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6日，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发行了一种大面额的纸币：100万亿津元。1后面带14个0。但刚过半个月，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又于2月2日决定发行新货币，删除12个0，新货币1元等于原货币1万亿元。随后纸币上的0逐渐增加，恶性通货膨胀还在加剧，政府被迫于4月12日宣布废除津元，采用美元为流通货币。据估算，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在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亿。这种天文学数字在经济学上早已没有什么意义，不过那张短命的100万亿钞票因为有14个0，所以受到很多收藏者的喜爱，还可以开玩笑的过一把超级富翁的瘾。
津巴布韦发行的100万亿津元面额纸币。
纸币是人类在商业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发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因为随着贸易额的增大，携带大量金属货币做生意极不方便，所以用轻便物品替代金属货币成为一种选择。要论轻便，莫过于纸。但是如此一来，纸币就会去除金属货币天然的商品属性，转变为信用货币。纸币的功过是非由此展开，津巴布韦的100万亿大钞就是其中的极品之一。
9世纪初唐宪宗初年，中国曾经出现过由官方开具、在商家之间用于提款购物的信用凭证，称为“飞钱”。但飞钱只是汇兑凭证，还不是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中国北宋时期的成都地区，称为“交子”。以等值的金属货币做抵押，由商家印制，普通百姓也可用它直接购物。随着交子的影响扩大，当地政府逐渐接管相关业务。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成都设交子务，次年以铁钱为准备金，首次发行官方交子。因为纸张在流通中易损，所以规定三年为一界（两足年），界满后等价回收替换。后来由于朝廷西北用兵，为支军费，地方财政紧张，在第23界交子未到期时，就提前发行了第24界交子。交子随即贬值，开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的世界先河。北宋后期内外交困，政府发现交子的敛财功能后，于1105年在全国发行钱引。四川的交子也于1107年被钱引替代，又开纸币以新换旧、希望借此摆脱恶性通货膨胀的世界先河。
南宋和金朝都曾经发行过不同品种的纸币，初期使用效果不错，然后很快陷入滥发，尤以金朝为甚。如果以先后几种纸币的兑换率推算，金朝末年的物价上涨达数亿倍。导致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金朝财政窘困，只能滥发纸币，加速崩溃。
蒙元沿袭金朝的交钞制度。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后，于1260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1287年又增发至元通行宝钞，设立严格的准备金制度，以丝、银为储备，禁止民间流通金银，纸币成为国家的统一货币。中国经历了一段使用纸币的最美好时光，除了东亚地区，影响甚至远及西亚。《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对“大汗的纸币”赞赏有加，令欧洲人惊叹。可惜这种美好时光注定要比元朝短寿。不过几十年，随着对外扩张停滞，纸币陷入了滥发贬值的宿命。以新代旧，伪钞横行，滥上加滥，直至元亡。
左图为北宋纸钞拓本，不是交子；右图为元代的至元通行宝钞。
明朝前期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无准备金，政府只出不收；从民间换回金银，同时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为明初经济恢复起过积极作用。随着宝钞泛滥，民间弃用，重拾金属货币，政府被迫解禁。明朝中期，一贯宝钞仅值一文铜钱，宝钞逐渐消亡。明末崇祯皇帝为应对农民起义，又想印制宝钞纾困，可惜无人购买。不久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清初顺治年间为筹措军费，仿照明制，发行纸币“钞贯”，与铜钱并用。但总量不大，后停止发行和使用。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朝廷财政吃紧，在铸造大额铜钱的同时，被迫于1853年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军事形势好转后，同治元年（1862年）年停止使用纸币。
左图为明代前期的大明通行宝钞，右图为清代咸丰年间的大清宝钞。
以上是中国与现代金融业接轨之前的纸币历史简述。中国古代纸币制度的总体效果是弊大于利，能够多次背负恶名寿终正寝，是对其功能的最真实写照和最正确评价。它存在重要缺陷，远不如某些观点描述的那样先进和伟大。推行的初衷另说，时间一长，都会走向为了敛财与民争利，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死路。商家百姓对它深恶痛绝，因为它对商业发展的损害非常严重。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纸币与现代纸币具有相似性，说它“过于超前”是一种可以允许的称赞，但是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及金融先进的结论。以交子为例，中国长期缺银，宋朝由于综合原因，甚至局部缺铜钱，被迫大量铸造铁钱。铁钱低值易锈，不宜流通贮藏，货币功能极差。北宋时四川地区多用铁钱，铜铁的比价约为1:10。设想，为了购买一大袋粮食，需要肩扛一小袋铁钱去交易，这样的交易成本太高。商家无奈之下发明了交子，用以替代铁钱，增强了交易的便利性。后来历朝发行的纸币多是取代铜钱，而非金银。正是因为在商品流通中，中国主要使用贱金属货币，导致交易成本高，因此对替代品的需求更加迫切；而西方主要使用贵金属货币，这种替代需求的产生相对较晚，所以纸币最早出现在中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作为信用货币，纸币出现在古代中国，悲惨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因为它们的每次发行、使用、废止，本质上不过是大额铜钱的另一个版本，其主要功能更多情况下是缓解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为商品经济添砖加瓦。纸币的敛财功能优于大额铜钱，不过用多了也会失效，后果比大额铜钱还严重。宋、金、元及明前期都是莫不如此。在农业中央集权的统治下，铜币信用的随意性原本就很大，而纸币就更加不靠谱。无论当初以何种贵重物品作准备金，很快都沦为形同虚设，更别说不设准备金的情况了。明中后期及清前中期，日本、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财政情况大大改善，政府对纸币的弊端也有认识，所以废除也就顺理成章了。
商品经济及金融业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整个经济体内资本周转率高，充分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进而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单独的经营机构都力争用最少的资本，获得最大的营销收入和利润。要想加速资本周转，需要高频率、大数额的借贷行为。而在中国古代，这是最欠缺的，尤其是政府的借贷行为。中国古代庞大的经济总量更多是源自人口数量，其中自然经济占比极大，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形成了不愿意向他人借钱的传统，通常还鄙视借钱行为。商家之间、商家与权贵之间的借贷行为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因为生意做得越大，就越难以控制还容易谋反。国家遇到财政困难，主要靠增加税收和发行大钱，伴以卖官、抄家、吃大户。国家即皇家，皇帝富有天下，很难产生借债的想法和行为。皇帝欠债，威严何在？
中国之所以贵金属货币的产生受到抑制，大额借贷行为罕见，金融机构缺乏，纸币恶性循环，都与商品经济不发达有关。与之相反，欧洲实现政治统一很难，商贸关系复杂，加之战争频率高，金融业必然发达。古希腊、古罗马的金融故事不必追溯，自中世纪后期，在商业繁荣的意大利地区，各种简单的金融机构，包括民间银行陆续增多，开展典当、兑换、存款、借贷等业务。其中为降低远程交易成本，还出现了一些纸质的信用凭证。这种凭证可以抵押、转卖，但还不是纸币。欧洲的借贷行为由来已久，教皇、国王都不例外。相比于买卖、租赁的直接钱物交换，借贷仅凭抵押物品或讲究诚信的契约精神远远不够，还是应该想方设法谋求金融创新，建立配套的机构和制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共和国经常对外开战，花销巨大，这种突发的公共财政支出只向大金融家借款也有些捉襟见肘。于是面向公众，尝试发行公共债券，用财政收入或战争收益作还款保障，效果不错。相比于容易招致民怨的加税，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债券发行社会代价较小，更易成为首选，于是在欧洲被逐渐推广。至此，现代金融业的三个基础要素——银行、纸币、债券——都已经有了雏形，不过它们都必须围绕着贵金属货币运转。随着大航海开辟的新市场，美洲金银大量流入，经济总量愈发增大，商业过程愈发复杂，对金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荷兰为代表，各种制度创新、交易场所设立、产品开发层出不穷，于是将三者和贵金属货币高效整合的中央银行呼之欲出。但因荷兰人过于注重商业本身，政治力量分散，并没能做成这件事。
第一家中央银行是于1668年被收归国有的瑞典银行，开展存款和贷款业务。因瑞典的主要货币是铜，使用不便，该银行在1661年开始发行一种纸质“铜票”代替硬币。这种最早的银行券就是纸币，与中国北宋交子的产生机制几乎完全相同。瑞典经济总量小，中央银行的作用并不显著，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才是集大成者。
1662年瑞典银行发行的铜票银行券。
17世纪中叶，英国结束内战后，通过三次对荷兰的战争，压制对手，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为支持战争，在此期间发行的很多公共债券收益颇佳，其中甚至不乏荷兰买家。收益大，造成英国社会打仗上瘾。但是债券的发行方、数额、利息不同，销售过程往往混乱、缓慢，而且政府控制的财政支出总是在债券融资之后，也影响到资金的使用效率。于是，经英国国王特许批准，于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统一销售战争国债。因战争有风险，该行同时获准以贵金属做准备金，拥有银行券发行权。如此运作会产生一笔比原来的铸币税更大的稳定收益，可以为政府的各种支出进行前期垫款。这套一揽子的制度创新是一次重要的金融革命，表面看是加强了政府吸收民众积蓄的能力，并提高了政府债务的流动性；其核心却是通过金融手段，政府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实现了集权，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实现了高效连接。这在商品经济自由活跃的欧洲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英格兰银行1797年发行的银行券，面值一英镑。
英格兰银行不仅是发动战争的助推器，也是启动工业革命的催化剂。它经历了各种动荡和考验而屹立不倒，成为银行的银行，与日不落帝国共同成长，作用日益显著。其后，各国陆续效仿设立了本国的中央银行。随着相关制度法规的完善，中央银行与各种商业银行、交易所及其他金融机构密切配合，令纸币和债券在社会高效流通。有了升级后的金融业帮助，实体经济更加蓬勃发展，达到了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市场经济。
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之初，随着货币品种增多，维持币种之间的固定关系，是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愿望，因此形成过金本位制和复本位制（同时以金银作为本位货币，个别国家也用银铜）。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制度，包括不同阶段的金币本位、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黄金的地位至高无上，人们相信银行券是因为可以用它自由兑换金币或等量黄金，但是后来各国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1970年代，二战后以美元-黄金为基础形成的金汇兑本位制停止运转，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金本位制走进历史。
金本位制的出现是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过渡的阶段性产物，也是贵金属去除货币属性、回归商品属性的过程。从应运而生时的完美到难以为继时的不足，是因为黄金产量的增长幅度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以黄金计价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其制度缺陷是货币品种过多，造成信用与价值及政府法定与自由兑换之间的关系过于复杂，金融市场成本增加效率降低，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引发混乱。这些都有违设立金本位制的初衷，所以被淘汰是必然结果。不过由于黄金变现能力强，现在很多国家还有黄金储备。摆脱金本位制的过程中，纸币用量增大，慢慢失去了银行券的性质，成为无需依赖贵金属、而由国家法律规定强制流通的信用货币。没有了贵金属做保证，纸币还能被认可，替代品是国家的实力及价值。
除了适应经济发展外，不断增加货币供应还能解决财政困难。为避免滥发，超额的货币用发行国债及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来制衡。如此循环往复，市场上的货币逐渐增多。现在货币的符号化、电子化趋势明显，实体纸币比例大减，开始步入被淘汰的节奏。已经高度复杂化的货币、债券的发行管理，分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关系国家安全、百姓生活的重要内容，不容有失。不过和其他制度一样，金融业遇到经济困难或战争开销，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再严格的监管也会被动摇，所有当政者都有增发甚至滥发纸币或国债的冲动，造成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轻者以政府前途做抵押，重者以国家命运做赌注。
现代金融业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导致广东十三行、各省商帮、山西票号从固若金汤变成土崩瓦解。清政府借债、发行纸币与铸造银币一样，都是被动之举。自洋务运动起，政府因财政困难，开始尝试借钱办事，随后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灭亡，欠了一屁股债。清朝末年，各国纷纷在华设立银行，从事纸币发行、抵押借贷等金融业务。清政府为挽回权利，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商业银行），1905年设立户部银行（中央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中国的银行业开始与国际接轨。
清政府发行纸币的时间很短，总量不大，还没有机会乱上添乱。民国时期，金融业大显身手，银行多如牛毛，唯独缺少一家像样的中央银行。军阀借债开战，列强渔翁得利。各地政府滥发纸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堪称世界之最，百姓苦不堪言。战乱动荡之中，金融业毁多誉少。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金融业作用不显。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学习、摸索、修正，金融业才逐渐步入正轨。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替代急剧贬值的法币。起初最大面值的金圆券是100元，至1949年5月，市面流通的最大面值金圆券为100万元。另外已经印制的500万元金圆券，因上海解放，没能发行流通。7月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以银元券替代金圆券，规定5亿元金圆券可向中央银行兑换1元银元券。
金融制度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力量。英国、美国能先后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不是因为黄金储备多、印钞量大，而是因为经济总量大、实力强。金融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以生产为基础，仅希望依靠发行和调控货币、国债救国或兴国，那永远只是一种奢望。过度依赖，最终的结果都是玩火自焚。但是以钱生钱的传说，总是勾引着人们不劳而获的心理。现实版的各种炫目报道不断对古老的故事进行加工和升级，发财的容易被铭记，破产的容易被忘却。总之，金融江湖里从来不缺钱，还有诱惑。
作者：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