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papi酱谈张恒冷暴力#在微博热搜挂了一整晚。而今天，#郑爽爸爸回应张恒冷暴力#又爬上了热搜第一名。
张恒做了什么，被称为“冷暴力”？郑爽和他之间究竟出现了怎样的矛盾？当我仔细看了网络上郑爽哄张恒的片段之后，也有点替郑爽着急——“人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张恒你能不能出个声？”
现实中，像张恒这样“一有矛盾就沉默”的伴侣也并不少见：平时你们的沟通也许不错，但一旦在你想和Ta进行重要但困难的沟通时，Ta就会开始以沉默来应对。在尝试沟通时，不管你如何要求Ta开口，希望Ta表达自己的想法，Ta也依然只会沉默。
慢慢地，你觉得自己越来越生气，可对方却丝毫不为所动，甚至让沉默更加彻底，让沟通陷入僵局。
沉默，可能真的是人类的互动方式中最令人费解，也最容易让人误解的一种。你在关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沉默者吗？来看今天的文章吧。
在节目中，令众多网友为郑爽打抱不平的一个细节，可能是张恒“墙一般”的问题处理方法。面对郑爽主动给的台阶，他没有顺着走下来，而是用否认（“我没有不开心，只是累了”）和持续的沉默拒绝了进一步的沟通。
我身边也不乏有朋友遇到过伴侣这种令人抓狂的沟通方式，ta们总爱问我：“你说ta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的不想讲话，还是故意气我？”我的答案是，两者皆有。
沉默，有时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策略，有时也可能是一种被动启用的防御机制。下面来分别聊聊这两种情况。
情况一：“沉默是一种武器，我用它来伤害你”
故意的沉默相待（Silent Treatment）是一种常见的情感操控方法，也是一种被动型攻击的形式。临床心理学家Harriet Braiker认为，这样的沉默是一种对对方的惩罚。当沉默被用作一种策略时，他们的沉默有明确的目的——获取权力、表达愤怒、引起关注，他们也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包括对对方造成伤害。
在对方急切想要沟通的时刻，保持沉默的那一方，与情绪激动的一方相比，通常是处于权力上风的。至少在那一次特定的沟通中是如此。因为比起对方，他们掌握着更多的信息量，感受到更多的确定性。他们基本清楚对方现在的感受如何，想要什么，以及期望自己作出怎样的反应，而是否予以回应的权力却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此时，沉默是他们刻意给对方制造的不确定感（sense of uncertainty）。这种不确定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情况二：“除了沉默以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有的时候，在特定的沟通情境中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对关系和对方的保护的本能反应。当沉默作为防御机制时，通常有三种情况：
1. 一种习得性无助的表现
在话还没有说出口之前，沉默者就已经抢先“无效化”（invalidate）了自己的话。他们预设了对方不会听、也不会理解自己，觉得自己说的没有意义。这种对沟通结果的悲观预期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过去负面的沟通经验有关系。
2. 因为对情绪的焦虑进入了僵死（freeze）状态
会遭遇沉默不语的，往往是会让人感到一定压力的场景。比如谈论严肃的话题，或是对话的另一方情绪十分激动。
一直以来，社会大众与研究者们都认为，人们在压力状态下会做出“战或逃”（fight or flight）的选择，或者投入战斗，或者转身逃跑。近年来逐渐有研究者指出，除了“战或逃”，人们还会出现一种叫“僵死”（freeze）的反应（Heaney, 2017）。
这是一种人们在面对让自己感到巨大压力时的一种应激反应。在僵死的状态下，人们的表现与战或逃时的反应不同。此时，血压下降，行动与声音都被抑制，看上去可能如同昏死一般（Schmidt, Richey, Zvolensky, & Maner, 2008）这是最难以控制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沉默者可能真的由于过度紧张和焦虑，而“大脑一片空白，说不出任何话来”。
那些过于恐惧和紧张以至经常陷入“僵死”的人，也存在一些共性。他们可能本身就是焦虑水平更高的人，这使得他们总是对这些情境作出“灾难化”的解读；他们还可能是本身就对他人情绪更敏感、也更容易被蔓延过来的情绪浸染的；又或是由于自小没有习得处理冲突和应对他人情绪的能力，使得他们在这样的情境里格外的如临大敌。
3. 对争吵的避免
还有部分人对沟通抱有的一个误区是：争吵才是最糟糕的情况。而只要自己保持沉默，双方就“至少没有吵起来”。即使对方因为自己的沉默丧气离开，也会比吵起来要好。
从房间里走到停车场的一路上，郑爽不停向张恒发出沟通邀请，张恒也连续拒绝了这份邀请。
这种一方保持沉默，另一方迫切想要对方开口的状态，形成了一种在心理学研究中被称为“要求-退缩”的沟通模式（Demand-Withdraw Pattern）。它通常出现在两人产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刻（Christensen, 1988）。
要求-退缩模式在亲密关系是一组常见的固定搭配。在这种模式中，一方扮演着“要求者”（demander）的角色，另一方则是沉默的退缩者（withdrawer）。要求者是那个寻求改变、讨论，或是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人，例如郑爽；退缩者则是那个希望结束或是回避关于问题的讨论的人，即张恒。
研究者们发现，在一段呈现出这样的沟通模式的关系中，要求者几乎总是那个更想要改变的那一方。不论是改变这种模式，还是改变对方（Heavey et al., 1993; Klinetob & Smith, 1996；Holley et al., 2013）。也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要求者通常是这段关系中更痛苦的那一方。
虽然同样身在其中的退缩者并非不会感到痛苦，但沉默和退缩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至少短期是有效的。就像前面所说的，沉默者在这个场景中都拥有着相对更高的权力位置。
而研究者认为，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沟通中的双方都倾向于认为会变成这样是对方的问题，认为主要是对方的行为促成了这种模式。不论是要求者还是退缩者，在问卷报告中都会说自己是“不得不这样做”、“只能这样做”（Schrodt & Witt, 2008）。
在这个循环中，双方的情绪、负面反应和未解决的矛盾都会不断累积，要求方因为要求从未得到满足，所以越来越困惑、愤怒和急躁；而退缩方面对这样的伴侣，就只会越来越紧张、焦虑和恐惧，于是只能沉默。
逐渐地，要求者在沟通中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批判和怨怼。他们会对退缩者的退缩作出多种解读，并在沟通原本的矛盾的基础上附加对他们沉默的批判（Eldridge & Baucom, 2012; Eldridge, Cencirulo, & Edwards, 2017）。如此一来，唯一的结果便是退缩者只会更加想逃了。
研究指出，沉默者是在这类情境中享有更多权力的人，而要求者实际上才是更加寻求关系中新的状态的那个人。很丧的说，“在乎的人（在当时的情境中）更容易输”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KY认为他们长期之后更释怀的概率也要更高，因为认为自己尽力尝试了）
Schrodt 和Witt（2008）对样本总计超过14000人的74个关于“要求-退缩”模式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他们发现，那些呈现出这种沟通模式的伴侣都对关系有着更低的满意度，与伴侣间亲密度和信任感更低，更容易出现矛盾，以及更少的交流。
一旦这种沟通模式被建立起来，要求者和退缩者都会更频繁地感受到愤怒、焦虑、抑郁和恐惧等负面情绪。
在这样的沟通之中，几乎所有的矛盾都会停滞在“未解决”的状态，不断地累积，不断地影响着两个人的关系。John Gottman和Nan Silver在《爱的博弈》一书中提到，我们对未解决的事项的记忆力，要比对已完成和终止的事件的记忆力强约两倍。这可能也是Papi酱认为，不说开的事情容易被“翻旧账”的原因。
也就是说，在亲密关系中，伴侣间的争吵如果能够以双方达成了共识为结局，这段争吵就会很快被遗忘。那些幸福的情侣并不像他们所回忆起的自己那样，“我们几乎没有矛盾”，他们只是顺利地忘记了那些被好好解决了的矛盾。而也只有在当下就被解决了的矛盾，才会更快地被遗忘，不再继续影响两人的关系。
如果你是像郑爽一样的“要求者”：
对于要求者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在两个人的沟通又疑似出现了这个征兆时意识到它，并控制自己不要进入到“要求-退缩”的模式之中。
当对方开始退缩时，你的情绪会本能地推动着你去进一步地提出要求，而你清楚的，接下来等待你的只会是更漫长的沉默。
你需要意识到，不论对方究竟是出于哪种目的，Ta在此刻的情绪主要就是两种：愤怒和恐惧，而它们也正是Ta想要退缩的主要原因。但，你要求的姿态本身就会加重对方的愤怒和恐惧，因此它只会起到反作用。
那么，当对方开始退缩时，你能够做些什么呢？答案是，你也应该后退一步。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沟通的模式，重构沟通的可能。你的退缩本质上是在移除Ta的压力源。
如果你确定你的目的真的是沟通，而不是情绪的宣泄的话，你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去抚慰对方的情绪。这是因为，敏感的沉默者其实能够意识得到你是真的想要抚慰Ta，还是仅仅想要“骗”Ta说话。而后者同样只会带来反效果。
接着，你需要做的是认真地重申自己沟通的目的。并注意在和对方重申时，更多地使用“我们”，而不是“我”和“你”，时刻提醒Ta和自己，在这段关系中你们是一个共同体，这场沟通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们两个更好。
另外，在这整个过程中，非语言的表达是特别重要的——你的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都可以为沟通的顺利进行助力。因为对于退缩者而言，他们对这些非语言信号的警惕性可能不如语言那么高，从这些方面入手，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是更能被他们所接受的。
如果你是像张恒一样的“沉默者”：
作为沉默者，且你的动机并不是想要攻击对方的话，你同样可以练习用非语言表达代替语言的表达。即使你是因为过度焦虑和紧张陷入“僵死”状态，给予对方非语言的回应也是更有可能做到的。仅仅是刻意地更靠近Ta一些，都可以传递出很多积极的信息。
另外，深知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就说不出话的沉默者，还可以给自己准备一套“不说话的词典”。你可以记录下自己在那些只能沉默的时刻内心所想的话，把它们记在一个本子上，从很简单的“我现在很难过”，很真诚的“我真的很想回应你，但我这个时候也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再到很具体、很详细的内容。当你不知道怎么开口时，便可以打开你的词典。
其实，比起要求者，沉默者的改变其实是更加困难的。沉默者有时是确实不具备面对冲突的能力，沉默的倾向也更有可能与人格特质相关，而这两者改变起来都是更加困难的。
因此，我们给了需求者更多建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模式之中存在更多的问题，正像前文中说的，他们恰巧是更痛苦的一方。我们对需求者提出了更多要求，是因为他们的改变也是相对更容易的。
但不论你是哪一方，希望你都能够在一些时刻，为了两个人共同的“舒服”，忍受一点自己的“不舒服”，也在一些时刻，学着把“我们”放在“我”之前。
以上。
KY作者 / 咯咯、Jojo
编辑 / KY主创们
References:
Christensen, A. (1988).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 patterns in couples. In Noller, P., Fitzpatrick, M. A. (Eds.), Perspectives on marital interaction (pp. 31–52).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Christensen, A., Eldridge, K., Catta-Preta, A. B., Lim, V. R., Santagata, R. (2006). Cross-cultural consistency of the demand/withdraw interaction pattern in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ummings, E. M., Davies, P. T., & Campbell, S. B. (2000).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arent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and family process: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200-250.
Eldridge, K., Cencirulo, J., & Edwards, E. (2017). 12 Demand-Withdraw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Foundations for Couples' Therapy: Research for the Real World, 112.
Heaney, K. (2017). When stress makes youfall asleep. Science of Us.
Heavey, C. L., Christensen, A., & Malamuth, N. M. (1995). The longitudinal impact of demand and withdrawal during marit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3(5), 797.
Klinetob, N. A., & Smith, D. A. (1996). Demand-withdraw communication in marital interaction: Tests of interspousal contingency and gender role hypothes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945-957.
Papp, L. M., Kouros, C. D., Cummings, E. M. (2009). Demand-withdraw patterns in marital conflict in the hom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chmidt, N.B.,Richey, A., Zvolensky, M.J., & Maner, J.K. (2008). Exploring human freezeresponses to a threat stressor.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Psychiatry, 39(3), 292-304.
Schrodt, P., Witt, P. L., & Messersmith, A. S. (2008). A meta-analytical review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ehavioral, 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5(3), 248-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