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是幸运的。当基辅罗斯刚建立时，旁边的拜占庭帝国蒸蒸日上，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先进的文明之一；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作为邻居的西欧继而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西欧与拜占庭帝国一脉相承，文化相近，俄国就地取材，两次都能实现文明的弯道超车。
在西化过程中，俄国陷入了一个悖论：国家生存仰赖集权专制，国家进步依靠西化改革。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撕扯着俄国，这种彷徨是俄罗斯帝国在18、19世纪的主题。
尽管西化最终失败，但俄国拉开了与传统封建王朝的差距，实现了民族“大跃进”。接下来，小编从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去解读近代俄国的西化进程。
一、“秦国化”的军事帝国
在上篇《你所不知道的俄罗斯——发源于商业文明，脱胎于三国演义》提到过，俄罗斯的地缘环境有两大特点：1、没有防御屏障的东欧大平原；2、气候严寒。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必须不断扩张，到达自然边界，战争是其立国之本；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薄弱。
俄罗斯气候寒冷，农作物生长期短，产量低，因此必须集体协作、抱团取暖，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农村公社。与中国家庭小农经济截然不同。
在公社内部，土地是公社所有，分配采取平均主义，农民选举自己的社长，呈现一定的民主性，也表现出较强的自治性与封闭性。
农村公社构成了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和基层政治组织，一直存续到20世纪。
基辅罗斯衰亡后，俄罗斯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封建大领主势力强大，呈现出封建国家的普遍特征：国家松懈，王权虚弱，地方强势。（参考《农业文明与西欧的貌合神离》）。
俄罗斯的战争压力太大，远超中国和西欧，这种松散联盟的国家无法持续生存。
伊凡三世时期，为吞并各诸侯，莫斯科公国以军事服役的条件将土地赐予实力不强的中小贵族，以国家暴力掠夺公社土地，创造出了服役贵族这个新的利益阶层。
这势必导致农民迁徙，这对地少人稀的中小贵族打击很大。于是，沙皇颁布《伊凡三世法典》，限制农民流动，保证服役贵族有充足稳定的劳动力。公社呈现农奴化趋势。
在扩张过程中，在占领地复制该模式，将吞并的土地赏赐给有功之人。这种以战养战，莫斯科公国才统一东北。
这种模式是不是很熟悉？对，这就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以军爵制和强迫农民种地，将秦国打造成所向披靡的战争机器。
沙皇-服役贵族-公社，沙皇联合服役贵族，以国家机器共同剥削农民，保证军国费用。沙皇在封建制度里嵌入专制体制。
这时，俄罗斯贵族分成两类：波雅尔贵族（大贵族）和服役贵族（中小贵族）。前者是世袭的封建大领主，后者是以军功继承的小领主。
服役贵族与西欧的骑士类似，是最底层的封建领主，其关键不同在于，服役贵族听命于国王，骑士听命于大领主。
到了伊凡四世时期，莫斯科公国面临南方几个鞑靼汗国的严重威胁。沙皇联合服役贵族，从制度和肉体上严酷打压波雅尔大贵族这个权力大威胁，将军事服役推向所有贵族。专制制度基本确立。
伊凡四世的战争更加频繁，他便颁布法令直接剥夺了农民的迁徙权，农民进一步农奴化。
自此，沙俄基本“秦国化”。伊凡三世如同秦孝公，初创以军功论赏的集权专制，伊凡四世如同秦惠文王，铲平大贵族，加强集权专制。国家成为战争机器，走向扩张之路。
16世纪末，伊凡四世惨败瑞典，国内起义不断。俄罗斯首先想到的是进一步弱化农奴：1649年颁布《会议法典》，从制度上确立世袭农奴制。完全满足了贵族和国家的需要。
到17世纪末，全国人口1500万，85%都是农奴，农奴制当仁不让地成为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建立在农奴制下的集权专制，对外可以积蓄力量武装抗争，对内可以镇压虚弱的底层，“完美”解决了俄罗斯的两大难题：外敌入侵、内部分裂。
沙皇与贵族进行合作的缙绅会议是公国的政治基础，缙绅会议的成员囊括农奴之外的三个等级：教士、波雅尔大贵族、服役贵族，其中服役贵族总是占优势。
然而，缙绅会议与欧洲的议会有着本质的不同：服役贵族依附于沙皇，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缙绅会议不是抗衡君权，而是更好地服务君权。
它与秦国（中国）也不同：秦国自秦惠文王始，建立了选贤任能的官僚体制，而沙俄依旧停留在依靠贵族进行统治的原始阶段。毫不客气的说，俄罗斯的政治成熟度还不如比它早两千年的秦国。
因此，当西欧以商业形成资产阶级，打通阶级流通渠道；中国建立官僚体制，以科举制给予底层上升渠道时，俄罗斯以军功论赏形成新的贵族，没有形成日常的阶级流动，造就了绝对的阶级对立。
再回到公社这个话题，公社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农奴化了，因为现成的公社组织是领主统治农奴的有利工具。地主一般不干预公社内部生活，只关心从公社那里获得租税和赋役的情况。
农奴制、农村公社制、集权专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的大背景。
二、最早的国家西化、最大的阶级对立
世界上最早的西化改革发生在俄罗斯。它比第二的埃及早了100年、比日本早了150年。
西化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使俄罗斯达到扩张的巅峰，但农奴制不断加深，人口红利难以释放，严重阻碍了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1、俄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俄罗斯陷入困境。强大的瑞典占据波罗的海，遵奉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汗国占据黑海，俄国成为完完全全的内陆国。
耳熟能详的彼得大帝改革，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这是一场以军事和财税为核心的西化改革。
财税上，设立人头税和通行证制度加重对农奴剥削；鼓励国贸和商业，以贸易盈余和商税扩充财政收入；增设烟草税、火炉烟囱税、胡须税、澡堂税等五花八门的税种。
与1680年相比，政府收入在1702年翻一番，1724年则增加了5-6倍。这是建立里全国人口不增反减的基础上的。
在财政的有力支撑下，彼得大帝新建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最终建立了一支20万人的新式陆军和一支由48艘战舰、787艘快艇和2.8万名水兵组成的海军舰队，实力居欧洲顶级水平。这是俄国驰骋欧洲的资本。
相应地，在彼得大帝执政期间，只有1724年没有战争，没有战事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3个月，让他一举成名的“北方战争”持续了21年，最紧张的时候连教堂的钟也被拿来制造大炮。完全是“战争狂魔”。
另一方面，彼得大帝实施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引进了西方文明。
经济上，吸引外资投资建厂，发展国际贸易，力求多出口、少进口，积累外汇。建成了200多家工厂，冶金、采矿、纺织等产业部门从无到有。
文化上，兴办教育，支持留学，引进西方生活习惯，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继拜占庭帝国后，欧洲的先进文明再一次沐浴这个国家。以后就不可能倒退了。
既提升了军事，也引进了先进文明，使彼得大帝成为“伊凡四世”和“弗拉基米尔”的综合体，这就是他真正伟大的地方。
美中不足的是，这场改革开放是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其根本目的是加强集权专制，对西方文明最宝贵的宪政和人权视而不见。它是一场体制内的狂欢，广大农奴一无所获。
它的西化只与贵族有关，农奴制却不断加深，鸿沟拉大导致阶级矛盾更加严重。
资本主义经济从无到有，但以政府力量和外商投资为主，民间经济十分微弱。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模仿，彼得大帝使俄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体现出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旧制度的纹丝不动，也给未来留下了隐患。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通病。
如何实现经济与制度的同步发展，避免“后发劣势”的发生，只能留给后继者去解决了。
2、制度的倒退
彼得大帝之后的18世纪，俄罗斯的王权更迭不断，相继出现四位女皇。史称“宫廷政变”时期。
每一个上位的沙皇，为赢得贵族支持，把国有土地大规模赐予支持自己的贵族，这些土地不需要服役。1762年颁布《贵族自由宣言》，贵族摆脱了国家的束缚，获得了自由，这是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依据。
农奴处境不断恶化。农奴不允许购置地产、不能通过自愿服役来改变自身命运，1754年以法律的形式将农奴列为贵族的财产项下，农奴制越来越接近于奴隶制。
阶级悬殊进一步拉大。
叶卡捷琳娜大帝上位后，与西方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通信联系，同情国内的农奴，奉行开明专制。
1773年，正值俄土战争之际，倍受压迫的农奴揭竿而起，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普加乔夫起义。
强势镇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便中断自己的开明之风，走向了反动统治：强化贵族、弱化农奴。
她建立地方贵族集团，扩大贵族的地方权力；颁布《贵族宪章》，承认贵族的世袭荣誉。贵族的特权达到高点。
她将农奴制推广到乌克兰、白俄罗斯，而且不断强化农奴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允许奴隶买卖，对农奴的控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叶卡捷琳娜武功卓越：占据黑海、瓜分波兰。但是，贵族特权和农奴制发展到顶点，国家制度实际上倒退了。
当她在1796年去世时，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奴，生活与奴隶几无二致，被称为“两条腿的牲口”，而只占全国人口1%左右的贵族控制着国家的一切，并且越来越西化，二者处于完全割裂的两个世界。这是一个十分畸形的社会。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沙俄的落后，始于叶卡捷琳娜大帝。1785年，改良蒸汽机投入商业使用，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人类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俄国，沉迷于旧制度而不能自拔。
农奴制和封建专制不断加深。农奴几乎没有购买力，失去自由、没有生产积极性的农奴也难以补充城市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的欠缺，制约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一直到18世纪末，虽然已经西化近百年，但它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95.9%，城市人口占4.1%。工人数量才20万人左右，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变化。
沙俄有着富丽堂皇的宫廷、拥有一支雄厚的军队、国家的领土依然在扩大，表面的强大，掩盖不了它仍是贫穷虚弱、文盲充斥、政治落后的农业国本质。
三、改革的停滞，错过第一次工业革命
亚历山大一世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孙子，一上台就着手实施自由主义的进步改革。
他实施宪政改革计划，建立制度化的君主政体；颁布《自由农民法》，规定地主有权自愿解放农奴，开解放农奴之先河；他对教育的投资，史无前例。
1812年，拿破仑入侵莫斯科，打乱了这一历史进程。俄罗斯击败拿破仑，“拯救”了欧洲。外患刺激下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再也没有任何进步的改革计划，越来越执着于旧秩序。
亚历山大一世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祖孙二人，分别由于内忧和外患，中断开明之举，延续以往的野蛮与专制。内部分裂、外地入侵，如同宿命一般轮番上演。
在与拿破仑的作战中，贵族军官直接接触法国文明，被西方的先进迅速“反征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嗅到阳光的味道后便无法阻止对光明的向往。他们对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感到失望，这促使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革命组织，他们希望沙皇继续宪政改革和废除奴隶制。这就是十二月党。
1825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暴毙，十二月党趁机起义。与中国戊戌变法一样，俄国中产阶级微弱，农民处于未开化的愚昧阶段，革命没有民众的社会支持，旋即失败。
圣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广场
对尼古拉一世而言，相比农民起义，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刺激更大，因为在沙皇眼里，这些贵族是既得利益的自己人，他们的起义意味着社会出现了不可控的新思潮，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裂。
于是，出于本能反应，他在维护专制制度和旧秩序上更加坚决，对社会生活和思想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典型的倒行逆施。有名的第三厅即政治警察是他统治的象征：监视社会的一切异常。
当欧洲爆发1848年大革命时，为防止革命思想入侵，他还以“欧洲宪兵”的国际身份四处帮忙镇压。可谓用心良苦、倾尽全力。
尼古拉一世就这样在专制制度这棵枯树下守了30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赢得了“冻结俄国30年的沙皇”的称号。
而贵族的内部分化愈演愈烈。一百多年的西化使得一部分贵族开始觉醒，涌现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自由主义者，他们抨击现存秩序、呼吁进步改革。这种意识形态的呼声，无比珍贵，因为，物质可以剥夺、肉体可以消灭，而思想只会蔓延。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专职的暴君和魔王，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普希金
自此，“贵族害怕农民，农民憎恨贵族，两者都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对他们都害怕”。俄罗斯的社会更加割裂。
改革的停滞，让沙俄“完美”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西欧和美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而俄国毫无知觉，最受重视的军队还在使用木质帆船，贸易仍以初加工为主，产品在欧洲毫无竞争力，它还停留在彼得大帝时代。
这就是不进行制度改革的改良运动的宿命，国家经济没有活力，丧失内生的创造性，也就是“后发劣势”。
这种差距终于在1854年完整暴露出来。为争夺黑海控制权，俄国与英法联军爆发克里米亚战争，俄国惨败。对外军事的溃败，意味着沙皇的政权合法性完全丧失。尼古拉一世无法接受现实，重病而亡，据传是自杀。
“克里米亚战争是采用原始生产方式的民族，对拥有现代生产力的民族进行的绝望搏斗。”——恩格斯
四、不彻底的改革，错过第二次工业革命
与伊凡四世惨败温登战役一样，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国的落后性，使得沙皇也意识到需要改变。
俄国的每次重大改革，都直接源于战争失败。对人民的反抗无动于衷，国家的失败才会想起改变。
所谓一步错、步步错。当俄国对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行补课时，世界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1、大改革
与17世纪不同的是，这次的改革更显急迫。
“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亚历山大二世
他的改革依然呈现出自上而下改革的普遍特征：望着未来，同时守着过去。
1858那年，沙皇召集贵族委员会商讨解放农奴，提出了三条准则：要让农民感到有所改善；要让贵族利益有所保障；国家稳定不能破坏。
与此对应，1861年对外宣布解放农奴宣言：农民无偿获得人身自由；缴纳赎金才能获取土地；保留村社加强控制。
三位一体的农奴制、农村公社、集权专制，农奴制率先解冻。
在最核心的土地分配上，农奴可以赎买获得以前耕种土地的一半，另一半自动归贵族所有；若无力赎买，可以免费获得1/4土地。由贵族决定地块的分配。
由于农奴根本就没有储蓄，赎金又比地价高2-3倍，政府便发行国库券向贵族补偿，农奴以49年向国家分期偿还债务。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用心良苦、平衡三方利益而又十分保守的分配方案。在保持国家稳定、维护贵族利益的基础上所做的最大让步。这个让步，俄国人民苦等了150年。
其结果就是，3000名贵族保留了9500万俄亩的上等土地，2000万农奴才获得1.16亿俄亩次等土地。将近一半的农奴没有获得能养活家庭的土地。这就是19世纪末百万农民移民西伯利亚的历史依据。
私人所有者土地中80%是贵族地主
可以这么说，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人身自由，在经济上没什么收获。但毕竟，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
60-80年代，新修铁路达1.85万俄里，钢铁、煤炭呈现十倍以上的井喷式增长，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度已在俄国工业交通各主要部门占据了优势地位，工人数量达到150万，而过去150年才80万。农奴制所改革所释放的人口红利，效果惊人！
俄国迅速“补课”，从而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跻身世界五强。
讽刺的是，几乎与农奴制改革同时，德国发明了发电机，以发电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
农奴制改革计划的最大问题国家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了公社而不是农民。农民公社定期重新划分土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制约农业发展，也抑制了农民向城市的迁移。这就是1891年大饥荒和城市化率低的原因所在。
公社改革要等到40年以后。那时亡羊补牢为时己晚！
农奴制改革释放的人口红利带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得专制统治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错误。
2、激进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就诞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单独来说它，是因为现在的世界出现了民粹主义复兴的苗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就有民粹主义的味道。
俄罗斯长期实行贵族统治，一直没有打开平民阶级上升之路。农奴制改革后，实际生活并无改善，农民充满了失望。仅1861～1863年就发生了2000次暴动。不公正的转型方式给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
到了7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普遍同情农民，认为他们已陷于绝境。他们实行“到民间去”，通过宣传鼓动培养农民的革命意识，反对资本主义，建立以公社为主体的平等与自由。
从他们的革命目标来看，民粹主义很具有欺骗性，名义上崇拜“人民”，实质上是追求束缚农民的公社社会。甚至反资本主义，这种倒退性并没有去思考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利益，而是以人民的名义掠夺人民。
由于农民与贵族的长期割裂，使得农民对他们充满了仇视与不信任，“到民间去”不到几个月，革命就失败。
之后，民粹主义者成立了“民意党”，强调恐怖主义打击专制统治。列宁的哥哥就是民意党人。
这种低劣的革命手段，可以看出民粹主义的情绪化。
1881年，民意党杀害亚历山大二世，遭到残酷迫害后，逐渐失去影响力。
民粹主义的关键问题是没有自圆其说的理论基础，更多的是一种不满情绪的表达。它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目标脱离现实，限于一种反叛现实的情绪宣泄。
因此，民粹主义充满了迷惑性、破坏性与落后性，典型例子就是伊朗霍梅尼革命。包括特朗普现在的反全球化，谋求美国的制造业回归，这都是表达落后中产阶级不满的倒行逆施，注定不能长久。
3、虚假的繁荣
如果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那么亚历山大二世的后继者又令人失望了。与尼古拉一世一样，后来的沙皇们停止在新的前进道路上，采取各种措施去强化专制制度。
亚历山大三世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可以分开。他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俄罗斯年均工业增速达到8%，吸引外资，发展铁路和重工业，建立工业区，颇有点社会主义经济的样子。
但在社会领域则是十足的倒退。扶持贵族和官僚以加强专制，限制地方自治以加强集权，取消大学自治、加强新闻审查以钳制思想，然后以东正教和民族主义转移人民视线。这就是俄国宗教迫害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依据。屠犹就发生在此时。
亚历山大三世的政策也印证了一个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出现矛盾时，往往就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泛滥。譬如现代土耳其的奥斯曼主义、某国的民族复兴。
尼古拉二世继位后，延续父亲的政策：发展经济、加强专制。
俄国的工业持续发展，工厂数量9000多个，相比60年代增长3倍，铁路里程翻番，GDP全球第四。但保守的集权专制下的繁荣往往是虚假的。
一直到19世纪末，农民达到1亿，占全国人口至少80%，他们没有上升空间，这种压倒一切的农民性，无法提供内需。发展依赖外资和引进设备。工人数量狭小，全国人口1.3亿，产业工人才200多万。社会结构几无变化。
它的表面繁荣是靠庞大人口支撑下的人口红利实现的，经济结构十分不合理。
最关键的是，当时的欧美日，从19世纪60年代到世纪末，完成了“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反观俄国，停留在金属、矿业、铁路的蒸汽机时代，与西方有着“段位”的差距。
国家主导下的经济，总是比世界潮流慢一拍。
与尼古拉一世一样，战争揭穿了虚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惨败，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西化两百年的堂堂大帝国，连一个实行西化才40年的“撮尔小国”都打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后进的日本能令老牌强国俄国颜面扫地，其关键原因在于它直接完成了宪政改革，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从而抓住了电气革命的机遇。
五、为时已晚的改革
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工人游行示威与罢工、学生抗议，席卷全国，连军人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民众情绪与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一样。
1、君主立宪
1905年，神父加邦带领3万的工人，向冬宫（沙皇的皇宫）进发，请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请愿人数很快达到20万人。
但军队开枪射击，打死130余人，加邦身亡，史称“血色星期天”，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
同年10月，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涉及人数200多万。苏维埃就在此时成立。
政府活动基本瘫痪，尼古拉二世迫于压力，签订《十月诏书》，成立君主立宪，召开国家杜马议会。
当然，沙皇只是放弃了一少部分权力给议会，依然牢牢掌控着行政、军事、宗教的独裁权。但一分为二地看，毕竟前进了一步。
这也是现代俄罗斯政体的雏形：总统权力大、议会权力小，介乎议会制和专制之间。
2、土地私有制改革
1906年，内阁总理斯托雷平实施土地改革，旨在打破农村公社，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个人，允许买卖。这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深化，根本目的在于将广大农村地区从革命温床转变为体制拥护者。
他设置土地银行，鼓励农民贷款购买土地，实质是支持富农兼并，“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推进移民政策，鼓励移民边远地区，实质是针对贫农。
其结果就是，至1916年，200万农户完成退社，占公社农户总数的24%，涉及土地占村社土地的16%。退社农户中一半以上是出卖土地的贫农。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符合历史潮流。让俄国农民第一次成为自由民，完全释放了人口红利，俄国工业发展也得到了大量劳动力。即使被人诟病的扶强抑弱，也是因为俄国适合搞美国农场的规模化种植。
到1911年，相比1905年，俄国农业机器使用量、化肥使用量翻了一番。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超过整个斯大林时期。俄国变成“欧洲的粮仓”、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工业部门也在快速成长。1913年与1900年比较，工人数量从200万增长到300万，钢铁、煤炭、棉花加工都在大幅增长，出口总额翻番，国民收入增长近80%。
改革后，还形成了史无前例的移民高潮。1905-1914年，总共1000万人移民西伯利亚，占全国总人口6%左右。而在两次土地改革之间的40年里，移民人数也才200万人不到。边远地区也得到开发。
创造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奇迹”。列宁评价斯托雷平的改革是纯粹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精神。
经济改革的同时，斯托雷平对内实施铁腕手段维持秩序，对外主张和平以避免国际冲突，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1911年，斯托雷平被社会革命党暗杀。留下了那句名言：
“给我二十年的安宁，我便来改变俄国。”
这话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普京，斯托雷平的一个隔世死忠粉，直接套用了偶像的话术模板：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斯托雷平被评为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第二位，排在彼得大帝、斯大林前面。普京为他的纪念碑献花。
农奴制、农村公社、集权专制，俄国三位一体的护身符，在制度上已经解决了两个半（半个集权专制），沙皇-服役贵族-公社的专制结构趋于瓦解。俄国接下来的使命就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资产阶级革命冲破封建专制桎梏，重走西欧历程。
1905年的宪政改革和和土地改革，俄国朝着自由主义进化，尽管经济的落后和大众的贫困依然存在，但这些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
但他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叶卡捷琳娜、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等等，至少停滞了100年，这次没有时间给俄国了。
六、战争戳破纸老虎
俄国背叛了斯托雷平的和平外交策略，挑起巴尔干争端和一战，但对俄国而言，一战就是个灾难。
1914年底，战争才爆发5个月，俄国丧生40万人，1915年就开始撤退。其结果就是，动员了1550万人，死亡165万人，被俘虏241万人。这种一边倒，堪比八国联军侵华。
这种惨状，已不能简单用落后来形容了。一下子外资撤离，物价飞涨，食品短缺，民不聊生，矛盾全部爆发，神仙难救。
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一战，俄国在与西方文明的较量中，一次比一次惨。对于一个战争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屈辱了。这就是俄国发展迟缓的最佳注脚。
所有人都惊呆了。沙俄政权还没来得及哀叹就死亡了，人民革命没有预兆地突然来临。从二月革命、临时政府到十月革命，革命者自己都没做好心理准备，革命却顺利得不像话。
一战没有给斯托雷平想要的二十年，改革中道崩殂，沙俄在风卷残云中消失。如没有一战，俄国沿着斯托雷平的路线前进，它的人民应该会得到更多吧。
历史没有假设。成也战争、败也战争，这也是一种宿命。
小结
事实上，自彼得大帝以来，到1914年，俄国西化两百多年，但资本主义发展太缓慢。工业以国家力量和外商投资为主，占人口绝对优势的农民生活困苦，内需不足，资产阶级十分微弱。国家的农业本质始终不改。
其背后，是农奴制、农村公社、集权专制所构成的三位一体农业体制的改革太缓慢。自彼得大帝改革始，150年后农奴制才开始破冰，200年后才开始实施公社改革和宪政改革。
这才导致，彼得大帝时期的“后发优势”，演变成了长期的“后发劣势”，接连错过两次工业革命。
所以，它能随心所欲地攻打奥斯曼、波斯、清朝等落后国家，但无力与西方文明国家较量。
一战证明，俄国与西方文明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俄国的西化破产。战争的惨败，就是革命的导火索，这是这个国家的传统。
THE END
之后的俄国以激进的方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时代的弯道超车。它拓展了人类发展的路径选择，这是这个国家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
