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改革开放”并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追加的集体记忆，其唯一目的，在于还政权合法性。
以70年代末为时间点，中国以改革开放昂首挺胸地迎来复兴，而中东“义无反顾”地走向堕落，两大古老文明呈现天壤之别。
三大民族国家迎来反现代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苏，新殖民主义国家没能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将国家引向战争或封建统治。中东走向全面的历史倒退，成为当今地球的一块伤疤。
而他们的出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宗教改革。以改革开放给本国民众带来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双重提升，以宗教改革划清信仰与世俗的界限。
土耳其、埃及和伊朗是民族国家，新月沃地和阿拉伯半岛分布着新殖民主义国家。
一、伊斯兰主义复苏，自寻死路
20世纪上半叶，土耳其、埃及和伊朗以民族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西化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三国的伊斯兰主义逐渐复苏。
自百年翻译运动（短暂统一、长期分裂，从中东蹂躏史看伊斯兰教的先天不足）之后，伊斯兰教已停滞千年，当它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后，就会将国家引向倒退。
1、警钟长鸣的土耳其
土耳其全力脱亚入欧。1950年土耳其实行多党制，实现了现代民主的飞跃。8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启动了国企私有化、放开价格管制等一系列自由化改革。积极靠拢西方，目标是加入欧盟。
此时的土耳其，就像当初的日本一样，在国家进步和现代化事业上步步为营、蒸蒸日上。
但土耳其的问题是，凯末尔改革在经济领域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出长期占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的一半以上。而民间资本并不像欧美那样已发展几百年，民间资本的羽翼未丰及民主政治的不成熟导致私有化成为官僚资本和国际资本的饕餮盛宴，与民众无关。
理所当然地导致了贫富差距。80年代到90年代，土耳其GDP保持了4.5%左右的良好增长率，但贫富差距拉大，通胀高企，失业率和失业人数明显增加。伊朗白色革命的弊端在土耳其出现苗头。
1994年、1999-2001年，土耳其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土耳其被欧盟拒绝，再加上军人对民主政治进程的干扰，民众积压的不满，促进了伊斯兰情绪的增长。
1984-1995年，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的支持率节节攀升，达到21.4%。繁荣党被强制取消后，2002年，伊斯兰主义的正义发展党获得34%选票，在议会中一超独霸，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其领袖埃尔多安从2003年开始一直担任土耳其最高领导人。
正义发展党的上台，成为土耳其国运的转折点。传统专制主义大肆发展。
经济上，以加快私有化和大放水维持增长。私有化收入和范围不断扩大，境外资本大举进入；依靠印钞票、搞基建、房地产的模式拉动经济，2003-2017年土耳其M2增加24倍，高投入低收益的高铁机场蓬勃发展，房地产占GDP比重9%，居民债务占收入90%以上，是美国4倍。土耳其经济年均增长5.2%，人均收入翻一番，GDP全球第17位，简直是大放水吹起来的经济胖子。
2003-2017年土耳其M2示意图
政治上，走向专制。2016年，世俗派的军事政变失败，埃尔多安趁机大清洗。2017年，土耳其修宪，政治体制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行政权完全移交总统，走向专制之路。2018年，埃尔多安继续连任。专制体制下，政党控制了土耳其90%的媒体，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对动乱实行强势镇压。
顺应历史的强人能成就一个国家，倒行逆施的强人能毁了一个国家
埃尔多安开历史倒车，其专制统治下的繁荣与稳定往往是虚假的。2018年以来，货币里拉跌掉50%，曾一天就暴跌18%，土耳其人的人均收入翻番用了十多年，但是跌去一半，只用了8个月。外债占GDP60%，丧失经济自主权。年轻人失业率将近20%。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1%拥有55%的国民财富，40%的人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415美元），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有60%的人生活在棚户区。
经济的不可持续及问题重重、政治的倒退，正义发展党对政权合法性的信心不足，埃尔多安便利用民众的伊斯兰情绪，以奥斯曼主义频繁介入中东事务、以对外强硬凝聚人心，通过重塑伊斯兰领导地位转移民众视线。而国内，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危机边缘徘徊。
土耳其逐步滑向伊斯兰主义的深渊。正义发展党，既不正义，也不发展。
“如果你殉国，我们都会以你为荣。”三观尽毁
我们再重温下温家宝卸任前的警示：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现代化不可能成功，文革悲剧可能重新发生。
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使得社会问题凸显，导致伊斯兰主义的复苏，这几乎让土耳其持续80年的现代化努力前功尽弃。民众的伊斯兰情绪，成为政客利用的工具，国家走向与民众需求南辕北辙。作为最有希望的中东国家，土耳其的坠落令人唏嘘。
2、十字路口的埃及
1970年，纳赛尔去世，萨达特接任总统，当时的埃及通货膨胀、人口剧增、经济满目苍夷，萨达特拨乱反正，改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埃及第一”的埃及民族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本国问题。武力收复西奈半岛后，1977年，萨达特飞抵以色列，主动谈和，为埃及争取和平。
在美国协调下，1978年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签订和平的《戴维营协议》。
萨达特执政十年，压制宗教极端分子，改善与西方关系，制定“开放政策”的基本国策，摆脱经济停滞状态。1973年到1978年，埃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高达5%，1979到1980年则是9%。埃及经济开始复苏，埃及终于走上正轨。
可惜，与以色列的和谈，萨达特被穆斯林狂热者视为叛徒，1981年，穆斯林兄弟会刺杀萨达特。一个致力于改善埃及的总统，就这样谢幕了。伊斯兰教的落后再一次得到体现。
萨达特在阅兵仪式上遇刺，临死前说：不，不可能。他不相信自己会死在埃及人手中。
军人穆巴拉克主政30年，延续萨达特政策，埃及国力明显提升。然而从2000年开始，埃及经济陷入停滞，这即与埃及政制的滞后有关，也与埃及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有关。
埃及有9000万人口，国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但实际适于居住的面积只有5%——就是尼罗河沿岸那一条狭长地带，人口与资源的落差巨大。在发展道路上，埃及是一个既有深厚悠久的伊斯兰传统、又有长期世俗主义实践经历的国家，这种双重属性使得埃及稍有不慎就会堕落到伊斯兰主义的神权统治。
2000-2011年，埃及人口从3500万增至8100万，40%的人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标准贫困线），埃及半数成年男性没有工作，90%的埃及女性在毕业两年之后仍然失业，大量的年轻人也因为失业而无所事事整天在金字塔周围晃悠。穷人的大量增加使得经济停滞的矛盾爆发。
穆巴拉克不仅没有开放政治，反而以暴力镇压民众不满。2011年初，埃及爆发“茉莉花geming”，百万人游行示威，穆巴拉克倒台。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穆尔西上台，埃及80%以上人口信奉逊尼派，穆斯林有强大群众基础。
2011年抗议穆巴拉克
但是，穆尔西政府对经济一窍不通，对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束手无策，失业人口比2011年又增加48%，埃及经济濒临崩溃，人们失望透顶，政府便奉行伊斯兰主义，通过封闭和愚民，要把埃及变成跟伊朗一样的政教合一国家。
抗议穆尔西
对穆尔西的抗议，表明伊斯兰主义不是民众目的，是民众抗议和追求福祉的手段。
2013年，在美国支持下，埃及军方发动政变，干掉穆尔西，塞西当选总统，压制穆斯林兄弟会，重新控制局面，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埃及又回到了穆巴拉克时代。2018年，塞西高票连任。
但埃及的经济问题重重。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仍严重仰赖外援和国际借贷，2018年通货膨胀率仍高居22.3%；埃及有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或挣扎在贫困边缘.；埃镑购买力已从原来的174美元下跌至68美元。
埃及社会矛盾并没有减缓，穆斯林宗教运动此起彼伏，其亲西方的世俗主义政策又遭到穆斯林极端分子的仇视，不时爆发恐怖袭击。而塞西又开始青睐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适时转移国内矛盾。
埃及的未来依然扑朔迷离，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埃及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互交织，军人政治的传统下，谁也不能预料埃及会做出何种选择。
埃及的核心问题依然在经济发展上。长期以来，旅游业、苏伊士运河、侨汇以及石油四大收入构成了其经济支柱，其局限性即缺乏强大的实体经济，尤其是缺少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企业，对外部环境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这构成了埃及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埃及国运的关键就在于突破这种结构性缺陷，否则会在动乱中循环往复。
3、极端的伊朗
“白色革命”造成伊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落差越来越大。1977年的小规模游行示威，到1978年底演变成暴风骤雨得全国大暴动，超过全国人口10%的示威者参与了反国王的游行。社会矛盾已经到达顶点。
巴列维国王没有强势镇压，仍希望通过更多的自由化来解决危机。
伊斯兰传统在波斯根深蒂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伊斯兰教，成为伊朗人团结抗议的武器。
1979年，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大约300万人夹道欢迎，盛况空前，连军队都自发放下武器。礼萨国王远走他国，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当时的公投结果显示，人们几乎一致支持霍梅尼。而伊朗的上层阶级纷纷离境。
1979年底，伊朗政府建立伊斯兰革命卫队，卫队成员全部是穆斯林，只忠于最高领袖，目前总兵力30多万人。革命卫队操纵经济，已形成庞大的垄断财富。
经济、军事、政治、思想，宗教全方位控制了伊朗。
霍梅尼革命之前，伊朗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是中东仅次于土耳其的强国。革命之后，光速开历史倒车，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平民活在对天国的虚幻想象中，而经济发展倒退，思想禁锢，百姓生活困难，社会封闭。颇像13世纪的西欧。
宗教统治下，上层腐朽落后，石油财富并未惠及老百姓，伊朗贫富差距巨大，失业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自1979年起伊朗通胀率没低过10%，2018年更是高达39%。40年之后的现在，伊朗堕落成为封闭、落后、贫穷的封建神权国家。
由于贫困，很多孩子早早出去谋生。
可怜的伊朗民众，曾经相信建立伊斯兰国家将有效解决腐败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如今的伊朗经济陷入困境，伊斯兰政府也从来不把经济发展当做施政重点。时至今日，伊朗经常爆发游行示威，受到欺骗的百姓对礼萨国王的呼唤此起彼伏。
2018年底，伊朗骚乱席卷全国，民生诉求是根源，有人高呼“礼萨汗万岁”
民众不在乎执政者是世俗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若不能带来真正幸福，民众都会反对之。
对政客而言，愤怒是一种强大工具，伊斯兰教是一种良好的安抚剂，但已停滞千年的伊斯兰教不能制定现代法律，不能为饥饿之人提供食物。今天的世界，远比伊斯兰教诞生的世界要复杂，人们需要更多的技巧和思想来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
宗教势力，只能安抚民众甚至愚民，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真正能解决社会矛盾的，只有改革与发展。对伊朗人而言，拥抱伊斯兰教，不过是换了一种慢性毒药而已。
霍梅尼，是伊朗的英雄，还是罪人？
伊斯兰掌权后，孜孜不倦地扩展什叶派势力范围，强硬反西方，不断制造冲突，其实质就是凝聚民心、转移视线，维持政权合法性。
什叶派之弧加剧了中东的动乱，深绿色是什叶派分布
伊斯兰主义的每一次作祟，都源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同步，而面对伊斯兰主义的挑战，伊朗早已堕落、土耳其正在堕落、埃及不断徘徊。
伊斯兰教在民众心中的千年影响，使得中东国家发展的容错率很低，稍有不慎就会堕落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行宗教改革，将伊斯兰教从世俗领域清除出去，是中东国家自强的必经之路。
中东的伊斯兰主义回归，好比我们拿千年前的宋明理学来建设新中国，怎么可能求得进步呢？
二、政权合法性危机，诉诸战争
新月地带国家脱胎于殖民地，面对政权合法性危机，只有约旦迷途知返，以改革开放改善民生，其他三国（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不知悔改，继续折腾，将国家推向战争泥潭。、
新月地带四国的殖民特征，在国界线上就能看出来
1、黎巴嫩，“中东小巴黎”与“角斗场”
黎巴嫩很独特，是中东唯一的基督徒掌权的国家，由于西方极力支持，西化较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首都贝鲁特号称“东方小巴黎”。
黎巴嫩的问题依然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基督徒政权依靠外国扶持，而国内的伊斯兰教在人数上逐渐压倒基督教。这导致自独立起，黎巴嫩就内战不断。
紧挨着的清真寺与教堂
1975年，国内矛盾达到顶点，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爆发了持续15年的内战，揭开新月地带战争的序幕。内战造成黎巴嫩近1/5的人口流离失所，经济走向崩溃。
1982年，基督徒针对穆斯林的“贝鲁特大屠杀”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黎巴嫩是个山地国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境内什叶派真主党利用黎巴嫩有利地形攻击以色列，导致黎以冲突不断。
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色列发动空袭和炮击，打击真主党
1990年内战结束后，法国和沙特支持的哈里里政权执政，努力恢复经济，哈里里被称为“黎巴嫩重建之父”。依然是依靠外国支持，政治上重走老路。
2005年，哈里里被真主党刺杀，引发了黎巴嫩民众的剧烈愤怒。全国四分之一的人，举着“我们都是黎巴嫩人”的标语走上街头，要求真主党的支持者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此次游行示威被称为“雪松革命”。
群众的眼睛的雪亮的，谋求经济发展、为国家带来实质进步的人，总能被人纪念，损害民众利益的人总能被人憎恨。
2009年，西方扶持哈里里之子上台执政，2016年获得连任。还是外国扶持。黎巴嫩的和平稳定谁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依靠西方扶持，作为小国，黎巴嫩的经济可以快速恢复，但政治稳定需要改革的智慧。黎巴嫩政府只有放弃国外支持，以改革解决内部分歧，才能营造可持续的和平发展，否则就会在“发展-内战-恢复”中不断循环。
2、“火药桶”叙利亚
叙利亚是中东“南斯拉夫”：2016年，全国总人口中阿拉伯人占90%，库尔德人占5%；穆斯林占人口的85%，其中逊尼派占人口的68%，什叶派占17%（主体为阿拉维派）；基督徒占14%。民族矛盾、教宗矛盾、教派矛盾一应俱全。
叙利亚是世袭的军人政治，阿萨德政权属于人数较少的阿拉维派，并受到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在国内则危机重重，连平叛都得靠国外，是典型的“依赖国外势力、在本国缺乏合法性”的新殖民主义政府。
1970-2000年，叙利亚在哈菲兹·阿萨德的独裁统治下，保持了难得的30年稳定。但是在维持统治和改善民生中，阿萨德选择了前者。他主张发展军事，将主要精力投入在镇压反对力量上，对外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抗击以色列、干涉黎巴嫩，不断制造冲突转移国内矛盾，国内经济被抛在一边，民生凋敝。
既不改革政治环境，也不开放发展经济，这样的国家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2000年，父死子继，巴沙尔任总统。2011年，非法政权导致的国内矛盾积压已久，终于爆发了大规模叙利亚内战，持续至今。至2017年，叙利亚已有46.5万人因之丧生，四分之三的叙利亚人（约1350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500万叙利亚人出逃沦为难民，给邻国带来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叙境内夜光减少83%。2010-2015年叙利亚的GDP就已经下降了75%。
叙利亚几乎崩溃了。
2011-2014年的叙利亚夜光变化
国家虚弱不堪，向外转移国内矛盾造成与邻国冲突重重。叙利亚是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的最大支持者，无力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土耳其军队盘踞在叙利亚北部。
阿萨德家族依靠外国支持，叙利亚的命运从来不是掌握在本国人手里。俄罗斯和伊朗支持阿萨德政府、美国支持库尔德势力、沙特和土耳其支持逊尼派反政府武装。
依靠外力和武力，阿萨德政权解决不了合法性危机，国家会更加四分五裂
内部分裂、外部交恶、大国撕扯，政府又无心发展经济，至今未加入WTO，如今的叙利亚就是一个死局。
阿萨德政权一天不回归发展，统治就一天不会稳定，叙利亚人就一天看不到前途。
3、作死的萨达姆
70年代是伊拉克人无比怀恋的时代。当时，伊拉克以军事独裁统治换来稳定，依靠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经济迅速实现了腾飞，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政治发展原地踏步，停留在人治和独裁阶段。
萨达姆政变夺权后，发动政治清洗，国内反对此起彼伏。为转移国内矛盾、打造个人威望，在美苏支持下，1980年悍然发动了两伊战争，以图称霸海湾、夺取出海口。
萨达姆低估了伊朗、当时的伊朗刚爆发霍梅尼革命不久，白色革命的经济底子犹在，全国凝聚力超强。战争持续8年，两败俱伤，两国伤亡100万，直接经济损失近1万亿美元，伊拉克的家底也被打光，外汇储备直接从370亿美元变成负700亿美元，经济至少倒退10年。
海岸线才十几公里，水深普遍不足，伊拉克几乎没有出海口
经过短暂的休整，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不到一周就占领全境。战争目的与两伊战争差不多，还多了个赖账的目的（因为两伊战争，伊拉克欠科威特150亿美元）。从伊拉克角度讲，占领科威特是一步好棋，科威特是殖民小国，但石油产量占全球10%，还有长达290公里的海岸线，战争收益远大于成本。
但低估了美国的反应。科威特是美英保护国，伊拉克与科威特合占全球石油产量22%，变相控制了石油市场。美国难以容忍他国控制石油，迅速发动“沙漠风暴”，并对伊拉克实施制裁，防止再次坐大。
从此，伊拉克与美国分道扬镳。1999年，萨达姆宣布伊拉克石油结算采用欧元，这直接挑战了美国的底线。2003年，不顾中东的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仅仅一周就控制伊拉克全境，临时政府的第一道法令就是石油结算改回美元。
萨达姆是一个政治强人，却是一个历史倒退、政治才能低下的强人。高估自身实力，而且总是错估国际形势，不识时务，将伊拉克推向深渊。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强人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毁掉一个国家。在萨达姆的作死下，伊拉克一步步成为失败国家。
美国简单粗暴地推翻了复兴党政府，战后处理却一塌糊涂。或许，美国压根不希望伊拉克恢复稳定，混乱之中才好渔翁得利。
2016年，阿拉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库尔德人占21%。穆斯林占人口的95%，其中什叶派占54%、逊尼派占41%。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陷入互掐，每一股政治力量都有外国势力的身影，国家出现认同危机，库尔德人一度举行公投独立，伊拉克乱上加乱。
伊拉克的首要问题与黎巴嫩类似，撇清外国势力，独自解决自身政治问题。
硝烟散去，前景未卜，4000万的伊拉克人，何时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4、约旦，“中东小日本”
约旦是中东国家的学习对象。
约旦由哈希姆家族统治，而且资源匮乏，处在荒芜的沙漠上，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实现富裕，石油还得进口。然而，约旦是中东的稳定孤岛。
约旦最初频繁参与争斗，无心发展本国经济，后来浪子回头，将注意力放在本国。
经济上，推进改革，政府厉行勤俭，推行私有化、自由贸易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致力于发展经济。2016年人均GDP4088美元，是中东西化程度最高、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政治上，扩大民主，实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约旦国王有世袭实权，但受到一定约束，1991年解除党禁、实行多党制。与日本有几分相似。
约旦奉行中立的对外政策，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即与西方结交，也与阿拉伯国家结交。约旦政府的成功使其境内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人民安居乐业。
约旦王室一家人，西化较明显
新月地带战乱不断，根源出在忽略了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通过发展促进国家稳定，短期看速度不快、影响不大，长期看却是效果最稳定、影响最深远的做法。约旦的做法值得另外三国借鉴。外力和武力只能靠一时，不能靠一世。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他们的学习对象是中国。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半岛国家
半岛国家的石油储量占全世界一半左右
沙特是半岛石油国家的典型。沙特的石油储量占世界25%，沙特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封建落后性。
沙特阿拉伯实行绝对君主制，无宪法，沙特家族担任世袭国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封建国家。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估值超过7万亿美元，财富掌握在内阁成员和皇室家族手中，沙特王室由15000名家庭成员组成，直接控制的总资产约为1.4万亿美元（沙特GDP也才7000亿美元），每个都身家几十亿美元，所以沙特对于我们外界一直保持着土豪，奢靡，有钱的形象。
黄金打造的跑车
然而，沙特是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依然有几百万人口依旧生活在贫困中，占整个国家人口的1/4，街头乞讨者很常见。2010年沙特失业率高达10%，20-2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更是高达30%。
中国46.9%，海湾国家从不主动公布基尼系数
政治上，执行封建高压统治，防民如防贼，严格控制言论，沙特还发出公告：一切形式的游行示威都非法，沙特安全部队将予以严厉打击。现在还有当众斩首这种酷刑。
卡舒吉，沙特记者，因批评时政，被沙特政府肢解
宗教上，实行禁欲苦行的瓦哈比派，宣扬忠君爱国思想，反抗世俗主义潮流，维持民众蒙昧的意识形态。直到2018年才予许女性驾车。
王室与民众完全割裂，国家虽然极度富有，但无法调动国内力量，也发展不出高科技，沙特的国家力量实际比较虚弱。所以，沙特倒向美国，依靠美国保护维持国内统治和外部安全。
沙特的经济命门是波斯湾与红海，自身实力无法保证航线安全
作为新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和国际的动乱，总会引起沙特执政者的高度紧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是最紧张的，也极度害怕什叶派势力的渗透。而美国很喜欢这样的国家：石油丰富，不惹事，又好控制，双方成为铁杆盟友。
阿曼、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与沙特一样，都是世袭君主制国家，石油丰富，对内实行封建统治，对外依靠美国。罔顾百姓生活，求得一小撮人的荣华，这样的私利政权不得人心。如果说国家的主人是人民，那么这些政府就是不思进取、卖主求荣的狗腿子。
而美国一直标榜的西方文明价值观，怎么又不向这些国家输出呢？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几乎全在半岛石油国家
四、泛滥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战争手段，当个人和组织长期无力抵抗强权时，恐怖主义就会出现，是一种破坏性的发泄行为。恐怖主义分子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坚信本民族正在遭受压迫，必须加以维护，本拉登就曾是沙特富翁。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暗杀清朝官员，站在当朝政府角度看，也是恐怖主义。
中东成为恐怖主义的集中地，并且集中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根本原因在于政权合法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内部改善民生的诉求得不到响应，而政府习惯于对外输出暴力来转移国内矛盾，积压的民怨以恐怖主义的形式爆发。埃尔多安以前的土耳其、约旦致力于改善民生、国家进步，国内则一片平静。
因此，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本身没有关系，伊斯兰教不过是他们的招牌而已。
2013年，恐怖主义组织化，基地组织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合并，ISIS成立，全称“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致力于重建《赛克斯—皮科协定》前的大叙利亚，他们不承认现有政权，并坚持认为英法殖民者夺走了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这就是伦敦地铁、巴黎音乐厅恐怖袭击的原因所在。
法国统治A区域，英国统治B区域
2014年，该组织的领袖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并宣称自身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这个口号无疑很有煽动性，不少海外年轻人满腔热血地回国加入。我们可以将ISIS组织看成中东现代版的武装起义。
客观上讲，ISIS的愿望是符合中东人利益和历史进程的。20世纪早期，若没有西方势力干涉，新月地带的大叙利亚是很可能建立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大叙利亚国，是中东人的福祉。
库尔德人闹独立，搅乱中东，美国支持。ISIS搞统一，强大中东，美国打击。
当然，ISIS的手段是落后与反人类的，即使没有美国打击，这种古代版打江山的套路在现代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能取得较快发展是利用了伊拉克战乱和叙利亚内战的契机。
ISIS巅峰时期的势力范围，首都拉卡
而ISIS的内部环境是糟糕的，一腔热血后，不少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会逐渐意识到现实与想象相差甚远，对目标的怀疑和现实的失望会让他们自动瓦解。所以，ISIS经常处决内部“意志不坚定”的人员。
只要中东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与伊拉克，能恢复稳定，追求发展，ISIS就会自然消失。否则，“灭了ISIS，还有后来人”。
小结
萨缪尔·亨廷顿指出：缺少主导性的核心国家是中东之乱的主要原因。但是，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东乱象愈演愈烈，没有核心国家，成为中东之乱的结果而非原因。
立足现在，方能放眼未来，追求伊斯兰主导地位不再是中东国家的现实出路，维持稳定、保持发展、实现本国的现代化，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中东国家努力过，但一一失败，令人扼腕，表明中东在现有框架下的政策组合已经没有出路，必须依靠变革，才能走出困境。
世俗层面，学习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革政治，为民众谋取真正的幸福。
信仰层面，学习基督教，进行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和自我革新，划清世俗与信仰的界限，提高教义的哲学性，将信仰拴在精神领域，避免对世俗的过度干扰。
愿安拉保佑中东百姓！这个族群已经受够了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