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去德尔菲的一日游旅行团。组团形式与国内相同，游客在各自的宾馆报名，早晨旅游车在雅典市内转圈，把游客凑齐，然后出发。世界各国的游客汇集一车去游玩，比较沉闷。国家、文化、语言、民族等等造成的差异，不容易让大家很快产生亲近感。但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当大家共同面对困难时，可能会迅速结下深厚的友谊。
德尔菲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特殊之处在于古希腊人曾认为此地是世界的中心。相传宙斯在大地的东西两端各放飞一只神鹰，相对飞翔，最后它们相会于德尔菲。相会地点以一块巨石为记，名“脐石”，意指大地的肚脐眼。古希腊人以此向外层层画圆圈，不断在认识上扩张属于自己的领土。这与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差不多，都是古人产生过的“野心”。认为自己所居之地为世界中心，是很多地方的人因知识局限所形成的简单认识，连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孤家寡人”的居民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本意就是居天下之中的国家，洛阳、嵩山一带就曾被认为是天地的中心。
左图：德尔菲博物馆中的脐石雕刻。右图：河南登封告城镇周公祠中的周公测景（影）台，利用石台各斜面的斜度不同，能在夏至日午时左右，使石表的影子不显示在地面上，达到“日中无影”的效果，以表明其地为“天地之中”。
脐石所在地建有阿波罗神庙，可以发布神谕。古希腊能发布神谕的地点有很多，但德尔菲借世界中心之名，成了特殊的宗教圣地，所以它的神谕最为著名。神谕等于中国的求签算卦，但是档次更高。公元前6世纪时，德尔菲的声誉达到巅峰。古希腊各处的人们纷纷来此求助神谕的指点，甚至某些城邦为重大事件做决策也来求神谕。神谕发布有几个步骤：先在神庙内由德尔菲的守护神阿波罗向女祭司发布旨意，女祭司在丧失意识的情况下以含混的语言向男祭司传达神谕，男祭司再将神谕翻译给祈祷人并收取费用。对于神谕是否灵验以及其中是否存在经济利益链条，已经不必过分追究了。
虽然德尔菲在古希腊获得尊崇，不过其重要性非常有限，因为在城邦制下，宗教中心的地位毕竟难以与后来的梵蒂冈、麦加相比。进入罗马帝国时代，德尔菲逐渐衰落。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德尔菲被视为异教徒的圣地遭到打压。往日的荣耀一去不复返，现在只能接受旅游者的凭吊，再也没有神谕发布了。
除了神谕，当年德尔菲还汇集了一些古希腊早期先贤的名言，它们起到的指示作用与神谕相似。其中有一条“人啊，认识你自己”，相传是历史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约前624～约前547）留下的。据说苏格拉底看到后，将其吸收，借此提出了“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并被广泛传播和讨论。如何认识人类自己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老问题，说是自己，其实是整体，通常有现实和历史两个视角，分别突出空间广度和时间跨度。严格来讲，所谓的现实也是历史，只是过去的时间尚短。
历史如何演变、有无固定规律，这个问题受关注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思考数学公式和物理定律。各种总结过后，也伴随着很多预言。神秘者如中国的推背图、烧饼歌，西方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规律不易总结，偶然性就会被频繁提及。常见的句式为：只是因为什么什么才如何如何，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历史将会怎么怎么样。历史的确充满了偶然性，但除了人类诞生本身可能是个偶然事件之外，随后的人类大历史并不会由单独某个偶然事件来决定；时间越长、空间越广、内容越多，必然性越强。偶然性可以决定某一事件或某个阶段的结局，却不能改变大历史的进程。例如某些重要战争，对胜负的双方，都可以给予很多依靠偶然性翻转的假设。但如果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无论谁胜谁负，都很难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强权过后，要么退守，要么同化，又会恢复到该地区自身发展的原有道路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而技术传播不在乎谁胜谁负，都会进行。
在社会科学层面，寻找统一的历史规律，现在看来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绝对做不到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标准答案。对历史认识不同及出现对立，不需要任何高尚的理由，各种利益冲突很容易就首先导致屁股决定脑袋。民族、宗教、国家，及肤色、年龄、职业等等的划分，都会让人们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道德标准。正因为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都要求历史为现实服务，所有就形成了以各自为中心的、不同的历史观。
按地域划分的历史观比较常见，比如西方史观、东方史观，各民族、各国独立的历史观。脸谱化的历史观也很多见，谁都可以凭借个人的经历、好恶，把自认的好人好事夸一遍，坏人坏事骂一遍，就解释了一切，好像历史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小绵羊和大灰狼。厚古薄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但是这种眷恋只能强调局部，整体回归、开历史的倒车绝无可能。厚今薄古看上去最有道理，但也有失偏颇，容易把过去贬得一无是处，加重分割和对立。“历史中存在即合理”显得有些麻木和死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则显得有些圆滑和功利。总之，要对各种历史观分门别类，形成总览已不容易，要想取得共识，更是难上加难。
除了利益差别，造成这种局面的更基础原因是研究对象的差别。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通常具有可重复性，能够通过实验反复验证，其中的因素和变量可以控制、调节、筛选，从而确定各因素与现象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这一研究过程，不仅有利于科学发现，还可以保证研究结果及理论保持相当的长效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社会，希望发现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难以重复，并且差异大、不稳定，所以很多理论随着环境变化、时代变迁会被废弃。再加上利益差别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形成了很多不科学的伪社会科学，包括自觉的和不自觉的。
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严谨并取得共识，听上去有些道理，其实也不尽然。虽然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消除所有分歧，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还会自诩正义，但是这种情况只能是政治分歧的说辞，却不能成为学术界难以取得共识的理由。因为客观世界只有一个，客观历史也只有一个。按理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研究对象不同，而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借鉴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所以在严谨性和取得共识上不应该有太大差别。客观历史的唯一性决定了历史不是罗生门，不应存在艺术化的解读和认识。历史也不是人物、事件、思想的凌乱堆砌，也不能说些兴衰转换、阴阳平衡之类的大道理就草草了事。具体事物因资料不足的客观局限，可以观点不同，但是在排除利益纠葛等人为因素后，至少应该对历史的主流和大框架观点一致。以各自为中心，即所有基于文化多元形成的历史观都有片面性，都不足取。要想正确认识历史，必须要从文明一元的视角出发。
就像整理房间一样，让历史变得非常混乱，做起来很简单；而让历史变得非常有序，做起来却很困难，几乎等同于科学的艰辛成长过程。科学是将自然世界化繁为简、正确认识自然的利器，理所当然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利器。科学历史观的提法早已出现，不过具体内容有别。古希腊人将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并因此孕育了科学。由此及彼，科学历史观应该是将客观世界、全人类的空间广度，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跨度，统一成一个整体来认识历史，进而着眼于对未来的关注和责任，因为未来也将成为历史。
历史的内容丰富多彩，前人和当代学者做了很多研究，形成了很多学科。以人类为界，可以分为自然史和社会史两大部分，前者包括生物史、地质史、宇宙史等等，后者包括技术史、经济史、军事史、政治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从宏观上看，是自然史决定社会史，而非相反。
由于人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直观，所以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以及对此感兴趣的人，要远远多于对专业性要求更高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这也是造成乱象的原因之一。面对人类社会错综繁杂的内容和光怪陆离的差异，经常会出现以一种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现象的情况。其实，两种现象可能都只是同一个基础因素的结果，于是互为前提和结论，形成循环论证。
另外，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如果陷入思维定式的泥潭，不能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搞不清楚不同层级的表象和本质的关系，那么一番高深的分析之后，恐怕只会乱上加乱。对于某一学科的困难问题，引入其他学科的一些常识或者换个视角，虽不至于迎刃而解，但经常会使问题简单化。相反，由于某些基本常识的缺失，困于窠臼，进行舍本逐末的研究往往会使问题复杂化。
研究自然分歧少，主要归功于科学方法的应用；研究社会分歧大，主要是因为科学方法的应用存在很多不足。科学方法简单来说就是逻辑论证加实验验证：逻辑保证理论的自洽，实证保证理论和客观世界的一致性。研究社会从来不缺乏逻辑论证，但是因为其中充斥着各种既无法定性、也无法定量的概念，类似中医理论中取象比类的思维比比皆是，导致彼此间逻辑混乱，不能相容。实验验证对于社会研究来说，存在人力难为的天生缺陷，不能像做物理、化学实验那样，更不能像验证药效那样来个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偶尔为之搞个试验，也存在地域小、样本少、时间短、难以重复、干扰因素多的限制。最严格的实验不可行，只能退而求其次，构建各种社会模型，与历史真相和现实行为相结合，进行观察、分析、总结、推演，完成实证。对此很多人都做过有益的尝试，但是模型要素的选取千差万别，主次不明，往往又回到逻辑混乱的状态，结果还是彼此不容。正由于方法的不足，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不尽如人意。而人类又总希望能凭借已有的知识概览全局，所以造成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从上向下看问题的习惯。各种永远正确的车轱辘话随处可见，人性、道德等概念被滥用，政治制度、军事商业也因此被搅和得无所适从。
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必须要向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靠拢，具体细节因研究对象不同会有差别，但总体必须一致，避免研究东方用一套方法、研究西方用另一套方法的尴尬。收集和整理历史信息是基础工作，文字、图像、实物等等都很重要。以前对历史信息的量化处理无法做到全面、详尽，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收集成为可能。量化后的历史信息使各种概念更加明确，避免了主观随意性，不仅逻辑论证有了用武之地，还能用数学语言描述模型；然后借助计算机进行类似军事演习的沙盘推演，不断反复地修正和验证，力求接近科学实验的效果。利用模型有效连接逻辑和实证之后，各种因素的主次关系、叠加效果一定会逐渐清晰有序起来。所以，通过模型来认识人类历史，社会科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一定会得到改观，也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实践。
要构建各种社会模型，基础模型很重要，其中的关键是基础模型核心要素的筛选。对待这个问题，应该遵循科学研究中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不增实体。在一堆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中，逐步剔除次要因素，留下最重要的因素；力争简单，避免复杂；宁可选择模糊的正确，也不要精确的错误。
在此不妨回望一眼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最早分野。生物的生存繁衍，简单来说就是取决于可供资源和种群数量的关系，人类也是如此。人之所以为人，可以有多层理解，不过造成人类与其他生物拱手相别，而且后来一直起重要作用的因素首先是技术。尽管个别动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但是缺少改进和模仿，更谈不上发明和使用复杂技术。正如富兰克林所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
动物使用工具的例子：1白秃鹫用嘴叼着石头砸开鸵鸟蛋；2一种宽吻海豚捕食时用海绵保护自己的鼻子不受伤害；3猩猩试图用木棍叉河里的鱼；4黑猩猩在吃用树枝捕食的白蚁。
所以，人类社会最基础的观察模型就是资源、人口、技术三者的关系，并且三者都能量化，这点极为重要。这个最基础的模型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和以往不同模型、不同层级、不同视角造成的观察差异。资源、人口、技术三者的基本关系并不复杂，但是排列组合后看上去可以很复杂，像三棱镜一样折射出一条长长的光谱，各种社会状况都排列其中。从古至今，所有社会差异归根结底都是由资源差异（即地理差异或自然差异）、人口差异、技术差异造成的。
模型不止一种，以此为蓝本扩展延伸，还可以建立一种分层级的模型。资源、人口、技术三要素是基础，生产制造、军事商业、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层层罗列。不过必须明确一点，从下向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从上向下的影响，因为没有根基不可能有顶层。另外以知识体系为对象，可以建立巫学、神学、哲学、科学递进的模型；以一元和多元为对象，可以建立文明和文化关系的模型。如果将以上要素再进行组合，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模型。三维空间加上时间轴，就变成了一个有历史跨度的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想观察什么，各取所需即可。
历史没有回头路，在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中，弧度的大小、峰谷的高低记录着各种曾经度过的波澜壮阔。历史也没有什么奇迹，只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常规，或被压缩，或被延长。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但是不能一分为二地割裂历史。那些进程中的多元与一元、保守与激进、传统与变革、古老与现代、利与弊、好与坏、是与非、成与败，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复杂的共存。
人不是神创造的，不需要神谕指点迷津。如何“认识你自己”，求鬼神不如求自己。出现问题并不可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再出现问题的循环往复正是发展的过程。认识历史有助于认清现实，认清现实有助于规划未来。对历史的归纳总结应该适用于对未来的演绎预判，需要史实和史识并重。用科学历史观厘清历史的脉络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目标在于未来能够更好的关爱人类自身。
人们迟早会发现，历史无需多种认识，因为未来只有一种结果。
作者：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