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９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这是近代中日两国第一次战争，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平壤战役，则是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两国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左宝贵是此次会战中，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第一位清朝高级将领。其忠诚于国家、不畏强权、热爱和平的高尚品德，永远铭记于中华民族的史册里。
左宝贵(1837年-1894年),字冠廷,山东费县地方人(今平邑县地方镇)人,回族,中日甲午战争前清朝高级陆军将领,官至“建威将军、记名提督、广东高州镇总兵”(清光绪《费县志》)。
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九日（１８３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左宝贵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失牯，兄弟三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后从军，开始戎马生涯。宝贤、宝清先后战死，而左宝贵因作战英勇，战功显赫，清廷先后颁发奖武金牌，奖给白玉翎管、白玉搬指、大小荷包，赐“铿色巴图鲁”（满语，即“好小子”）勇号，赏穿黄马褂、头品顶戴，赏双眼花翎。自此，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的左宝贵，很快“晋升”封疆大吏。
当时的左宝贵，“飞军冲入，东荡西决”、“身先士卒，推锋直前”、“经百战勇冠诸军”，一心只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
在近４０年的军旅生涯中，他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国力早已落后于西方列强，不再坚持“华夏夷狄”。根据中国历代将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看做主要威胁不同，左宝贵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古者防惟在陆，今则防兼在海”之观点，并指出：“通商以来藩篱洞开，东北海以朝鲜为屏蔽，山东之登、青、莱三郡突出海外，与奉天之旅顺相对，海面不及二百里，宜以重点扼守为畿辅之翼丑。江苏之吴淞，浙江之舟山，福建之厦门、台湾，广东之虎门宜严兵固守，其由海入江则归重福山、狼山。”还进一步指出：“练海师者诚能广察将才，置诸麾下，认真操练”，则“海疆万里固于金汤”（左宝贵《奉时政对策折》）。为此，他还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认为养兵之道在于练兵。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李氏朝鲜王朝无力镇压其南部全罗道地区的“东学党起义”，国王向清政府递交国书，邀请清军入朝协助镇压。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调兵行动符合中朝两国的政治需求以及国家利益，是正义行为。而日本，并没有得到朝鲜方的“同意”，就以“保护在朝侨民”为借口，调遣海陆两军进入朝鲜境内，实属“藐视”朝鲜主权的野蛮行径。
１８９４年初，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偷袭清军运兵船，致使８００多名中国官兵丧生。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严重影响军队的作战能力，加上落后的武器装备，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清军出师不利。同年４月，日军攻占朝鲜中部战略要地成欢，５月中旬，袭占京都汉城。
到了８月底，除朝鲜南部的罗州、大田、龟尾还有一些地方处于中朝“占据”外，日军将目光锁定朝鲜北方重镇平壤。９月初，叶志超和左宝贵同指挥的清军主力到达平壤，受到当地老百姓热烈欢迎。
不过，携带了大量优势火器的日军很快就赶了上来，从成川、南浦两边围困平壤。
对于当时双方的军事实力，很多学者认为是清军弱、日本军强，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情形相反。井上清《日本历史》载：
开战时，日本动员了陆军七个师团的兵力约十二万人，海军军舰二十八艘，约五万七千吨及鱼雷艇四艘。清政府的步兵（包括炮兵）和骑兵是三十万人，再加上开战后新编成的部队，据说共有六十万人，但据推测其投入战场的军队却少于日本。海军出动了包括两艘钢铁巨舰在内的二十五艘军舰，其总吨数和火力虽然都超过日本海军，但因各舰新旧大小不一致，所以作为舰队来说，缺乏平衡性和统一性。
总之，在兵力的数量方面，清政府的陆海军都超过了日本，但其质量却显著低劣。在清政府军队中，因将军们的地方割据，造成了军队装备、编制的混乱和指挥系统的不统一，军队多数归军阀私人所控制，士兵训练质量低下，指挥官幼稚无能，这反映了清朝政治社会体制的封建性质。与此相反，日本在政治上坚强统一，完全能够成功地动员国民大众投入战争，军队的组织和编制整齐，能够上下一致，并有周密的训练。……
由于清政府方面毫无战意，所以包括占领台湾在内的整个战争中，日本军队死亡一万七千零四十一人，其中因患赤痢和其他疾病而死亡的有一万一千八百九十四人，而战死的仅为五千一百四十七人。就从这点，也可知道几乎没有什么激烈的战争（日本在１８６８年的内战中，新政府的兵力与这次战争动员的兵力同为十二万人左右，而其战死者约三千六百人，负伤者三千八百人，与此相比，也可判明日清战争的程度了）。
但这也只是日本方面的一面之词，难以让人信服。
面对优势的日军，清军主帅叶志超速电李鸿章：如今平壤仅万人，急需“筹调添募”。李鸿章则回电：“筹调添募”已无可能。叶志超就召集各将领“商讨”，说：“敌人乘胜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各整队伍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
左宝贵随即反对，说：“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只轮弗返，不敢窥觎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每岁靡金钱数十万，正为今日耳。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哉？大丈夫建业立功，在此一举！至成败利钝，不遑计也。”并请求叶志超以及各将领“同心合力，共济时艰”。由于左宝贵讲得慷慨激昂，将领们甚为感动。
于是，叶志超自各部抽调士兵组成７０００多人组成“敢死”队，寻机杀敌。９月９日，“敢死”队抵达中和，由于已是晚上，就地安营扎寨。三更时分，“倭乘夜劫营，他军皆惊”，清兵难以分清，“彼此自攻，互相击杀，混击一时许，带伤者、击毙者兼有之”。而左宝贵部，因他日常治军严明，“惟宝贵军憾之不动”。
１４日，日军完全包围了平壤城。大战一触即发，叶志超还是那句套词：“平壤兵力太单，难以抵御”，左宝贵怒发冲冠，驳斥道：“宝贵食君禄，尽君事，敌兵一到，只有与他死斗一招”，“力即不及，义不可挠”，“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
据《清史列传》载，左宝贵回到驻地后，随即向裕禄、东三省练兵大臣安定发报：“大敌当前，连日血战，而成川之贼数千人，今日窜顺安，后路已为截断，辎重均在途中，殊深焦灼。”
次日凌晨，日军发起总攻，大岛义昌率混成第九旅团进攻城东南，野津道贯率第五师团进攻城西南，立贝尚文率朔宁、元山两支队进攻城北。
左宝贵、马玉昆、卫汝贵等率部英勇杀敌，力死抵抗。
在日军发动的三路总攻中，立贝尚文率领的兵力最多，共计７８００多人，为左军五倍。
凌晨４时，朔宁支队向牡丹台外重东、中垒，元山支队向内、外重西垒同时发动袭击。
６时多，战斗进入白热化。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左军主动进攻，用排炮急轰。谁知日军连发霰弹，全部牺牲，日军趁机强攻内、外重西垒，最终占领。
而外重东垒的５０多名左军和日军进行白刃战，全部壮烈牺牲，中垒左军坚持了两个小时后也不得不后撤。可是，这样一来牡丹台就完全置于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左宝贵忙令士兵加强防御工事，抽调克虏伯炮等火器来支援。８时２０分左右，日军连命中牡丹台外域三发榴霰弹，墙体倒塌，十分钟后攻占牡丹台，左宝贵率部撤到玄武门。
日军快速将大炮移到牡丹台上，对玄武门居高临下一阵猛轰。由于弹尽粮绝，又无援助，左宝贵知道战局难以挽回，就回营房，遵照伊斯兰教规沐浴后，穿上御赐黄马褂、珊瑚顶，就连忙赶回城楼，继续指挥士兵作战。侍卫看到主将如此穿戴，会引起日军注意，就上前劝阻。
左宝贵说：“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竞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这时，一颗流弹刚好击中左宝贵腿部，他忍着剧痛，亲自开炮轰击日军。杨建春、徐玉升等见他腿部出血不止，又怕他目标明显，再劝其下城暂避。左宝贵怒吼一声，将他们推开，就是不下阵地。突然，一颗霰弹击中其左额，随后又一颗击中其左胸，左宝贵最终倒地，但是仍指挥战斗。
众将连忙把左宝贵抬城下，他已永远闭上眼睛。管带杨建春抱其遗体冲出玄武门。日军入城后,，杨建春本人与左宝贵遗体不知下落。
玄武门失守，左宝贵阵亡，叶志超万分恐惧。下午４时，他在星门、静海门、大国门等处悬白旗请降。当天夜晚，叶志超率残部逃出平壤，谁知日军早有理伏。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载：当撤退的清军行至日军埋伏圈内，被日军“枪炮排轰，我溃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其受伤未殊之卒纵横僵卧，求死不得，哀号之声，惨不可闻。”
清军死伤累累，据川崎三郎《日清陆战史》载：仅城西箕子陵下二、三百米之间，清军“人马尸体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染红。尸体堆积最密集之处，在五十米内，伏尸一百二十具，毙马三十头，相互枕藉。”总计清军溃退时被日军伏击和人马腾藉互相践踏而死者二千余人，被俘达五百多人。
吓得叶志超更是“一夕狂驰三百里”，战火从朝鲜蔓延至中国境内。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左宝贵殉国消息传至北京，光绪帝追封他为“太子少保”，赐谥号为“忠壮”，后再次加封其为“予骑都尉兼--云起尉”等褒赏。责令顺天府太学与京师同文馆将其事迹交付国史馆立传，又传召左宝贵生前所供职省份为其建立生祠。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奉诏在左宝贵的故乡---山东省沂州府费县地方村西二里，建起一座方形圆顶的衣冠冢。
为此，爱国诗人黄遵宪悲愤地写下了《悲平壤》，其中写道：“肉血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望，一将仓皇马革裹，天跳地踔哭声悲”，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这位爱国将领的崇敬、惋惜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