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与赛先生
民国初年，天下大乱。政乱、军乱、商乱，思想界更是乱上加乱。中国迎来一个堪比春秋战国，可以“胡说八道”的新诸子百家时代。因认为辛亥革命失败，部分知识分子又一次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以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标志，开启新文化运动。
当时的思想界既有新文化的清风，也有旧文化的浊气。由于迷信有民众基础，部分人士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宣传灵学，并且披上科学外衣，冠以救国口号。这股歪风必然遭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批判，反过来《新青年》也被批成罪大恶极的“毒物”。
1919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予以反驳。文章后段，陈独秀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一段知之甚广的往事，不再赘述。想强调一点，民主与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推上崇高地位，是因为当时的一批思想精英，认定西方的繁荣强大主要仰赖此二位先生，而民主与科学在中国历史中不曾出现，所以要引进。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二位先生在中国活得好不好、过得怎么样，暂不做评判。突然某日想起一事，觉得有趣，与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今天有人将一本名为《中国古代民主史》的书呈现出来，诸位会作何感想？有人会说应该是思想史吧，例如孟子曾经说过民贵君轻。但此书不只是思想史，还包括制度实践史。最终结论为当欧洲人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爬行时，中国已经进入民主时代。中国先进的民主制度经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引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如果不是因为几个昏君的阻挠，尤其是那个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中国的民主制度早已经风靡全球，根本不会有美国什么事。不信，请认真阅读此书。
三皇五帝中的唐尧虞舜已经初创民主制度。公元前841年，西周国人暴动，赶走周厉王，创建共和制，为共和元年。少年儿童继承皇位，由辅政大臣当朝，君权虚位，是君主立宪。政治斗争中的朋党之争是多党制。不流血的王朝更迭是政党轮替。三司（都指挥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是军事、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大臣开会的朝议制度体现立法，如此四权分立比三权分立更为先进。历代从未停止的农民起义就是普选，选票是刀枪棍棒。还有很多更多精彩内容，就不一一“戏”说了。
看到此，估计大部分人会认为该书作者的脑子进水了，或者被驴踢了。内容牵强附会，结论瞎编乱造，此书定是伪史。好吧，换一本书，将《中国古代科学史》呈现在诸位面前，结论是当欧洲人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爬行时，中国古代科学长期领先全球，后经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引发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如果不是因为几个昏君的阻挠，尤其是那个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中国的科学还会领先，根本不会有西方什么事。你敢断定此书是伪史吗？恐怕有些困难，似乎违背接受的教育和了解的常识。
新文化运动时，判断中国没有民主与科学。时至今日，德先生依然缺少踪影，但赛先生似乎早已贯穿中国古代史。问题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没有事，也是伪史而已。产生疑问，说明你对科学还缺少了解。
科学是个“怪”东西
科学是个好东西，一般人能理解，说它怪，怪在哪呢？如果将科学与哲学、宗教、文学等做比较，就不难发现，科学怪异之极，是个无古无今、无东无西、无宗无派的六无产品。假如一个文学青年，满脑子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现实文学、浪漫文学，在这些概念的指引下来认识科学，估计迟早要被骗。
由于自然科学是科学的核心，很多概念都是从自然科学引出，所以本文所说科学多指自然科学。那么如何理解古代科学、西方科学等概念和科学内部的学派争论呢？
古代科学也称传统科学，内容包括与科学有关的知识和零散的科学知识，以对应近代科学或现代科学的完整知识体系。这种划分只在科学史的框架下才有意义，因为科学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有来龙去脉，为厘清关系，才作此界定。但是科学的发展，只认定更客观反映现实的知识才算科学，旧知识会被无情的淘汰，不再适用。所以，在当今的科学知识体系中，几乎没有古代科学的内容。不像唐诗宋词，虽已作古，但依然闪现于当代文学之中，偶尔还充当点睛之笔。
西方科学是专指科学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地理区域，并非使用区域，例如牛顿力学并不是只在英国才管用。而日常所说的美国科学、中国科学是指科研成果和水平，不是指单独的知识体系。所以不能因为有了西方科学，就一定要引申出东方、南方、北方科学。科学不是凑人数打麻将，如果换成哲学，西方哲学、伊斯兰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倒是能凑成一桌。
科学内部的学派争论是常有的事，但是有始有终，或者以新代旧，或者殊途同归，绝不会分崩离析。基督教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还不过瘾，再分出个新教，每个教还分好多派，这在科学上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科学能够成为六无产品，本质是横贯古今、跨越东西、总揽全局，即时间、空间、内容上的统一体，不容分割。能够做到江湖一统，别无分号，源于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真实的客观世界只有一个。
与众多“穷在闹市无人问”的没落玄学相比，科学现在是“富在深山有远亲”，世界各国都想凑个热闹。现在科学无国界，有成果便能登堂入室。对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古国，争取现代诺贝尔科学奖没有实力，争取一点古代科学的荣誉似乎还有机会。可是想在历史中与科学挂上钩，也不容易，因为科学的诞生过程也很怪。它只有一个源头，从古希腊到地中海沿岸，再到西欧。只有围绕着这条主线产生的古代科学，才有科学意义。而在古代，要想攀上科学的高枝，只能靠地利优势。离得太远，贡献率可以忽略不计，当你不存在。
古希腊文明是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又争斗千年，所以在科学史中，北非、西亚地区的历史古国都有较高的地位，相反同样悠久灿烂的中国却籍籍无名。如果按照“功劳、苦劳、疲劳、牢骚”的等级划分，对于科学诞生的贡献，穆斯林是功劳，印度人是苦劳，中国人是疲劳，略高于非洲土著、澳洲土著、美洲土著的牢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能养科学的水土就那么一块。科学出现在西方有历史的偶然性，不出现在中国或其它地区，却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对此不必遗憾。有人执着地追问，假如没有产生西方科学，中国本土能否孕育出现代科学呢？首先，这一假设不成立。历史不是谈恋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历史是生孩子，儿大不由娘。其次，就算假设成立，估计也不行。中国奉行致用之学，而科学是求知之学。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真正的求知，是为了求知而求知。中国的先哲们打破头，估计也参不透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因为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太怪了。
中国古代科学面面观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指没有现代科学。如果理解了科学的怪，中国古代科学的含金量可想而知。在历史的框架下，对中国古代文献和实物，以及出土遗存，做资料整理，与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有关联的内容做比对、分析，考察古代社会的状况，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本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但是以此为起点，几经变异，却在大众传播领域造成严重后果，形成以下几个印象：1中国古代科学很先进，2中国古代科学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3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独立发展成为现代科学，4中国古代科学对于未来科学发展也会有直接帮助。如此一来，中国古代科学史成为伪史，有必要剖析一下。
1、用技术冒充科学。进入工业社会，科学和技术高度结合，但是在农业社会，二者关联度极差。借助中国古代技术史，经过技术→科技→科学的概念转换，古代的技术成就被等同于科学成就，于是古代科学家多了起来。木匠鲁班、纺织女工黄道婆等能混入古代科学界也不足为奇。在李约瑟问题的推波助澜之下，甚至开始瞎编乱造。司南、地动仪都是现代臆造品，其中司南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科技的标志。
司南模型，不依靠现代工艺加工，无法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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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玄学知识体系冒充科学知识体系。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医。中医的本质还是巫医，对生理、病理、药理一窍不通。往好了说是行为艺术，从重体力表演的跳大神进化为轻体力表演的望闻问切和抓药。对能够自愈的疾病是不治白不治，对不能够自愈的疾病是治了也白治。没治好，就玩算命的小把戏，推说时运不济或药引子没找对，反正中医没有错误。没有中医，中国人照样繁衍生息。这要感谢伟大的母爱和辛勤劳动的农民伯伯，和中医一文钱关系也没有。标榜自己如何科学，甚至污蔑现代医学不科学，又要靠中西医结合来拯救人类，还要申请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精神分裂的事情，只能是巫婆神汉所为。谁可曾听说，英国人要为牛顿力学申遗。
3、用观察记录冒充科学发现。科学发现贯穿科学研究的全部过程，包括观察、假设、求证等许多环节。中国地大物博，气象万千，各种观察记录不绝于史。以记录天文现象为例，中国有很多第一，可是也仅限于观察和记录，并不是科学发现，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按照这种方式，再过几千年，也观察不到脚下这颗星星。
4、用经验指导技术应用冒充科学指导技术应用。有生产史就有技术史，在农业社会，依靠经验积累，能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简便方法，推广开来，提高生产，在农学方面比较突出，也由此产生算学。中国古代数学多是为生产服务，种田养猪，铸钱烧陶，水平不可能太高。到元明之际，才有纯数学的出现。另外数学是否属于科学是有争议的。
5、用其它著作冒充科学著作。中国历史书籍浩如烟海，其中很多书现在被称为科学著作。但这些书其实是生产手册、工艺大全、奇闻异事汇编、游记。如果书中只要涉及有关科学的知识，就能被称为科学著作，那中国被湮没的科学著作还有很多很多。
6、用诡辩冒充科学方法。西方的逻辑学引入中国后，有人发现与中国古代的名辩学相似，所以将名辩学视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例如庄子和惠施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如果了解过古希腊的逻辑学，这种对话只能算是两个傻小子互相抬杠。当然，并不能因此否定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价值。
7、用求知本能冒充科学精神。求知是人类的本能，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重要一步。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仅有求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求知达到求真。不过以科学精神来要求中国古人，实在是强人所难。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国古代科学，既没有构建科学知识体系，也没有掌握科学方法，更谈不上具有科学精神。相反，却充斥着很多无法进行科学解释的神奇故事。没有科学知识，却有很多科学家，没有科学发现，却有很多科学著作。这就是一直过着世外桃源般生活的中国古代科学。
社会需求催生的伪史
出现这种状况，当然是事在人为的结果。人是高等动物，受道德约束，对自己的不同经历会产生荣誉感和羞耻感，并且形成记忆，影响以后的行为。同时人又是复杂的社会动物，遵循趋利避害原则，在对外交往中，会不断重复宣传好事，同时拒绝展示坏事。这是最简单的情况，也很正常。但是人有本事将其高度复杂化，就会有些不正常。先回顾一小段往事。
在陈独秀等人倡导新文化的同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却沉湎于旧文化。当时袁世凯的威望和权势如日中天，欲登基称帝，碰到一个小障碍，祖上没有名人。袁家兴起于道光年间，名望不低，但对于做皇帝还远远不够。这当然难不倒袁大总统，更有愿意帮忙的文痞。经过甄选比较，看中了明代惨遭冤杀的抗清名将袁崇焕。但是袁崇焕无子，于是将袁世凯的先人认定为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另外袁崇焕的家乡在广东东莞，而袁世凯的家在河南项城，于是又编造袁崇煜从东莞迁至项城，养育后代。经过一系列运作，袁世凯的身世镀上了厚厚的一层金，当皇帝的自信心也就愈发膨胀。
袁世凯攀附袁崇焕当年闹出的动静不小，但是与中国古代科学伪史的出炉相比，只能算是小小巫见大大巫。因为后者是在一个较长的特殊历史阶段，全民族在爱国热情的指引下，由政府、学界、民众以及外国友好人士，共同完成的一项伟业。目的是增强国家民族的荣誉感，掩盖羞耻感，减轻历史包袱，便于开创未来。
民国期间，就有人开始搜集相关史料，制造古代仪器。名为复制，真相如何，只有天知道。建国后，百废待兴，通过宣传伟大的祖国来激发干劲，古代科技是宣传重点之一。1954年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英国出版，引起轰动，国内更是亢奋。古人的聪明才智如此之高，对今人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完成建设的许多重点工程，令中国有了全新的面貌。古代科技很辉煌，超越古代，是对新时代的肯定。随着文献整理和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更多的古代高科技被挖掘出来，受到广泛宣传。进入文革，封资修全被打倒，但是由勤劳的人民创造的古代科技却受到保护。尤其是中医还得到广泛推广，赤脚医生一根银针走天下，针灸无痛分娩也被大书特书。如果考虑到当时国家贫困，基础医疗条件之差，在政府层面搞些心理暗示的精神疗法，也不奇怪。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更迎来了伪科学的春天。一时间中华大地乌烟瘴气。在市场经济的帮助下，一切向钱看。科学伪史成为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慢慢演化成今天的局面。
中国古代科学伪史的诞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更有广大的社会需求。去年当大家揭露一个骗子集团的同时，熟悉了一个词“消费政治”，而消费历史也有相似的作用。在经济学中，需求创造供给，供给满足需求。很多人对韩偶出炉的社会背景做过分析，13年，半代人，前因后果还好梳理。可是科学伪史历经几代，很多概念已经根植于教育界和科学界。国人习以为常，吸毒成瘾，在精神鸦片的作用下不能自拔。
有人说，就算是伪史，那伪史多了，给祖宗吹吹牛，不算大错。再说了，科学是科学家的事，与老百姓何干，我更关心民主。当今中国，民主的议题远多于科学。关心民主，当然是好事，也预示着中国迎接民主社会的必然性。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容易一帆风顺。所有初尝民主春风的国家，无一例外，要经历一段劣质民主的阵痛期。而阵痛期的长短，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整体的科学素养，尤其是精英阶层的科学素养。劣质民主如果效率过低，延续时间过长，社会将拒绝提供其继续运转的成本，重回极权时代也毫不奇怪。民主和科学被视为驱动现代社会的双轮，重要性不分伯仲。但是如果按照程序正义的原则来考察历史，不难发现，科学的重要性还要在民主之前。所以如果一个人只谈民主，回避科学，甚至反对科学，那么他的水平或动机非常值得怀疑。
真学当立，伪史当破，在认识上不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是执行起来就像戒除毒瘾一样，谈何容易。科学伪史的危害还未清除，民主伪史的编纂已经开始动工。近百年前，先驱们欢迎德赛二先生来到中国。如果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后代看到中国古代民主和科学双伪史后，认定这就是德赛二先生的真身，今人情何以堪？呜呼哀哉。
作者：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