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的“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皇室就失去对全国的统治权，全天下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之中。而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之后的短短几十年中，又出现了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以及其余十几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公元937年建立大理国，其疆域覆盖今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等地；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后称帝，建立了北宋王朝。
在王朝更迭犹如走马观花的几十年的历史中，每位怀有雄心壮志的帝王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此时建立新朝的赵匡胤也曾非常豪迈地咏诗说：“未离海底千山黑，月到中天万国明”，非常明显，赵匡胤也梦想着“悉复汉唐之旧疆”。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依次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但奇怪的是，曾经豪迈地表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赵匡胤却主动放弃了对曾经属于唐朝藩属的大理国用兵，而北宋的历代君王也都没有将大理纳入彀中的行动。国史君（国史通论）认为，赵匡胤放弃征服大理国，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宋朝国防，重在北方
“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在此后近两百年的时间中，中国一直处于内乱的状态之中，并且曾经扩张出去的版图也在急剧收缩。但是于此同时，西方的吐蕃和党项、北方的契丹等民族正在悄然崛起，契丹由于距离中原地区较近而成为一个最为显眼的威胁。与其同时存在的中原政权都和契丹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后晋“儿皇帝”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而将燕云十六州割让，后周世宗柴荣又与契丹及其扶植的北汉多次交锋，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也是在契丹入寇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与契丹依然保持着军事对峙的状态。
虽然赵匡胤曾经与宰相赵普、晋王赵光义“雪夜定策”，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全国的策略，但是宋朝不可能倾全国之力南下，而不顾北方之忧。太祖年间宋朝几乎没有与契丹进行正面交锋，但是被赵普成为“弹丸黑子之地”的北汉却一直在契丹的支持下与宋朝摩擦不断，这也就导致了即便是在“先南后北”的指导方针之下，赵匡胤依然在开宝元年、开宝二年、开宝九年三次对北汉大规模用兵。
显然，在北汉尚未平定、没有燕云十六州这一天然屏障的保护之下，宋朝必须在北方屯集大量的兵力，防范北方的“超级大国”契丹南下。
第二、大理国是个不好惹的对手
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大理国这片土地的历史——唐朝曾经为了牵制劲敌吐蕃而扶植了南诏，因此南诏长期作为唐朝的藩属。但是在唐朝的一些高压政策的逼迫之下，南诏愤然与唐朝为敌。唐玄宗开宝年间，南诏击溃了唐朝的多次进攻（天宝十年（751年），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出击南诏，却大败而回，唐军损失六万余人；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出征南诏，结果全军覆没），甚至还出兵攻占了四川局部地区。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在一次战败之后才与唐朝恢复了相对和平的状态。
但是两国此前的较量却让人铭记在心，所以，在北宋立国之后，曾经有一个“宋挥玉斧”的故事——公元965年，宋朝灭后蜀之后，宋军大将王全斌曾经建议赵匡胤说，应“乘势取云南”。但赵匡胤却“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对致力于“复汉唐之旧疆”的赵匡胤来说，放弃云南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天宝年间的盛世唐朝尚且没有能力征服南诏，在持续了百年战乱中立国的宋朝又哪来的把握征服大理呢？
第三、大理国无意与宋朝为敌
整个北宋历史上对大理国的记载都非常少，但是这为数不多的记载却都印证了大理国在试图主动与北宋搞好关系，比如北宋消灭后蜀后，大理国随即便派建昌城的守将到成都祝贺；宋神宗时期“大理国来贡”；宋徽宗时期“云南大理国求入朝献”。但是在公元1055年的侬智高叛乱之前，宋朝则从未有直接与大理国通使的记录。以至于当宋徽宗与大理国取得联系之时因为两国断交太久而出现了“语皆重译，行百日乃通”的情况。
更为主要的是，大理国和西夏、辽国不同，大理国没有积极地向外部扩张领土，也就没有对北宋造成多大的威胁，反而两国在民间的茶马贸易上交往频繁。因此，对于北宋与大理两国来说，维持和平的现状才是对二者最有利的局面，两宋三百多年间没有任何一方曾经试图打破这种关系。
所以，宋朝与大理两国虽然直接接壤，并且并存了三百年之久，但是两国之间始终维持着官方互不往来，民间贸易频繁的双边关系，这对于西方和北方强敌环伺的宋朝来说，实在是一大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