送军队与辎重，大大节约了战争的成本。
▲赵匡胤通过确立“剩员”制度，将老弱兵员从禁军转化为厢军编制
如攻打荆楚的武平、南平势力时，大军便是从襄州沿汉水南下至江陵府；征伐后蜀时，北路军王全斌由凤州沿嘉陵江南下，东路军刘光义从归州溯长江而上趋成都府，均是沿水路进发；攻打后汉时潘美亦是自水路进发，率兵沿富川南下；在征伐南唐时，曹彬领军十万由江陵府沿汉水南下，也时走水路。宋初的统一战争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原因在于自汴梁延伸出来的发达的水系为后勤及行军提供了高度便利。但在西北地区面对党项的战争之中，宋军队伍难以在西北山地中抓住党项的主力部队，而且后勤也难以及时跟进，最终被迫撤离而不得不放任党项李氏的发展。(《战争事典》026)
▲北宋的治领下水路交通网极为密集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战争规模是由很多方面共同决定的。史书里一场会战中双方参战人数高达数十万的记载，它可能是国家资源动员能力、统计口径及后勤供给能力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很难断言是史书杜撰出来的夸张之言。不仅如此，不同朝代因为组织形式、统计口径、外部环境变化及军事制度等种种变量之不同，而带来战争规模之不同，在此我们就不一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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