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马克吐温
上篇：《不进则退的改革，如何从变革的角度看待沙俄的得失成败？》
关于苏联，绝大部分国人对它都有两个误解。
将苏联与沙俄、现代俄罗斯割裂开来，认为它是历史的独特存在，是横空出世的。这大错特错，苏联也是俄国历史的延续。苏联的极权体制、大清洗、五年计划、社会结构等等，都是沙俄历史的变种。
还认为苏联的强大，主要是因为采用了社会主义体制。这也是不对的，至少避重就轻了。一方面，苏联能在某些方面特别强大，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俄国已西化两百多年，从19世纪开始，沙俄的GDP和工业产值就长期居于世界前五。所谓沙俄的落后贫穷，只是相对于欧美这些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言，它的实力轻松吊打奥斯曼、清朝、波兰等传统强国。
另一方面，俄国的西化是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国家力量长期居主导地位，苏联标榜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沙俄国家主义传统的激进演化。
苏联存续70年，它的发展轨迹依然遵循着俄国的内在发展逻辑。接下里，小编就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撇开宣传因素，带你再认识一下这个帝国 。
一、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精密而全面的哲学体系，是一门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古典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德国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哲学，希望改变这个不平等和苦难的世界，这就有了一点宗教的味道。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常常使用救星和神圣的词汇来勾勒社会主义梦想，承诺人和历史的合力将结束人类的剥削和苦难，极富有煽动性。
“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所以，对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国家出路的知识分子而言，它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是很有吸引力的。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在沙俄广泛传播。
整个体系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决定意识，推广到人类社会中就是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一不重视经济发展。辩证法强调事物是在“矛盾-解决矛盾-新矛盾”中迎来质变的，推广到人类社会中，这个矛盾就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革命是解决方法，人类就是在这种矛盾与斗争中实现历史的进步。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
这个理论唯一一个不大合逻辑的是，它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这种历史进程的结束，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使得人类进入自由与平等的新天地。
这个逻辑漏洞，以及历史发展的打脸，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逐渐失去市场。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远远不同于当时。日益扩大的殖民主义和全球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人阶级令人吃惊的保守与顺从，使得马克思主义亟需调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基础是工人阶级的庞大，而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工人阶级微弱。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马列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全球化上，列宁提出殖民地人民是天然的革命盟友，所以列宁重视东方；在工人阶级微弱上，列宁将资产阶级阵营的贫苦农民列为革命力量，并提出必须要有先锋党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俄国的专制传统上，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成分。
最终，凭借辩证法的精妙演绎，认为社会主义将出现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而不是欧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强国。
列宁不仅以激进的方式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还加入了本土的民粹主义。
列宁是在民粹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哥哥就是民粹主义分子，但列宁反对民粹主义的乌托邦，却对民粹主义者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意志坚定深有同感，这就是苏共革命暴力的思想渊源。
可以这么说，如同道家是儒家的反面存在一样，马列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反面存在。反对资本主义，必然回到马列主义。
在接下来苏俄的历史演变中，俄国的历史传统随处可见，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早已面目全非。
二、十月革命，送上来的权力
在俄国两百多年的西化过程中，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这源于经济领域的大发展与社会领域的长期停滞，导致工业化始终改变不了农业国的本质，从而提供了激进主义的土壤。这是俄国的独特性。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对这个旧政权失望透顶，这种深恶痛绝，不亚于近代中国对清朝的绝望。
尼古拉二世退位及二月革命后，俄国成立了多党制的临时政府，但这个自由而民主的政权十分无能，无力改变国家的经济下滑和秩序崩溃。
士兵呼吁退出一战，农民渴望得到自有土地，工人要求拥有工厂管理权以反抗过度剥削。但临时政府对这些要求熟视无睹，依然坚持一战。
临时政府表现拙劣，布尔什维克宣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均地权太有诱惑力，这给了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登上舞台的机会，否则，列宁很可能将是1917年的一个脚注而已。
大众充满了沮丧，爆发了“七月事件”：工人和士兵大暴动。当苏维埃领导人去安抚群众时，有人对他们吼道：
“夺权，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权力已经给你们送上来了。”
当列宁所在的布尔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到时，苏维埃内部认为他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苏维埃根本没有做好夺权的心理准备。
当时的苏维埃，内部主要有三派：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温和的孟什维克、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前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三者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后来，孟什维克被排挤，高层移居海外；社会革命党分裂，一部分转战地下，一部分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与中国血与火的解放战争完全不同，它更像是武昌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
与苏联官方所宣扬的爆发激烈斗争不同，冬宫并未发生武装冲突。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发射的炮弹，实际上是空弹头。起义者占领办公大楼和公用设施，与其说是武装夺取，还不如说是驱赶。
旧政权不废吹灰之力就瓦解，新政权顺利得不像话。所以，并不是马列主义选择了俄国，而是俄国选择了马列主义。
三、内忧外患的如期上演
在官方宣传里，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外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它们联合起来，企图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仿佛社会主义就是原罪。
这种内忧外患，在俄国历史上屡次发生过，此次没有什么独特性。不过是权力之争和领土之争的周期性上演而已，与社会主义本身无关。它是俄国的地缘和历史造成的。而且也没有什么联合绞杀。
1、重建专制体制
列宁一开始所做的，本质是是重建俄国的专制体制。
1918年1月，他直接解散杜马和立宪会议，打击上层者以启用革命者担任政府官员，复活政治警察机构“契卡”。
从而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暴力独裁的行政机构。这套专制体制，与沙皇的最大不同就是，由革命者组成的现代官僚机构，取代贵族，成为行政管理人员。
经济上，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其本质是沙俄国有化传统的深化。
为了供应城市，将土地国有化，强制征粮。这是沙俄农奴制经济的尾巴，那时沙俄也是奉行土地国有制，对农民的剥削一向很重。
再将国家资源全部国有化，私营企业几乎销声匿迹。这是为了满足内外战争的物质需求，与社会 主义制度本身无关。 俄国的经济本就已崩溃，为应对激增的战争支出，必须采取极端的国营政策，才能快速弥补财政。 这种手段，在中国封建王朝也屡试不爽。
在这里，必须说明国有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很多马克思主义政党搬出马克思语录：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全国性基础。却选择性忽视马克思“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
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将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化，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列宁为苏联的专制主义打下了基础，当斯大林完成农业集体化时，专制制度得以真正确立。
全面国有化、集体农庄、集权专制 ，辅之以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新的 三位一体 ，取代旧式三位一体：农奴制、农村公社、集权专制和东正教信仰，构成了苏联 的专制体系。
专制制度借尸还魂， 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 ，在俄国完美复活。
2、内部分裂
苏联初期的内部分裂有两个：内战和民族独立。内战是政党的权力之争，民族独立是历史原因。都与社会主义无关。
在沙俄的杜马议会中，主要有三派：保守主义者、自由民主者和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激进派。
布尔什维克顺利夺权后，解散议会，恢复独裁，这些反政府势力自然不服：辛辛苦苦几十年，被别人摘了桃子，便联合起来企图推翻现有政权。这就是“白卫运动”。
所以， “白卫运动 ” 与其他国家内战的性质一样，本质是权力之争，与意识形态无关。 如果是自由民主者夺权，俄国一样也会爆发内战。
红色部分是 苏俄，蓝色部分是白军
红军控制着交通干线和俄国的心脏地带，红军在人数、装备和纪律上都占据上风，“白卫军”各自为战、也没有统一领导。到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
这场内战，不是宣传上的什么以弱胜强的军事胜利，而是一场很正常的平叛。
关于民族独立，在《战斗民族养成记——血染的风采》中就提到过，俄国在扩张过程中征服了太多民族，很多民族有着自己的独立文化和语言，俄国本土文化相比它们并不一定占优。因此，一旦中央政府丧失权威，内部分裂很容易发生。
20世纪初俄国共有200多个民族、140多种种语言，俄罗斯人占全 国人口不到一半。
1917-1918年，芬兰、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外高加索、中亚地区，纷纷独立，沙俄解体。这些国家都是18世纪后才征服的，独立倾向一直较强，特别是芬兰与波兰。
到了1922年苏联成立时，出于军事合作和经济抱团取暖，有些独立国家又自愿回归了。这时就已经埋下了下一次分裂（苏联解体）的种子，在民族自决基础上，加盟共和国是出 于政治目的才联合在 一起的，加入后各国依然保留较强的政治独立性。国家向心力本就不足。
没有文化统一的纽带 ，一旦苏联衰落，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历史因素就是苏联解体的内在依据。
也可以看出，苏联的庞大疆域，是继承了沙俄的领土，而不是开疆拓土导致的新增。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吸引各国加入，是不成立的。
3、半真半假的外国干涉
始于1918年的干涉行动共涉及14个国家。主要是英美日，其他国家只是象征性地部队。
日本图谋占领远东、英美等协约国看重的是俄国的港口。尽管他们有时支持“白卫运动”，但一直避免与苏维埃发生直接冲突。
而且，由于一战刚结束，这些军队十分厌战，压根不想干涉。法国海军在黑海就发生了兵变，美国大兵迫切希望回国，英国在野党十分反对出兵干涉。
因此，必须看到，外国的干涉，绝对不是苏联官方所宣传的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一心企图扼杀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行动。
一战时，俄国就被德国打得落花流水。此时，俄国衰退得更厉害，而英美日发展快速，相比战前，差距更大。也就是说，列强若真想推翻苏俄政权，布尔什维克几无招架之力。
4、经济政策大转向
内忧外患平息后，苏俄奄奄一息。1921年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棉花产量只有1914年的5%，钢铁产量只有1914年的2%。惨不忍睹！
国家经济已经崩溃了，这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原因差不多。
与战时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延续到1928年，是一次“国退民进”。国家退缩到上游战略行业，开放下游行业给民间，给予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力图国家经济的快速恢复。当然，政治上还是保留绝对的控制权。。
新经济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1928年，苏联的农业和工业产能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GDP位居世界第五。不靠集权体制，宽松环境也能实现经济大发展，国有化不是唯一办法，甚至不是最优办法。
但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引发了苏俄高层的路线之争：延续新经济政策，还是重回国家社会主义战略？
三、激进的斯大林体制，旧制度归来
在官方宣传里，很多人都认为苏俄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可参考的蓝图，完全是凭借着革命者的首创精神的意志坚定，才创造出奇迹。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参考对象，它们创造的奇迹更能反映出西方人士的进取精神。
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战略，并非没有参照，它是沙俄国家资本主义传统的极端表现。
与列宁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不同，斯大林认为“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极大了迎合了当时人们希望国家复兴、盼望强人出现的普遍心态。
这是因为苏联面临着险象重生的国际环境。西边的德国及东边的日本都在擦拭盔甲、磨砺宝剑，英法美的国力更在苏联之上。外敌入侵成为一个现实的巨大威胁。
内部，苏联刚成立不久，民族独立依然记忆犹新，国家百废待兴，如何避免加盟共和国的再次分裂，成为一个更显迫切的问题。
外敌入侵、内部分裂，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这就是斯大林国家主义与独裁统治的历史依据。而这与意识形态无关，是俄国的地缘和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或100年。 必须在十年内赶上这个差距。 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被摧毁。”——斯大林
斯大林以血腥方式夺取独裁权力后，放弃新经济政策，实行“国进民退”的全面国有化。其本质在于，以牺牲民间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国家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大发展，重走沙俄老路。
1、五年计划不是创新，是沙俄政策的延续
五年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工业化，政策层面以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和深入发展集体农庄为核心。
苏联的国情与沙俄类似：雄踞全球第五的GDP，掩盖不了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国本质。新经济政策能解决民贫的问题，但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快速支持大规模的工业化。而工业化，最需突破的瓶颈就是大量的资金。
钱从哪里来呢？自然想到了人口庞大、家里有点余粮的底层人士。政府首先打倒新经济政策孕育而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然后，以集体化生产取代个体种植。
通过集体化，以强制征粮和低价收购，在农民身上快速获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工人也没讨到好处，半军事化的工作状态、以及生产力提升过程中持续压低工资，工人也在为国家贡献源源不断的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沙俄时期加重农奴剥削、以商税弥补财政开支，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队，没有本质区别。
1933年，希特勒掌权，日本侵占远东，军事需求更显迫切。斯大林接连推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直到1941年德国入侵为止。
从国家角度讲，五年计划毫无疑问是成功的。近90%的资金投向重工业，工业产值跃升至世界第二，工业产量占世界比重从1913年2.6%和1929年的3.7%攀升至1937年的13.7%，发电量从十五位跃升至第三位。红军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军工业。
我们始终不能疏忽的是，苏联的惊人成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是建立在沙俄西化两百多年的工业基础之上的。因此，对苏联的五年计划，要理性看待，不宜过分夸大。
一方面，它并非是在一贫如洗的大地上建造大厦，而是在GDP全球第五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和平环境下沙俄旧政权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西方发生了史无前例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国际资本纷纷进入俄国，此消彼长，才使得五年计划更加耀眼。
在经济结构上，沿袭了沙俄时期国家力量和外商投资主导的特征。
同样是五年计划，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就小得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不如沙俄。
与沙俄一样，国家工业迅速发展的代价，就是牺牲农业和轻工业，造成民众的贫穷困顿。它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却造不出足够的袜子。
工人处于准军事动员状态，工作任务严重超标，由于轻工业被选择性忽视，工人的生活消费品短缺、住房匮乏、还有刻板的定量配给，使得黑市成为苏联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专制体制还造成了经济领域极度的官僚作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低劣。
农民最悲催。他们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属国家所有，效率低、税负重，农民无力反抗，苦不堪言。这是继承了沙俄时期农村公社制的弊端。整个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人均产量还不及1911年的斯托雷平时期。
农民再次成为牺牲品，甚至于说，受到了欺骗。他们支持革命，希望获得土地与自由，但新政权成立后，他们一无所获。
1928年到1934年，整个苏联大地谷物的总收成下降了8％，可是，国家的收购量却增加了150％！也就是说，明明收成锐减，国家拿去的反而更多。
1932年，苏联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饥荒，乌克兰有超过500万人饿死。
乌克兰人咬定，这次饥荒，是斯大林实施种族灭绝的阴谋
农业可以说是全面的失败。集体化对农民积极性的打击，是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集约化种植造成的农业短板，伴随着苏联整个生命周期，直到七八十年代还在发生粮食歉收。
那么，回望历史，苏联的五年计划是横空出世的吗？远远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是沿袭沙俄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传统，19世纪后期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也热衷于制定国家发展计划。五年计划，不过是这种国家政策的极端演化。
集体农庄、农业反哺工业，可以看作是农村公社制、加重农奴剥削的传统延续。五年计划所造成的城乡差异大、工业与农业的失衡、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分化，这些问题在沙俄一直存在。
斯大林时期的五年计划，继承并发扬了沙俄西化改革的成就与弊端，这一直伴随着整个苏联时期。
2、伊凡四世的继承者
斯大林的大清洗，与他的五年计划一样有名。五年计划需要在强有力的专制统治下才能进行。斯大林便以各种罪名实施暗杀、处决与流放的大清洗。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4年中央委员会成员80%被杀害，280万党员中有100万倍逮捕；1936-1938年有72.4万人被处决。大清洗之后，老布尔什维克所占比重从1934年的80%锐减至1938年的20%。
清除异己，整个政治系统听命于斯大林一人，绝对的个人独裁建立起来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自然也形同虚设。
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斯大林开大清洗之先河。其实，伊凡四世才是俄国大清洗的祖师爷，他创立特辖军，消灭异己和大贵族，从而在俄国第一次真正确立起专制制度。这种恐怖统治，也成就了他“恐怖的伊凡”之名。
3、解决内忧外患
随着国家发展和独裁确立，苏联加盟共和国新增5个，达到11个。从统治者角度讲，这也是一种领土扩张，当然，这种扩张只是“收复”沙俄时期的旧领土。
1941年-1943年，德国对苏联发动了3次大规模攻击。依靠广阔的战略纵深，以及集权机制使得苏联可以迅速动员资源并适应战争的需求，苏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过程和结局，与当年拿破仑入侵几乎一致。
苏联死亡2500余万人，为了修补战争创伤，第四个五年计划得以推出。
与前三次五年计划一样，完美完成了任务，苏联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最大的不同是，由于起点低、时间紧，对农民的压榨程度更深了，大大扩大了集体农庄的规模而减少了集体农庄的数量，把25万个集体农庄合并成10万个。
对比1905-1917年的国家混乱与斯大林时期，可以明显发现，集权专制天然适合俄国。1905-1917年，三位一体的集权专制体制趋于瓦解，国家动乱，民族独立，社会崩溃。斯大林建立追求一致和控制的独裁统治，一并解决了内部分裂和外敌入侵两大难题，尽管代价是民众的贫苦。
有一种东西叫宿命，这就是俄国老百姓的幸与不幸。
4、跛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了德国与日本，第三次工业革命成就了苏联。
二战大大刺激了与军事相关的尖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火箭技术三大尖端成果的发明使用，直接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在五年计划中，苏联集中力量发展军事技术和国防力量，自然科学研究得益于国家提供的大规模财政和组织支援，这个方针很符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人造卫星的发射，显示出苏联在军事应用科学的巨大成就。在接连错过前两次工业革命后，俄国终于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走在了世界最前列，奠定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
发展军事技术，是俄国的一贯传统，直接目的并非为了追赶工业革命。“一不小心”成为超级大国，对苏联而言算是个巧合。
但偏废民用工业，为未来埋下了隐患。电子计算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之一，但苏联在这方面是落后的，它没有互联网、民用电脑和游戏机，当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70年代到来时，苏联与西方的差距就此拉大了。这就是80年代苏联走向没落的历史依据。
所以，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仅存在于第三次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的50-70年代。而且，其地位来源于原子能和航天技术的大科技实力，在其他领域处于落后地位，它的科技缺乏系统性与实用性，偏科很严重。
四、苏联的社会结构
苏联重建了俄国的专制体系，也打破了沙俄原有的社会结构。
沙皇-贵族-农民，沙皇联合贵族，共同剥削农民，是沙俄的基本政治结构。
苏联实行全面国有化，相当于旧社会大小贵族的上层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几乎消失。这就需要重新构建政府与民众的中间层。
苏共是苏联的唯一合法执政机构，其做法就是试图把所有精英人士吸收到党内，打造出“高层—精英—民众”的金字塔权力结构，高层通过控制物质生产和灌输意识形态牢牢控制住精英，二者联合压榨底层，从而维持社会稳定。
成为党员，就可以打开许多大门，成为地位与名望的最大标记，成了苏联的“自己人”。随着时间推移，党员的精英阶层享受的好处逐渐增加，他们有特供商店、有更好的医疗和住房。
我们把党员精英类比沙俄时期的贵族，就能发现，它的社会结构换汤不换药。权力给予的经济特权，取代世袭给予的封地，通过打造党员精英阶层这一“新阶级”，取代贵族，成为体制的坚定拥护者。
1917年，苏共党员人数2.5万人，20年代超过100万人，30年代达到400万。到了60年代超过1000万，80年代接近2000万。官僚特权阶层急速膨胀。
在阶级流动性上，苏共是无产阶级政党，工人自然受益最多。工人被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在上学和就业上有优先权，工人社会地位向上跃迁是苏联阶级流动的主要现象。尽管人数不多，但相比沙俄时期那种停滞的社会，已然有所进步。
也正因为如此，农民如潮水般涌向工人阶级。20年代，农村人口占80%以上，60年代则降到一半以下，80年代降至1/3。这种社会结构变化有工业化的经济规律使然，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冗余的工人，也是苏联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读到这里，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苏联要极力防止资产阶级的渗透？资产阶级以金钱交易代替权力交换，打破了“高层—精英—民众”自上而下的社会权力结构，也“腐蚀”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挑战现有秩序的稳定。尽管它是经济规律和人性使然，但也是苏联十分警惕的。
苏联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内在原因就是打掉这种体制外的力量，维护现有的权力秩序。其本质与西欧封建王朝打压资产阶级是一样的。
小结
苏联整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都延续了沙俄的统治秩序，因此它并非大家认为的全新事物。而苏联的倒台，也与沙俄的毁灭有着相似的理由：迟缓的改革，错过了前进的最佳时机，最终轰然倒下。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