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周年纪念日。匆忙间一个70年已过，过程跌宕起伏，场景波澜壮阔。众多老者泪流满面，感慨世事艰难，成就来之不易；也有很多人少年不识愁滋味，不以为然，为赋新词强说愁。
70年前，毛泽东（1893～1976）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今天的老者就是当初的少年，他们对新中国的憧憬五花八门。当时，他们和所有的长辈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国家将消除内战，实现统一。这个自清末以来，多少中国人都期盼但又不敢奢望的目标，终于在1949年接近成为现实。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国共内战在中国是显学，跨度从1927年到1949年，甚至可以延续到1958年的金门炮战。基于传统和现实，希望两个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党代国的政党，在乱世进行有效合作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言。国共的两党制如同项羽和刘邦不可能组建楚汉联合王朝一样，只是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全方位的比拼是对两党实力的综合考验，在战场上决出胜负是必然结果，军事优势是决定性因素。
国民党及其各种前身的武装斗争始于辛亥革命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实际处于分裂状态，各路军阀皆自行其是。国民党也是其中一支，力量不强，内部也不团结，最得势的时候，政令不出两广。1922年，陈炯明驱逐孙中山，迫使“中国的华盛顿”逃亡，国民党的窘境可见一斑。孙中山晚年改革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加强军事力量的培养。他去世后，“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发挥出效力。1926年，蒋介石（1887～1975）率领以黄埔军校为班底的嫡系军队北伐，势如破竹。此后宁汉合流、中原大战、东北易帜，至1930年底，国民党基本实现了中国统一，转头开始对付新兴的共产党。
国民党的统一成绩看上去不错，但与其说是打出来的，不如说是各方妥协后拼凑出来的。先是一个优秀的军阀战胜了几个拙劣的军阀，然后是一个大军阀笼络了一批小军阀，连拜把子都是手段之一，统一的效果自然很差。地方武装是大一统的大忌，蒋介石一直在做各种努力，但始终无法消除或直接控制，地方自治、派系林立的局面最终也没有改变。作为军阀之一，蒋介石要仰仗嫡系，照顾黄埔系、浙江人、中央军，这也加重了各方的矛盾。
民国时期，地方武装泛滥的局面源自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原有的八旗和绿营军队无力应对，被迫允许建立地方武装，如曾国藩的湘军；同时下放财政权利，如厘金制的创立。这些临时措施必然导致让渡一定的政治权利，结果是一发不可收拾。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北洋政府各路军阀的私人武装一路沿袭，国民党也难脱窠臼。当时的乱世中国，兵乱是罪魁祸首。在中国消灭兵乱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战争，赢者通吃，这就要求出现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军队。但是国民党的军事能力始终不足，虽经抗日战争，多少中华大好男儿捐躯沙场，水平也不见提高。而且美国参战后，为保存实力，等靠要的心态在全党弥漫，党政军腐化问题滋生泛滥。内战重开时，国民党军队已是外强中干，后来经济崩溃，战斗力更是一泻千里。
袁世凯、张作霖、蒋介石三人的戎装像。
国民党的失败就是共产党的胜利。共产党的军队自诞生以来，非常重视统一思想和统一指挥，非常注意团结，一直在做内部统一的努力，用军事制度的优势多方弥补技术装备的劣势。好军队的战斗力不是吹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从1927年南昌起义开始，共产党军队几起几落，越打越强。历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泥腿子们炼成了正规军。1946年的解放战争初期，除了共产党自己，几乎所有旁观者都看好国民党，甚至包括给共产党提供援助的苏联。三大战役结束，大局已定，很多人都视之为军事奇迹。而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装备先进的美军以及联合国军对垒时，再回过头与国民党军队比较，就会清楚差距有多么大。
国共两党都是中国大变局中应运而生的政党。国民党早期深受日本社团影响，后来也学习德国、美国，表面上看是到处拜师，但本质上和共产党一样，都是学习苏联，实行党政军一体化。例如核心领导人创建革命理论、保持集权的垂直管理体系、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建立属于本党的武装军队等等。国共两党能够先后脱颖而出，各有独到之处。不过在工业化水平很低的中国，国民党的雄心壮志有点水土不服，拉拢财团和大地主、依靠外援，中外结合的结果是邯郸学步。而共产党本土色彩更浓，带有农民起义的影子，强调官、兵、民平等，以惠及农民的土地改革为坚强后盾，显得如鱼得水。
共产党的胜利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因为统一的中国是一支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力量，至少可以做到贫而不弱，不容小觑。而分裂的中国，一定是分裂越久后患越多，即使简化到南北对峙，也是国人的噩梦，还会受人操控，造成地区混乱。
对于中国统一的理解，如果硬套地图，很难用“统一”来表述中国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因为总有一些地方或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也不会得出中国历史统一多于分裂的结论，统一的概念就会失去意义。抛开政治版图，中国统一的概念应该首先偏向于汉文化区的统一，即只要在汉文化区形成拥有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央集权，控制了绝大部分农耕地域，就可以视为统一。从秦至今，汉文化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清末又扩展至东北地区。尽管现在海峡两岸实际仍处于分裂状态，不过用上述的统一概念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认为共产党政权实现了统一，并不为过。而众多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在版图中的变化，是国家实力在政治现实中的体现，对它们在历史中统一和分裂的认识判断不能完全依照汉文化区的标准。但是，现在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不容动摇。
二战后面临统一问题的国家不只是中国，同期进行的还有希腊内战，时间也是1946～1949。结果与中国相反，希腊共产党失败了。
战时的欧洲，很多国家都同时出现过亲西方武装和亲苏联的共产党武装。罗斯福和斯大林对战后势力划分达成协议：西方不支持东欧的亲西方武装，苏联不支持西欧的共产党武装。要不是美苏坐镇，欧洲很多国家还会打一阵内战，但希腊是个例外。
希腊在二战末期，也产生了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两支武装。英国支持南部临海的政府，南斯拉夫支持北部山区的共产党邻居。战后英国百业萧条，自顾不暇，后来美国接手直接支持希腊政府；南斯拉夫能力有限，要靠苏联间接向希腊共产党输血。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意见不合，退出社会主义阵营，放弃对希共的支持。1949年秋，希共军队失败，残部退至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希腊获得统一。
性质相似的还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日本战败后，朝鲜以北纬38度线南北分治，1950年6月战争爆发后，北朝鲜军队大举南下，国家统一在望。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反击，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逆转。中国随即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双方平局收场。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恢复到战前状态。
1951年2月中国志愿军一部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越南战争耗时最长，满打满算打了30年（1945～1975）。越南原是法属殖民地，二战中被日本占领。战后法国想恢复统治，遭到越南共产党武装的抵抗。1954年奠边府战役结束后，根据日内瓦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南北分治。中国和苏联支持北越共产党，法国无力支持亲西方的南越政权，美国再次出手相助。中国虽没有像朝鲜战争那样大规模派兵，但依然卷入很深。美国则深陷泥潭，做了一场噩梦。北越英勇作战，1975年取得彻底胜利，统一全国。
1960年代中国援越抗美的高射炮兵。
中国出手帮助两个邻国的共产党政权，除了政治因素，也有传统因素。朝鲜和越南的北部都与中国接壤，同属于汉文化圈。两国与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相同、语言相通，历史渊源颇深。汉朝曾在两地设乐浪、交趾等郡。唐朝曾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在河内设安南都护府。两国长期是中国的属国，维持着朝贡关系。所以，两地一有事端，中国也经常出兵干预。至于这种干预定性为扩张、平叛，还是侵略、镇压，现在作为主权国家，只能各自表述。不过周边之乱，如果影响到自身安全，就是中国出兵的底线和理由。明朝出兵越南帮助平定内乱、出兵朝鲜共抗日本，在当时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清末国力已衰，还为越南和朝鲜同法国和日本分别打过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国民党执政时期也是极力支持两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敌对现实和历史传承的混合作用下，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即使面对百废待兴的残局，也无法回避这两场战争。
中国、希腊、朝鲜、越南四国的内战，无一例外，都是共产党以本国的北方为主要势力范围。究其原因，近代列强皆从南方海上来，工业萌芽、资本主义率先在南方发展，而北方的普通民众很少受益，由此形成了南北差异。共产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者的概念对众多的贫苦农民更有号召力，因此共产党更容易在北方发展壮大。
四国内战，共产党二胜、一平、一负，其中越南是完胜，中国留下一个台湾问题。看上去北方的胜率更高，只是战例太少，似乎不足为凭，因为三个小国的胜负更易受外力影响。不过四国内战的结果，尤其是影响最大的中国，还是能够反映出一些历史规律的。
如果将视野扩大，抛开政治立场的约束进行南北对比，会发现一个现象。以中国历史为例，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北方政权的军事实力长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早期还不明显，从商周到秦汉，再到唐宋，逐渐呈现出西战胜东、西北战胜东南、北战胜南的演化。随着疆域扩大，重心东移，黄河流域（包括北方外族）对长江流域的军事优势愈发显著，很少出现从南方起兵能够统一中国的王朝。
当然，规律不是定律，普遍不代表全部，南胜北的例子也有。汉唐强盛时期都组织过北伐，也取得过胜利，不过非常艰难，只因家底厚，尚可维持。明朝取代元朝是少见的南胜北，主要原因是蒙古人与汉人融合失败，主动退回漠北。朱元璋驱元费力不多，之前与陈友谅、张士诚的对决才是真正的血战，也是北胜南。朱棣从北京起兵，发动靖难之变，夺南京朱允炆的皇位，还是北胜南。清横扫李自成和南明、袁世凯力压孙中山，也是北胜南。国民党北伐胜利勉强算是又一个特例，但特例往往脆弱，破绽百出，成果无可奈何花落去，规律则似曾相识燕归来，最后是北方的共产党取得胜利。如果当初共产党固守湘赣鄂豫皖，在战略上会非常危险。从逃亡之路到胜利之路的长征是神来之笔，实现了对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地理方位转换，由南转北，最终完成了军事上的大逆转。
以欧亚大陆为主的北半球其他地区也有相似的规律。军事强国通常向东、西、南扩张较易，可以到达高山、大海等地理极限，向北则较难。另外，早期强国的位置越偏南，后来的军事劣势会越大。而北方出现的军事强国，通常都能横扫南方，例如早期的马其顿对希腊城邦、罗马对迦太基。最显著的例子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如履平地般一波又一波地向中国和中亚进发，其中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堪称极致。以阿尔卑斯山脉为界，欧洲北方兴起后，南方就少有胜绩。至工业文明时代同样如此，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普鲁士对德国的统一。德国变强后欺负法国比较轻松，俄罗斯则是难以被攻克的堡垒，令西欧至今都颤抖。总之，北方军事占优在北半球是常见的现象。
军事实力具有“一招鲜，吃遍天”的特性，即使某国在社会其他方面都领先，但只要军事实力处于下风，一旦战争开始，如果各种领先的优势不能迅速转化成军事优势，那么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农业文明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经常不匹配。北方取胜南方成为常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气温差别。
人类从冷到热的耐受力要比从热到冷强，历史上冻死的人比热死的人要多得多。因此相对而言，在一定的纬度范围内，北方人愿意去南方，南方人则不愿意去北方，这种“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生理反应对军事强弱具有重要作用。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军事战争中，有无数生动的战例可以佐证，低温往往只影响到单独战役或一场战争的结果；而高温则会造成军事制度落后，运作效率低下。北方人在严寒中四处奔走、争夺资源，南方人在闷热中减少活动、保存实力，都是在各自环境下为提高生存效率的合理选择，但却导致了战斗力强弱分明。不仅是气温，海拔的差别对战争也有长期影响。海拔除了也能产生一定的气温差别外，主要是势能差别。从高向低进攻的军队，借势能转化成动能，顺坡而下、事半功倍；而从低向高进攻则要多做功，用动能克服势能，逆水行舟、事倍功半。另外，地势高通常还会形成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优势。不过气温和海拔形成的军事优势也有限度，不能脱离资源和人口以及生产和技术的基础，因为太冷、太高都会限制社会发展。例如生活在北极圈和青藏高原的人群就不可能形成长期的军事优势。另外，某些岛国因空间狭小，北方民族生产力不足也难有作为，例如英国的苏格兰人、日本的虾夷人。
气温的差别取决于纬度和海拔，海拔的差别是地壳运动的结果。世界各地区的气温和海拔差异，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叠加，有时又相互制衡，北半球北方的军事优势是平衡后的结果。与拥有军事优势的北方相比，南方通常拥有经济优势。当北对南扩张之时，则南对北进行同化，总要先用诗词歌赋怅惋旧朝的灭亡，再用和风细雨消磨新朝的杀气。当北方人变成了南方人，有敌自北方来的一幕又会再次上演。但这种军事优势的作用只在农业文明时期比较突出，工业文明兴起后，可以用新技术克服气温和海拔的部分影响。而自从有了核武器坐镇天下、威慑全球，传统上北方的军事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作者：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