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革的改革者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这些字眼无不让人想起老年的农夫，或者寻常的乡绅形象。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天津教案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
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
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
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
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
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
在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威慑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
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
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
以奕?、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
而以奕譞、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
古老世纪的活化石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曾国藩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
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
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
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可是这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1860年的转折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
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
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他说，“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
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
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作者：丁三 白伟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